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EP投资规则与中国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战略

RCEP的生效实施为推动中国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创造新发展新机遇。RCEP设置了高标准投资规则,具有投资规则覆盖范围广、投资自由化程度高、重视投资便利化、关注服务业与数字产业新领域等亮点。RCEP深化高质量投资规则,具备化解贸易投资领域新壁垒、积极应对全球价值链向区域化演变的新趋势、推动投资规模持续扩大、深化投资合作机制的现实基础。中国主动与RCEP对接,在放宽外资市场准入、“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投资规则国际合作以及投资领域制度型开放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进展。然而,中国在外资市场准入、跨境资本流动、投资风险管控、投资争端解决等方面仍存在改进空间,如投资便利化政策执行不到位、国内规制与国际规则仍未形成良性互动格局等问题,给中国参与RCEP区域内国际经济合作带来诸多困难与挑战。面对国内外形势变化,中国应从完善外资管理制度、推动国内外投资规则的对接与兼容、加强投资规则与其他规则的联动性、科学设置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等方面推动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升级。

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变化趋势及上海对策

在当代“深度经贸协定”推动下,各国对外开放呈现全面、立体和集成化特征,目的是更有效地参与全球价值链并提升竞争优势。上海要积极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以深化高水平开放激发高质量发展,强化“四大功能”,推动“五个中心”建设。为此,要提升外商投资准入管理,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拓展贸易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发挥国内外市场“双循环”桥梁功能;深化金融开放压力测试,助力国际金融中心能级提升;创新开放促进开放式创新,内外协同推动国际合作。

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新变化:竞争中立原则的应用与实践

“竞争中立”的概念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最早由澳大利亚提出，是指“政府的商业活动不得因其公共部门所有权地位而享受私营部门竞争者所不能享受的竞争优势”；2011年以来，美国在多次政治、经济和外交活动中讨论“竞争中立”，并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等国际组织中推动竞争中立框架的推广和落实，使得竞争中立原则引起国际市场的广泛关注。

新一代贸易投资规则的环境标准对我国的挑战及对策

2010年美国启动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首轮谈判以实现“重返亚太”的战略目标，2013年宣布与欧盟正式启动1Tr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谈判，试图重塑全球贸易新规则。在此背景下，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正加速酝酿制定面向未来的新一代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其中，环境因素已成为新规则考虑的核心内容。

投资项目的期权评价与最优投资规则

本文介绍了不确定环境下的投资项目的期权评价方法和最优投资规则 ,研究了单期项目和连续投资项目的投资决策问题 ,探讨了实物期权评价方法与传统的净现值评价方法中最优投资规则的差异 ,并对影响最优投资规则的差异因素进行了敏感性分析 ,得出了直观而有实用价值的结论 .

博弈与协调:构建多边投资规则的中国方略

国际投资法律机制正从多极体系向多中心结构变化,逐渐脱离当前国际投资法律体系的发展中国家增多,发达国家正积极推动超大型自由贸易协定。此趋势的规则表现是国际投资法律机制从欧美两极化主导下的双边机制向多中心国家主导的多边化方向发展。我国应有应对不同场所下多边投资规则构建的方略,即在遵循优先构建地缘性多边投资规则、重点构建自贸区多边投资规则、主导构建非发达国家间多边投资规则、积极参与构建普遍性投资规则的基本方略基础上,对规则冲突进行协调。

国际投资规则新变化对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影响及对策

国际投资规则紧随国际经济发展而不断变化，是各国经济利益动态博弈的竞争表现。近年来，美国双边投资协定2012范本（BIT2012）、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国际服务贸易协定（TISA）等双边、区域、多边协定旨在制定一些更高标准的投资贸易新规则，引领未来国际经贸规则的发展方向并试图在全球范围内推广。

论世界贸易组织国际投资规则与我国外资立法改进

中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世界贸易组织 (WTO)所确立的法律体系对我国具有法律约束力。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方面 ,世界贸易组织 (WTO)有关国际投资的规则将对我国外资立法产生重大影响。主动修改与完善我国现行外资立法 ,使之与世界贸易组织 (WTO)规则相符合 ,已成为我国外资法制建设的当务之急。本文在介绍世界贸易组织 (WTO)国际投资规则的基础上 ,试图对照世界贸易组织 (WTO)规则对我国现行外资立法的缺陷进行剖析 ,并提出修改和完善我国外资立法的建议。

国际投资体系中的准入前国民待遇——从日韩投资国民待遇看国际投资规则的发展趋势

现今越来越多的贸易协定涵盖了投资问题，使贸易协定成为制定投资规则的一个重要领域。更重要的是，持续不断大量涌现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在制定相关投资规则方面采用了更加开放的原则，这推动全球投资治理体制日益向着更加自由化的方向发展，有关投资准人权规则的发展鲜明地印证了这一点。

基于延迟期权的数字保存项目投资规则建立——基于对用户数量的离散变化分析

数字保存项目的投资存在众多不确定因素,导致该类项目存在延迟期权。本文分析了数字保存项目中影响用户数量的因素,建立了基于两段式和三段式用户数量离散变化的数字保存项目投资规则,并结合案例进行了计算,说明用户数量的变化对投资规则具有较大影响。

