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

本文将美国对华出口管制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以2018年第四季度至2022年第一季度进入美国实体清单的上市企业为处理组,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比较分析企业在遭受美国出口管制前后技术创新投入的差异,实证考察了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对中国被管制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显著抑制了中国被管制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该影响持续体现在制裁实施后的第二、三期,随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弱,并在第五期转为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高杠杆率企业和处于较低市场化水平的企业相对于其他企业,受美国对华出口管制的影响更加显著。机制分析的结果表明,美国对华出口管制政策通过加剧被管制企业的经营风险以及财务风险,限制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

新能源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融资约束和政府补助视角

选用沪深A股2009—2022年新能源企业的面板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和固定效应模型,经过回归分析后发现:新能源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呈现U型关系,这意味着只有当技术创新投入超过极值点时才会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融资约束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抑制作用;政府补助能调节融资约束对技术创新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使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提升。建议新能源企业增加技术创新投入或积极获取政府补助,以降低融资约束带来的压力,从而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技术创新投入对企业财务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互联网时代到来,掀起了新一轮技术风潮,引起企业的广泛关注。而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力度的加大,增强了企业竞争能力。现有研究表明:技术创新投入对企业发展和财务绩效至关重要,但是关于技术创新投入与企业财务绩效研究还比较少。基于此,文章以区块链概念股上市公司为主要研究对象,提出研究假设,确定变量指标,建立研究模型,通过线性回归分析法的运用,剖析技术创新投入对企业财务绩效影响。得出结果表明:技术创新投入对企业财务绩效有显著影响,但是存在滞后效益;企业高度重视技术创新活动的有序开展,给予资金和人员方面的支持,以此增加技术成果,促进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碳信息披露视角下技术创新投入对企业价值创造的影响研究——基于261家重污染行业上市企业数据

文章探讨了技术创新投入对企业价值创造的影响和影响机制,以及碳信息披露水平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基于2017—2021年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企业数据研究发现,技术创新投入对企业价值创造存在显著的U型影响,且具有滞后效应,滞后一期技术创新投入对企业价值创造的影响要大于当期和滞后二期;碳信息披露水平在技术创新投入对企业价值创造影响中的调节作用存在异质性,高碳信息披露水平下,技术创新投入对企业价值创造影响的正效应更强。进一步检验发现,技术创新投入对企业价值创造的影响存在资源挤占效应和激励效应,高碳信息披露水平能够减弱资源挤占效应、增强激励效应,发挥其在技术创新投入对企业价值创造U型影响中的正向调节作用。由此,企业在技术创新投入初期,应增大财务杠杆,提高资产周转速度,持续不断地提高技术创新投入水平,积累创新经验,并积极进行碳信息披露,发挥碳信息披露的正向调节作用,提升企业价值创造能力。

财务柔性是否促进知识密集型中间投入品企业的价值提升——基于技术创新投入的遮掩效应

知识密集型中间投入品产业的发展对产业安全起着重要作用,但发展受财务柔性限制。本文利用2011—2021年知识密集型中间投入品产业上市公司对之进行探讨。研究发现,财务柔性与知识密集型中间投入品企业价值之间呈倒U型,技术创新投入在两者之间表现为遮掩效应。技术创新投入能显著提升企业价值,而财务柔性储备会占用技术创新投入的预算。进一步根据企业性质分组回归,发现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对冗余资金的利用率更高。根据地区分组回归发现,相比东中部,西部地区的知识密集型中间投入品企业财务柔性储备的效应更高。

新能源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对财务绩效的影响

本文以新能源企业2010—2022年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技术创新投入能够显著促进新能源企业财务绩效的提升,同时政府补助能降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带来的风险,弥补创新投入失败带来的损失,有效激励企业通过增加技术创新投入提升财务绩效。因此本文建议,应该完善政府补助政策,有针对性地对技术创新企业进行补助,最大限度地发挥政府补助作用,为新能源企业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两职合一、高管薪酬与技术创新投入

本文以2013~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平衡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两职合一、高管薪酬和技术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两职合一与技术创新投入显著正相关,高管薪酬在二者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行业性质会影响两职合一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即与非高科技企业相比,两职合一对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在高科技企业中更加显著。因此,应根据行业性质合理选择领导权结构,两职合一的企业应完善薪酬激励体系,并加强内外部监督。

股权结构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影响的实证研究

分析股权结构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认为控制权私人收益是股权集中的原因之一,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概念模型,并运用实证研究检验了关于股权结构、控制权私人收益和技术创新投入之间关系的相关假设。

企业社会责任贡献,技术创新投入与企业价值创造关系研究

创造价值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最基本的动力机制。本文基于2012~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企业社会责任贡献、技术创新投入与企业价值创造的关系,以及内部控制在其中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贡献对企业价值具有正向作用;企业社会责任贡献对技术创新投入具有正向作用,且技术创新投入中介了企业社会责任贡献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内部控制正向调节了企业社会责任贡献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即内部控制强化了企业社会责任贡献的价值创造效应。本文为企业社会责任和技术创新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有效补充。

