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隐名投资合同的性质认定及效力边界

股权隐名投资由实际出资人—名义股东—目标公司三方主体,以及两个连环合同关系构成。由于实际出资人在订立合同前并不持有股权,与目标公司不存在法律关系,故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签订股权隐名投资合同只能产生债权,公司法只承认名义股东的地位及享有股权。在判定规避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股权隐名投资合同效力时,应坚持“一般无效,例外有效”的基本立场。股权隐名投资合同无效或解除仅导致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间的权利义务终止,不影响名义股东与目标公司间的法律关系,名义股东继续享有股权,但是其独享股权权益构成不当得利,故应返还不当得利,并就股权增值部分公平分配。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投资合同的法律制度构建设想

2022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案进一步完善了有限责任公司制度。但在实践中,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投资合同仍存在一些法律问题,如合同条款不明确、法律适用和争议解决机制不完善、合同执行和监督机制不健全等。本文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对策:一是完善合同条款的明确性和具体性;二是明确法律适用和争议解决机制;三是建立合同执行和监督机制。通过这些措施,有助于进一步规范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投资行为,保障股东合法权益,促进公司治理结构优化,为有限责任公司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助力构建规范、透明、开放、动态、有韧性的现代企业制度。

美国证券法“投资合同”的法律辨析

投资合同的定义相当有弹性,类似于证券定义中一个“兜底条款”。其它定义所不能涵盖的“证券”都可以设法联系到这里。

隐名股东投资合同解析——以《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5条为基础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25条认可了隐名股东的存在和地位,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依据投资合同确定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尤其是隐名股东的实际出资义务和投资权益,投资协议据此成为显隐股东之间的关键合同。投资合同的核心内容是投资权益,可将该权益的范围解释为股东自益权,但不应当包括共益权,显名股东行使共益权以不得恶意损害隐名股东利益为原则。

美国风险投资合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风险投资中的委托代理问题是由信息不对称引起的。信息不对称包括事前的信息不对称和事后的信息不对称,它们都可能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风险投资合同是解决风险投资因信息不对称而引起的代理问题的重要手段,其分阶段投资条款、投资工具选择条款等在美国风险投资合同中大量存在,它们有效地解决了风险投资家和创业企业家之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难题。此外,声誉机制也在美国的风险投资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美国风险投资合同的成熟经验对我国风险投资界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创业投资合同与我国公司法制的适应性探讨

创业投资合同打破了标准的公司利益与控制权分配格局,形成了创业企业独有的公司治理结构,回应了内含于创业投资中的极端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以及代理成本问题,从而对接了资本和创新。在我国创业投资实践中,美式创业投资合同条款在本土化的过程中遭遇了种种制度障碍,与我国的公司治理规则、公司资本制度有诸多不匹配、不协调之处,这是我国公司法制适应性不足的表现,亟待修正与完善。

石油开发投资合同的国际比较与评价创新

石油工业具有高投入、高风险等特点 ,可以采取不同的开发投资合同进行合作开发 ,相应地产生了对开发合同的评价 ,本文主要分析了目前所采用评价方法存在的不足 ,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专家风险打分评价的方法。

非法集资投资人地位及投资合同效力的反思与破解

当前,我国法律框架对非法集资案件中投资人诉讼地位及投资合同效力还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使得不同案件的裁判尺度难以统一,再加上此类案件普遍存在刑民交叉的特点,处置程序缺乏相应规范成为司法实践中面临的严峻问题。针对投资人诉讼地位,可结合法益保护、刑事被害人的正当性及有利司法实践原则,将集资诈骗罪中的投资人界定为被害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投资人界定为证人。针对投资合同效力,可结合民法典及刑事立法精神,将集资诈骗罪中的投资合同认定为无效合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则应结合当事人的主观意图等对投资合同的有效性、是否可撤销等进行具体区分。同时建议设立公告程序及诉讼代表人制度,充分保障非法集资案件中投资人及第三人参与诉讼的合法权益。

美国风险投资合同中分期投资探析

分期投资是解决风险投资信息不对称问题的一个重要手段,能对创业企业家产生有力的激励作用。文章对美国风险投资合同中的分期投资安排做了实证分析,并以两个典型案例做了说明,最后论述了分期投资应掌握的策略和基本原则。

国际能源投资合同主要法律条款的选择——以产量分成合同范本为实例

国际投资者与资源所有国即东道国签订国际能源投资合同是当前海外能源投资最重要的方式。国际能源投资合同具有一系列特色鲜明的条款,既是东道国与国际投资者正面博弈的基础性法律文件,也是海外能源投资在合同领域进行私法救济最主要的依据。以国际能源投资领域最为常见的产量分成合同范本为例,其主要包含稳定条款、法律适用条款以及争端解决条款。这三类条款的选择与适用能够为海外投资者提供最初的合同法律保障,同时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预防海外能源投资风险提供及时有效的预防方案。

