承认与执行国际体育仲裁院上诉裁决的商事保留问题研究

依据《纽约公约》承认与执行国际体育仲裁院上诉裁决可能面临商事保留障碍。同时,我国《体育法》修订后,对体育仲裁与商事仲裁范围进行严格区分,由此,包含经济上的权利义务内容的上诉裁决可能无法得到承认与执行。对此,可借鉴瑞士、美国审判实践中的“金钱价值衡量法”与“商业及财产利益解释法”,从明确上诉裁决是否涉及经济上的权利义务出发,确定承认与执行上诉裁决的方案:一般情况下,承认与执行职业体育中产生的上诉裁决;有选择地承认与执行与职业体育或商业活动紧密联系的业余体育上诉裁决;调适“金钱价值衡量法”,排除非因经济利益争议而产生的上诉裁决。

论外国民事裁判承认与执行中的公序良俗原则——以实体与程序的双重意涵为中心

依2023年修正的《民事诉讼法》第299条、第300条第5项的规定,对于违背我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损害国家主权、安全、社会公共利益的外国民事裁判,我国不予承认与执行。在解释论上,这两条属于我国对外国民事裁判承认与执行中公序良俗原则的规定。民事裁判承认与执行脉络下的公序良俗仅指国内公序良俗,对其概念应做一元论的理解。根据实体内容与诉讼程序的不同,公序良俗可进一步区分为实体性公序良俗与程序性公序良俗。对于前者,法院可结合我国实体法中公序良俗类型化的理论与实践依职权进行审查;对于后者,法院需重视保障当事人以“合法送达”为核心的受通知权,将程序性公序良俗的解释扩张至程序基本权。此外,法院还需要平衡促进裁判流通与维护公序良俗这两种价值,遵循形式审查原则、实体与程序相协同原则、谦抑原则。

粤港澳大湾区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问题研究

香港地区和澳门地区回归后,粤港澳三地围绕民商事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持续开展磋商,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先后签署了一系列《安排》,但是这些《安排》在适用范围、适用顺序、公共秩序保留、审查期限、沟通机制等方面仍然存在一些缺憾,需要继续完善,使粤港澳大湾区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制度早日实现完美对接。

论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中的“确定性要件”

外国判决具有"确定性"是其得到域外承认与执行的基本前提之一。然而,对于判决"确定"的标准,各国、各法系之间尚存在诸多差异,这影响着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鉴于"确定性要件"日益突出的重要性,海牙判决公约计划就"确定性要件"达成了折中方案,意在引入为各国普遍接受的判决确定性标准。我国《民事诉讼法》等国内法要求外国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双边司法协助协定引入了"确定性要件",而我国司法实践并未充分关注"确定性要件"的适用。"确定性要件"的合理架构及适用应成为我国未来有关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立法及司法完善的重要方面。关于"确定性要件"的完善进路,应充分考虑海牙判决公约方案的开放性、国际性立场。

欧盟理事会2016年6月24日《关于婚姻财产制事项的管辖权、法律适用以及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的第2016/1103号条例》

第一章范围和定义第1条范围1.该条例适用于婚姻财产制。它不适用于财税、关税或行政事项。2.该条例不适用于下列事项:(a)配偶的行为能力;(b)婚姻的存续、效力及承认;(c)扶养义务;(d)对已故配偶遗产的继承;(e)社会保障;(f)在离婚、司法分居或婚姻无效的情况下,配偶之间享有的转移或调整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获得的退休金或无行为能力补偿金的权利。

论中国区际民事判决承认与执行的程序

完善中国区际民事判决承认与执行制度的关键,就是在程序上如何做到合理有序、简便易行。由于各法域均受制于统一的国家主权,因此,承认与执行区际民事判决的程序应随着国家的统一和共同利益的加强进一步简化统一。即使不能通过统一立法方式来规范,也应设计一些相对合理的程序。一方面,要体现各法域独立平等的精神;另一方面,要符合中国国情,不能简单地照搬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民事判决的程序。

关于香港与内地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问题

香港回归之前内地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需要到香港执行的得到了顺利的协助，香港回归之后，由于历史地位的变化，香港不再把内地的仲裁裁决视为“公约裁决”，承认与执行内地仲裁裁决的法律依据发生了变化，香港法院中止了执行内地仲裁裁决的程序。这是“一国两制”贯彻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两地终审法院应迅速建立协议关系，进行司法协助。

