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农村投资激励机制研究

鼓励农业农村投资,是实现农村现代化的重要途径。这就需要政府全面研究农业农村发展实际,做好顶层设计,出台激励农业农村投资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改善农业农村发展条件,强化政府财税优惠与保障效率,发挥各类金融财政工具作用,化解农业农村投资风险,健全投资保障机制,推动形成多元化农业农村投资格局,加快农村资金要素流动,为农业农村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发挥资金在社会主义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重要作用。

外出打工率对农户教育支出的影响--基于人力资本投资激励效应

人力资本成为中国农村实现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然而人口流失又是短期内不会改变的趋势,因此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农村如何在人口规模减少的背景下实现人力资本积累。文章从微观农户的视角分析当村庄外出打工率增加时,农户是否会由于未来迁出就业的高回报而加大对子女的教育支出,这既是对人力资本投资激励效应的理论完善,也为农村实现人力资本积累提供了路径思考。本文基于2010年和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库的两期追踪儿童数据构建带有调节变量的中介效应模型,验证人力资本投资激励效应在中国农村的存在性、发生条件与影响机制。实证分析发现:只有在村庄外出打工率超过43.54%、家庭收入超过3.994万元之后,人力资本投资激励效应才会显著,即村庄外出打工率促进农户教育支出。该结论在考虑样本选择的干扰、迁移原因的干扰以及抽样数据可靠性的干扰后依然稳健。当纳入父母教育期望这一影响机制时,人力资本投资激励效应的条件被拓宽,村庄外出打工率的拐点从43.54%下降到37.65%。再加入调节变量之后机制更加清晰,母亲的人缘关系指代的家庭信息接收能力作为调节变量,发挥了直接调节作用和对中介效应第一阶段的间接调节作用。人均村务布告栏数量指代的村庄信息传输通畅程度作为另一调节变量,也同样发挥了直接调节作用。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迁出率急剧增长的村庄中的人力资本投资激励效应最明显,反映出外部环境的动态变化对人们心理影响更大。在地区分布上,只有中部地区的农村存在显著的人力资本投资激励效应,而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这一作用并不显著。因此,对于人口流失的中国农村而言,要实现人力资本积累,应当在发展非农产业提升农民收入的同时注重完善村庄信息传输渠道、鼓励城乡交流、提升农民教育期望。

城市停车产业化的投资激励机制探索

城市停车难已经成为制约城市治理的重要问题,停车产业化是解决城市停车难题的重要路径。停车产业化应明确界定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边界,加强城市停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加停车供给可以通过政府机制或市场机制来实现,但市场机制具有天然的优势。当前,要积极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积极推进停车资源的市场化供给;根据停车资源产业化、民营化和专业化的基本要求,积极营造良好的停车市场投资环境,鼓励民间资本的市场化经营;以民间资本的投资经营利润为激励机制,构建有利于停车资源时空配置的合理价格体系。

农地确权如何影响投资激励

以农地确权对投资激励的主要影响机制为着眼点,结合中介路径分析方法,将确权投资激励效应的三条作用路径进行区分并全部纳入实证分析框架中。研究发现:产权安全效应即"确权—收益保障—投资激励"作用路径占总效应的15.4%;要素交易效应中"确权—贷款可得性—投资激励"作用路径占总效应的51.9%,而"确权—农地流转—投资激励"作用路径不显著。由此指出,在稳步推动农地确权政策、强化地权保障的投资激励效应时,一方面要强调突显农地抵押担保功能,进一步完善农地抵押贷款政策,由此提升确权促进资金借贷进而激励投资的作用;另一方面要试图打通"确权—农地流转—投资激励"作用路径中前半路径的断点,从而释放确权通过农地流转所实现的投资激励效应。