风险投资合同研究综述

风险投资合同理论是现代金融合同研究理论的重要研究领域。面对风险投资行业的高风险和高不缺定性,风险投资者需要选择适当的合同来实现对现金流权利和控制权的分配,对企业家和风险投资者进行激励,以实现经济价值最大化。文章重点评述了风险投资合同的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指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风险投资合同中激励机制的模型分析

激励机制一直是风险投资的研究热点,但相关的定量模型分析研究却几乎没有。本文通过对风险投资合同中双方的成本与收益进行建模,表达出风险投资中激励机制的线形规划方程,并发现风险投资对创业者的激励因子与风险项目的成功概率是呈反向关系的,且弹性系数大于1。

作为公众投资工具的投资合同之法律适用研究

本文主要研究虽然名称上不是股票或企业债券,但实质上以给予回报而募集公众资金的投资合同是否应该由证券法监管,或者说是否构成证券法下的证券。为此,在考察美国证券法(制定法)和普通法(判例法)的基础上,总结出投资合同构成证券法下的证券之要件,并据此分析了目前社会上较有影响的造林投资合同,得出该类投资合同构成证券,应该由证券法对其加以调整的结论。

证券型通证发行的法律性质与监管范式转变——以美国数字资产投资合同分析框架为视角

缺乏监管制约和价值支撑的首次代币发行(ICO)浪潮已经退去,证券型通证发行(STO)的出现与兴起是创新业态回归金融基本逻辑、寻求与既有法律体系相协调的具体表现。我国对ICO和数字货币严厉禁止的监管态度和相对宽松的执法力度使得STO在我国"名亡实存"。域外以美国为代表的监管机构积极寻求现行证券法律框架内对数字资产法律性质判定的标准,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适用投资合同分析框架时判定标准存在差别,利润获取方式是判定新型数字资产是否构成证券的关键。STO存在技术优势和监管合规之间的内生悖论,这种内生悖论的破除需要在保障国家金融主权的前提下有条件地接受制度变革。STO的本土化适用必须转变"融资手段"的刻板印象,向创新技术优化传统模式的思路转变,应以宏观审慎和微观行为监管并举的取向看待证券型数字资产在金融机构中的存在方式,以股权众筹的技术选择预留出证券型数字资产在非金融机构中的创新空间。

论外商投资合同法律效力争议解决

本文所称外商投资合同法律效力争议,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它不仅包括外商在中国境内直接投资签署的中外合资/合作经营企业合同及其变更的法律效力所产生之争议,也包括外资并购合同法律效力产生之争议,还包括外商投资中企境外企业所签署的合同法律效力所产生之争议。本文意图通过对上述三种不同形式的外商投资合同法律效力所产生之争议的不同方面进行比较研究,从而找出正确的解决这些争议的方法,以供业内人士、仲裁员、律师参考。

论外商投资法司法解释下投资合同的效力认定

2019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外商投资合同范围作了扩大性解释,采取了尽可能认定合同有效性原则,并对《外商投资法》施行之前的合同适用"从新兼有效"原则。但该司法解释并未完全替代旧的司法解释,在新法颁布后的一段时期内仍将面临同时适用可能产生的重叠等问题。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的全面确立给外商投资合同的效力认定带来不确定性,尚有待司法实践检验。建议进一步明确投资合同违反负面清单制度的行政法效力,废止与该司法解释相互重叠或冲突的法律法规;结合以往司法实践明确外资安全审查管理制度下的外资合同效力认定规则,实现外资行政管理权与司法裁判权的有效平衡,更好地处理管理外资与法治保障外资之间的关系。

论海外BOT项目投资合同的法律风险防范

随着中国工程建设企业走出去步伐的加快,国际化经营层次的提升,国内大型工程建设企业在国外进行BOT投资的力度在加大,因BOT项目合同金额一般较大、合同关系复杂、合同周期较长、风险影响因素较多,准确识别和有效防范BOT项目合同法律风险是摆在致力于国际化经营的工程建设企业一个重要的课题。

新时代背景下的投资合同证券化

2016年8月31日我国新设立了7个自贸试验区,而与此同时,我国的《证券法》也正在修改过程中,这就预示着,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自贸试验区的设立,投资合同受到了中小企业融资的青睐,但是我国的《证券法》并没有将投资合同纳入证券当中,这势必会给中小企业带了非法集资的危险,我们需要给证券在新的背景下重新定义,本文将通过对美国和中国的两个典型案例的对比,从而得出将投资合同纳入我国《证券法》中的证券的时机已经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