新一轮全球投资规则变迁的应对策略——以中美投资协定谈判为视角

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治理机制进入变革期,美国谋求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中主导全球贸易、投资规则的制定,中国存在被边缘化的风险。积极推动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是中国适应从国际贸易大国转向国际投资大国的变化,主动参与国际投资规则制定的战略选择,也可以创造新的开放、改革红利。在中美投资协定谈判中,就关键问题"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达成一致后,中国还面对公平竞争原则、投资权益保护、利益交换等许多分歧,因此需要抓紧列举"负面清单"内容,保障公平竞争,提高国际投资保护待遇标准,依法制定保护公共利益的政策,加快改革外资管理体制投资审批制度。

WTO体系内制定投资规则的努力——历史、现状与展望

时至今日 ,WTO及其前身GATT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这期间 ,目睹了世界经济情势的巨大变迁。与GATT这个专事贸易的协调性的国际机构比较。WTO是堪称综合性国际经济组织。它不但拓展了传统贸易的概念 ,把服务贸易放到了重要的位置 ,而且将其触角伸延至知识产权和外国直接投资领域 ,甚至还在继续强化它的争端解决机制。从近年的实践来看 ,WTO一直在尝试扩张其规范领域。虽然不断地遭到这样或那样的挫折 ,它的进取势头依然强劲。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需要都在昭示 ,WTO有必要也有能力主持谈判和制定一项综合性的投资规则 ,实现新的突破。我们希望它在完成这项神圣使命的过程中 ,最大程度地尊重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意志 。

NAFTA投资规则及其影响

NAFTA第11章是专门关于投资的规范,该部分具体规定了一缔约国对另一缔约国投资者的各种待遇及投资者与东道国争议的解决程序。自NAFTA生效至今10多年中,属于该章下已结和未结的案件纠纷已达到30多起,这些案件不仅在缔约国引起很大的争论和NAFTA自身的改革,而且对OECD所主持的多边投资谈判、其他双边和多边投资规则的制定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透视国际投资规则中的透明度要求——基于中美BIT视角

自2008年至今，历时八年，目前中美BIT谈判已临近尾声。2016年6月以来，中美双方开始加速推进中美BIT谈判进程，目前双方在负面清单、国有企业、透明度、安全审查等问题上仍相持不下。美国新一任总统特朗普上台．为中美BIT的谈判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TPP的搁浅，一定程度上促使中美BIT谈判成为美国处理对外投资关系的重要选项。

国际投资规则的发展与WTO多边投资框架建立的可行性分析

论文通过对国际投资规则的发展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组织关于建立多边投资框架的努力进行阐述,分析了WTO《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的产生及其经济影响,进而研究在OECD《多边投资协定》已经流产的情况下,WTO多边投资框架建立的可行性。

WTO内多边投资规则谈判的利弊分析

是否在WTO内谈判制定新的综合性的投资规则,争议颇多。主要争议在于分析欧盟、非政府组织和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依据若干客观标准总结在WTO体系内进行多边投资规则谈判的利与弊,其有利之处在于广泛的国际社会参与、弥补现行双边投资条约的不足、保持相互依存关系的平衡等,其弊端在于WTO的投资规则难于与现行区域投资协定保持一致,发展中国家政府能力较弱等。但总的说来利大于弊。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投资规则研究

以美国为首的12个缔约国已于2016年2月4日正式签署《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文章通过研究TPP投资章节的核心规则,对比其在市场准入与投资者待遇、市场保护机制以及争端解决机制方面与WTO框架下投资规则的主要差异,以把握国际投资规则的最新发展动态及其未来对各缔约国以至全球投资体系的影响。

落实《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 推动建立全球投资规则

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制定了《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这是全球首个多边投资规则框架,填补了国际投资领域空白,为加强全球投资政策协调做出了历史性贡献。G20成员对外贸易和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分别超过80%和85%,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但当前区域投资协定条款繁多和碎片化现象制约了全球投资的进一步发展。

国际投资规则高标准化如何影响FDI流动?

高标准化是国际投资规则的发展趋势。本文通过构建国际投资规则高标准化指数(BIT Index)研究国际投资规则异质性的“黑箱”机制。研究发现:高标准BIT能促进FDI流动;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受到其显著影响;发展中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未受到其明显影响;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投资受到其积极影响,但并非发达国家产生了“边境后”效应;发展中国家的治理与金融开放具有正向作用,而经济自由度越低则越能体现“边境后”效应。研究对我国应对国际经贸规则高标准化、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和实施国内制度改革具有启示意义。

经理人职业生涯模型构建及最优投资规则设计

文章把经理过度自信的心理偏差融入到考虑职业生涯的二期与多期激励均衡模型中,在职业生涯关注的条件下分析过度自信如何影响了企业所有最优投资均衡规则及经理的努力水平,发现:在二期合约均衡投资规则中,若经理是过度自信的,那么在职业生涯关注条件下,企业所有者投资临界值降低了,此时激励合约可以改变投资规则是可行的;在多期均衡合约中,因为企业所有者与经理对随机扰动项保持不同的信念,那么帕累托最优投资规则被改变。而且发现在投资激励合约设计中,过度自信也可以像职业生涯关注一样作为一种增加努力水平的隐性激励机制来加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