中国税制改革路径选择：从投资激励向消费激励转型

中国现行税制具有明显的投资激励特征,商品税和非税收入对投资具有正的激励效应,收益税具有负的投资激励效应。政府追求经济财政高增长、强化充分就业的财政职能以及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不协调是投资激励税制的主要成因。税制改革应遵循从投资激励向消费激励转型的原则,整体降低商品税、提升所得税比重。将营业税、部分消费税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进一步降低关税税率。将与资源、环境有关的部分国内消费税并入环境税。

论我国高技术产业免税期政策的投资激励效应

考察我国高技术产业的免税期政策 ,用定量分析工具作了实证分析 ,论证免税期政策作为投资激励政策 。

供应不确定下基于投资激励的两阶供应链协调模型

针对零部件供应不确定情况下零部件供应商与制造商的优化决策问题,设计投资激励策略来改善供应的可靠性水平,以实现供应链的协调。研究发现,未协调模式下制造商的最优订购量和供应商的最优计划生产量都大于供应确定下的最优量,且供应链各方的利润会小于供应确定下的利润;制造商通过投入对供应商可靠性水平进行改善,可以使各方利润增加,实现供应链协调。数值分析进一步验证了该协调机制的有效性。

外部选择与关系专用性投资激励——基于GHM模型的研究

现实中的契约总是不完全的,当自然状态被参与人观察到之后,为了保证交易有效率,通常会对事前契约进行再谈判。首先,论文研究了事后再谈判时参与人的外部选择对事后合作租金的分配影响及事前关系专用性投资激励问题;其次,根据外部选择是否具有约束力,将外部选择区分为威胁点和现状点。研究结果显示:当外部选择为现状点时,不完全契约会导致事前关系专用性投资不足;而如果事后外部选择为威胁点时,投资方会作出有效率投资或投资过度。

补贴政策与投资激励实证研究——基于中国上市高新技术企业的面板数据

本文以中国上市高新技术企业的面板数据，对三种类型的政策补贴与技术投资和规模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发现：直接的货币补贴政策不仅能够激励企业增加技术投资，而且能够激励企业适当减少规模投资；税收返还和所得税优惠政策不仅能够激励企业增加技术投资，而且能够激励企业适当增加规模投资。最后本文针对当前补贴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建议。

农地产权安全性对农业绩效影响:投资激励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来自丘陵地区三个村庄的初步证据

从投资激励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两个维度检验《农村土地承包法》实施以来农地产权安全性对农业绩效的影响。结论指出由于目前土壤保护性投资对农业绩效的贡献微弱,因此地权安全性的投资激励效应对农业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地权安全性的资源配置效应对劳动力生产绩效具有显著影响,但对土地生产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政策含义为从改变农业补贴方向和风险基金机制以及提高地权安全性等方面来保障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

食品生产纵向投资激励和食品安全问题

本文认为,从产业组织角度来看,食品安全问题是一个企业行为和市场绩效问题。本文区别于从消费者支付意愿和政府规制的角度,而是从食品生产的纵向过程入手,基于投资激励和谈判理论,研究了一体化所有权结构和分散所有权结构下的厂商卫生投资行为。文章认为,由于食品生产环节之间的所有权关系不同,厂商在控制各生产环节的病菌扩散过程中的努力程度也不同,投资激励的不一致性造成食品的安全性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纵向一体化更有助于食品安全性的提高。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对于食品生产企业来说扩大企业经营的空间,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食品生产过程中激励不一致所造成的食品安全问题。

基于购买历史的价格歧视、投资激励与厂商竞争分析

厂商应用现代信息技术能够动态记录和掌握消费者的购买信息,以对不同消费者收取不相同的产品价格,即基于消费者购买历史的价格歧视。建立博弈模型研究厂商这种定价模式对寡头厂商投资激励和竞争行为的影响。当厂商进行价格歧视时,均衡中,厂商对重复购买的消费者索取高价,而对竞争对手的顾客索取低价。当厂商不进行价格歧视时,缓和了厂商第二期的价格竞争,厂商在第二期索取较高的价格,对第一期定价的影响与厂商的数目以及厂商和消费者的耐心程度相关。价格歧视竞争导致厂商对产品质量的投资较少,禁止价格歧视行为,会增强厂商的投资激励,扩大社会总福利。价格歧视行为对厂商利润和消费者剩余的影响取决于厂商的投资成本。当厂商投资成本较大时,价格歧视竞争减少厂商利润,但增加了消费者剩余。