我国区际法院判决承认与执行制度之比较

近年来,我国在区际法院判决相互承认与执行方面取得了进展,先后生效的几个区际司法协助规定与安排的达成无疑将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我国区际法院判决相互承认与执行的开展。但是,这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或是一种带有过渡性质的"半成品",而较为理想的模式应是进一步制定一部统一适用于大陆与港澳台地区的判决承认与执行的专门立法。

未竟的争鸣:被撤销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在晚近三十年的国际商事仲裁实践中,被仲裁地撤销的仲裁裁决在他国获得承认与执行的案例屡次出现。以Hilmarton案、Putrabali案等为代表,法国法院的实践最具代表性。这种司法态度持续地引起了人们的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承认与执行被撤销的裁决的自由裁量权是否存在?对此,从裁决撤销制度的意义以及《纽约公约》相关条款的解读出发,可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结合《纽约公约》的立法宗旨以及当代国际仲裁的现状与发展趋势,对于这一问题,宜采取积极的现实主义态度:回答应为肯定,操作则当谨慎。目前中国法院尚未面临相关类似案件。中国加入《纽约公约》时即已表明,被执行人证明裁决存在已被仲裁地撤销的情形时,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申请,拒绝承认及执行。中国未来有必要明确:仲裁地法院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所确立的国际通行标准撤销的仲裁裁决,中国法院才应当拒绝承认及执行,否则,中国法院将保留承认与执行被撤销的仲裁裁决的自由裁量权。

外国法院惩罚性赔偿判决的承认与执行

本文在对惩罚性赔偿的历史发展和性质进行回顾和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案例的分析，探讨了外国法院惩罚性赔偿判决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承认与执行，并对我国人民法院处理这个问题提出了若干建议。

外国法院惩罚性赔偿判决的承认与执行

惩罚性赔偿（ｐｕｎｉｔｉｖｅｄａｍａｇｅｓｏｒｖｉｎｄｉｃｔｉｖｅｄａｍａｇｅｓ），又称惩戒性赔偿（ｅｘｅｍｐｌａｒｙｄａｍａｇｅｓ），是指在侵权案件中，法院除了判决侵害人向受害人支付补偿性的损失赔偿外，还判决侵害人向受害人支付一笔赔偿金，主要用以对...

外国法院判决承认与执行中的正当程序考量

正当程序是源自英美法系国家的一个概念。在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方面,正当程序对于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实现对司法机构的制衡、加强对外国法院判决的控制等均具有重要意义。在具体规则方面,正当程序的要求在很多国家国内立法和国际条约中均有体现。同时,一些国际组织所制定的国际民事诉讼示范规则也明确规定了正当程序的问题。我国有关司法解释及签订的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中也有正当程序的基本规定。但是,从我国签订的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的规定来看,存在各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之间对正当程序的规定不一致、正当程序的范围过窄等问题,带来了外国法院判决承认与执行的不确定性。因此,我国需要从立法、司法等多方面完善我国正当程序的规则。

中美民事判决承认与执行中的互惠原则

互惠原则是国际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在外国法院判决承认与执行领域,互惠原则也是一项重要的国际法依据。然而,由于各国法律制度的差异以及司法体系的不同,互惠关系的认定在具体案件中存在诸多问题。2017年6 月,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裁定,在中国首次承认并执行美国法院民事判决,该案与2011 年3 月美国法院承认与执行中国法院金钱给付判决的案件一起形成中美之间相互承认民商事金钱给付判决的完整“回合”。尽管如此,中美之间适用互惠原则的司法实践仍然是单边的,现有案例仍然存在诸多疑问有待进一步厘清。

论ICSID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ICSID公约》所创设的争端解决机制满足了国际商事交易当事方对投资争端解决手段的需求和选择。但由于存在着主权豁免因素,从而导致ICSID仲裁裁决的执行仍然困难重重。在国际商事交往中,争端的有效解决是公认之理、应有之意,争端双方均有责任、有义务尊重并遵守争端解决机构依法得出的结论。当国家以私性主体身份从事商事行为时,执行针对其私性财产所作出的某项仲裁裁决是逻辑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

论《纽约公约》裁决在我国的承认与执行--兼论我国涉外仲裁立法的修改与完善

作为《纽约公约》的缔约国,在过去的20多年间,我国遵循公约规定的条件,忠实地履行了承认与执行公约裁决的国际法义务。公约裁决包括外国裁决和非本国裁决。在国际商事仲裁司法实践中,地域标准已经成为各国普遍认可的区分本国裁决与外国裁决的主要标准,但对于某一裁决是否属于本国裁决,归根结底由相关国家法院依据当地法律作出裁定。公约项下的非本国裁决所针对的是裁决地与裁决执行地同属一个国家的情况,非本国裁决对于裁决地和裁决执行地国而言,既不是本国裁决,也不是外国裁决。我国现行仲裁立法存在混淆上述概念的情况,因此在对我国仲裁法进行修订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充分考虑将各国普遍认可的地域标准作为区分我国裁决与外国裁决的标准,并纠正我国现行立法中不符合仲裁实际情况的提法。