不同技术创新投入结构下的企业成长性分析——以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为例

以浙江省1059家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以突变级数理论为基础,构建了高新技术企业成长指数模型,进行了成长性分析评价。同时,对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结构进行了分析总结,并与企业的成长性进行了相关分析。研究表明,企业独立研发与自身的成长性正相关,而研发经费投入与研发人员投入没有对其成长性产生相应的作用。因此,高新技术企业应加强对研发经费和人员投入的使用与管理,并提高自身的独立研发能力。

高管海外背景、薪酬差距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基于PSM的实证分析

文章以2007-2016年2109家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倾向得分匹配(PSM)法考察不同产权性质下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以及薪酬差距对这种影响有效性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高管海外背景与薪酬差距均显著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投入。进一步地,相比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中政府支持、经营目标多元化会引致技术创新动力欠缺,削弱了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激励效应;薪酬差距对高管海外背景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正向调节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尤甚。希冀研究结论对海外人才引进计划的实践以及企业高管薪酬契约的优化提供借鉴。

经济不确定性、政府补贴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

技术创新投入是经济不确定性下的企业一项重要财务活动。文章通过运用我国2009-2013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了政府补贴缓解经济不确定性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在技术创新投入过程中受到外部经济不确定性的影响,经济不确定性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产生负面影响;政府补贴能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在缓解经济不确定性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负面影响中,政府补贴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比较显著。

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与融资结构的关系:理论模型与实证检验

研究了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与融资结构的相互关系。首先构建一个双寡头竞争下的企业两阶段最优模型,据此提出研究假设,即从理论上提出分析两者内在关系的逻辑依据。然后利用2009—2011年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数据,分别对企业技术创新的资金投入和人力投入与融资结构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与融资结构负相关。

产权性质、技术创新投入与高管薪酬

以2011-2015年上市高科技企业为样本构建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不同产权性质背景下技术创新投入与高管薪酬激励及薪酬绩效敏感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科技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与高管货币薪酬和在职消费均显著正相关,且与在职消费相比,货币薪酬激励效果更好,说明高管更倾向于谋求货币薪酬。进一步研究发现,减弱高管货币薪酬和在职消费与绩效的敏感性可以更好地促进技术创新投入,这一表现在高科技国有企业中尤为突出。因此,高科技企业应建立多元化薪酬体系,考虑产权性质的影响,适度增加货币薪酬激励,并制定适合技术创新活动的薪酬业绩敏感性绩效体系。

财务柔性、高管过度自信与技术创新投入关系

本文以企业财务柔性储备存在差异为立足点,基于2011-2015年沪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财务柔性如何作用于高管过度自信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过度自信和财务柔性的储备均显著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投入;高财务柔性也会加强高管过度自信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投入。进一步根据行业特性分样本研究表明:财务柔性的作用在实物投资与研发投资之间存在博弈。相比非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中财务柔性推动过度自信高管进行技术创新投入的作用更明显。本文从财务柔性角度,丰富了行为金融学与企业创新行为关系的研究,为企业财务柔性的选择以及高管聘任提供了经验支持。

智能制造有利于增加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吗——基于智能制造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智能制造是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主攻方向,而如何准确客观评价智能制造的实施效果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从技术创新投入视角,将智能制造试点政策实施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采用2011-2019年制造业上市企业面板数据,通过PSM-DID方法研究智能制造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智能制造显著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即通过提升客户集成度、供应商集成度进而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且促进作用仅发生在民营企业和非高新技术行业中。该发现扩展了现有研究外延,同时,为解决当前国际困局和促进智能制造的持续推广提供了重要实践价值。

中国创新型试点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投入关系研究

以我国首批试点创新型企业为样本,采用三次式对企业规模与技术创新投入关系进行回归分析,从实证的角度探讨了二者关系分段曲线特征和相关拐点(转折点)分布,以期为我国创新型企业分类评价提供相关参考。

我国区域技术创新投入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基于中国省级区域面板数据的实证

技术创新投入的经济增长效应具有一定的区域差异。文章选取我国30个省1998-2006年的数据资料,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了我国东部、中部与西部区域技术创新投入的经济增长效应。实证结果说明,我国东中西部技术创新投入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性,东部各种技术创新投入对增长的拉动效应较明显,中西部地区技术创新投入的增长效应则相对较弱。

政治关联、政府补助与技术创新投入关系研究

基于政治关联视角,以沪深两市信息技术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政治关联、政府补助与技术创新投入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政治关联、政府补助均对信息技术行业技术创新投入具有正向显著作用。政治关联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与政府官员类政治关联。研究表明两种类型的政治关联对技术创新投入力度的作用机制不同。政治关联利用政府补助的中介作用正向作用于信息技术行业的技术创新投入,代表委员类政治关联发挥一定的调节作用。

新环保法实施增大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吗?——基于PSM-DID方法的研究

以2012—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借助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研究了新环保法实施这一外生性事件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结果显示,新环保法实施后受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有所增加,但结果并不显著。进一步探究其原因,发现除新环保法影响可能存在的时滞性特征以外,企业并没有在新环保法实施环境下对企业的资本结构、治理结构和激励方案等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重大方面做出及时调整,导致环保法的强制性作用无法快速、有效地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