基于不完全契约的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激励

不完全契约理论是分析和解决专用性投资不足的有力工具。在阐述不完全契约分析框架之后,分别从个人和企业层面探讨了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的不足,最后,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探讨了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措施。

政府投资激励与工业企业生产率——来自中国的政策实验

本文通过一项"县批设成立省级(或以上)经济技术开发区(含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政策实验,基于2002~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评估了政府投资激励政策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而言政府投资激励政策不利于企业生产率的提高。进一步分解传导机制发现,政府的税收庇护使企业产生了"政策依赖"和"政府保护"预期,从而降低了企业提高生产率的动力;但政府投资激励引导产生的"金融外部性"效应和"劳动力池"效应,有利于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因此,政府应该逐步减少对企业"庇护式"的微观干预政策,将重点转向培育产业集聚、培养高技能人才以及保障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等方面。

银行卡平台营利性质对投资激励的影响

构建了基于双边市场理论的投资策略模型,分析了银行卡平台营利性质对平台投资者的投资激励的影响,发现在差异化营利市场条件下,非营利性银行卡平台具有更强的投资激励效应。同时,利用2002～2011年全球主要银行卡公司财务数据对投资激励效应的性质和强度进行了实证检验。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现实经济中非营利性银行卡平台的融资规模高于营利性银行卡平台的原因。

外商投资激励与投资促进的比较与启示

对外商投资激励和投资促进是引进外资中使用的不同手段,两者在内涵、形式和影响上存在很大差异。发达国家注重投资促进,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却更加重视投资激励,并且已经形成了恶性竞争的不良后果。因此,通过对两者的特点主要是差异性进行比较,有助于科学合理地选择引资手段,使引进的外资更有利于我国经济与贸易的长期发展。

一体化经营与降低成本的R&D投资激励——自然垄断产业融合规制的一种思路

文章通过构建一体化经营决策模型,论证在收益率规制基础上的联合成本分担的融合规制模式有助于诱导企业一体化经营,激励企业进行R&D投资以降低成本。而成本的降低能够使管制价格不断降低、消费者剩余得到动态提高。

“农超对接”供应链的治理模式和专用性投资激励研究

针对目前我国农户加入"农超对接"供应链意愿不足这一现实问题,首先,分析"农超对接"供应链的不完全契约特征;其次,构建了三种不同治理模式的数学模型,对比农户最优专用性投资水平的差异;最后,建立事后再协商的讨价还价动态博弈模型,研究影响农户专业性投资水平的因素。研究表明:以激励农户提高专用性投资水平作为标准,事后再协商模式将比事后不协商模式更具优势;如果农户预期到自己在事后再协商中会面临被"敲竹杠"的风险,将会降低事前的专用性投资水平;可以从改造农超双方不平衡的上下层结构关系入手,来激励农户提高专用性投资水平。

R&D的投资激励:为什么会有技术领先企业?

企业为什么要进行R&D投入?我们推测并证明了,R&D投入具有利润意义。那么,这个利润又来源于哪里呢?我们发现,新技术的出现和策略性采用,所引出的高质量、高性价比的产品,具有更高的经济利润;企业间之所以存在R&D投入的竞赛,是由于发展领先技术能差异化自己的产品;追求经济利润的技术领先动机,会触发和导出社会经济的技术进步。

不完全契约、敲竹杠与投资激励:一个文献综述

经典的GHM模型认为,不完全契约易导致敲竹杠问题,从而导致事前关系专用性投资不足问题。但是该模型是建立在很强的假设基础上的。通过对不完全契约的基础、声誉与敲竹杠行为、GHM模型的拓展、敲竹杠问题的治理机制以及实证研究等前沿文献进行了梳理,并指出下一步的可能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