全球治理视域下民商事判决的承认与执行

当前,国际社会对多边主义的国际民商事秩序需求日盛,亟待聚焦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维护,并以全球治理为视域考察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问题。民商事争议的全球治理对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在利益权衡、司法互信和监管功能方面均提出了要求。在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问题上积极回应上述要求,不仅有助于融合民商事判决跨国流动中存在的特殊主义国际私法与普遍主义国际私法之立场对立,也能够指引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制度的规范革新。全球治理视域下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制度的规范革新,应构建平衡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与国家利益的规范体系,建立提升司法互信制度化的规范体系,确立蕴含监管功能的公共秩序规范,以此为我国在国际民商事领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制度保障。

论有限承认与执行外国惩罚性赔偿判决的理论基础与实施路径

由于两大法系传统上对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不同认识,带有惩罚性赔偿的外国判决一直以来受到大陆法系国家公共秩序的抵制,其背后既有对判决私法属性的质疑,更有来自损害赔偿基本原则的冲突。但晚近以来,随着各国民事实体法对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纳入以及损害赔偿法中对补偿性原则的放松,外国惩罚性赔偿判决开始得到各国司法实践的有限认可。当然,为了防范高额惩罚性赔偿对内国法制的冲击,外国惩罚性赔偿判决的数额仍不得违背承认地国家实体法上的比例原则。有鉴于此,未来我国的涉外司法实践应当充分顺应这种有限度承认与执行外国惩罚性赔偿判决的趋势,具体应以我国国内惩罚性赔偿规则的变动为导向,并将其贯穿于外国惩罚性赔偿判决的识别、适用范围以及数额限制三大方面。

我国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中的互惠原则:困境与破解

互惠原则作为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领域的一项基本制度,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虽然目前世界范围内取消互惠原则的条件与时机尚未成熟,但对其不当运用会导致报复主义和判决流通不畅,最终阻碍跨国民商事交往的发展,因此各国逐渐对互惠原则进行限制或软化适用。我国在认定互惠关系上长期采用事实互惠方法,形成了判决承认与执行领域的国际合作困局。特殊国情作用下的保守立场、立法定位模糊与条款缺失、司法惯性与协调机制匮乏,是造成我国难以推行宽松化互惠制度的深层原因。立足国内法治环境选择改进互惠原则的适用方式,立法层面上应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体系内对法律规定进行修改,以被申请人承担举证责任为核心定位,并补足其他程序条件设置和例外规定;司法层面上应出台统一的司法解释,并辅之以逐级上报制度、裁判文书说理义务、发布指导性案例;在配套机制方面,应建立外事部门沟通联络制度、外国判决数据系统与国别清单制度,以保障互惠原则软化适用的顺利运行。

当事人协议管辖与境外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法律制度的关系初探

当事人协议选择外国法院而排除中国法院的管辖权在实践中时有发生,而中国法院认可该协议的条件如何是目前学术界和实务界关心的重点。本文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通过对当事人选择外国法院的协议成立条件的梳理,重点分析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的互惠原则与当事人协议管辖的关系,探讨互惠原则作为认可管辖协议的成立之条件。

国际体育仲裁院仲裁裁决在中国的承认与执行——基于我国承认与执行CAS裁决第一案的实证考察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辽02民初583号民事裁定,标志着CAS裁决在我国的承认与执行拉开了序幕。该民事裁定明确了CAS裁决为瑞士籍商事仲裁裁决,可依托《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简称《纽约公约》)予以承认和执行;CAS仲裁条款的效力,应根据我国仲裁条款法律适用的独立性和分割制方面仍存瑕疵。CAS仲裁条款作为其裁决有效作出的决定性依据,我国司法机关应将其区分为形式要件、能力要件和实质要件,分别根据《纽约公约》和我国单独的法律选择规则,或主动依职权、或被动应当事人申请进行审查。司法机关在本案中的司法审查实践,也为我国相关体育法律关系主体在仲裁机构选择、仲裁地的确定、仲裁条款法律选择的拟定等方面逆向提供了积极的行为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