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制衡、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投资过度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2006～201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对股权制衡、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投资过度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进而探讨了股权制衡对管理者过度自信导致企业投资过度的治理效应。结果表明,公司管理者过度自信会引发企业投资过度,而股权制衡度越高可以有效降低因管理者过度自信而导致的企业投资过度。

地区腐败与企业投资效率:投资不足还是投资过度?

基于官员腐败的视角探究外部腐败环境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利用2007-2013年我国各省份地方官员腐败立案数据发现,地区腐败越严重,所在地区的企业投资效率越低,地区腐败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是:致使企业投资不足,并没有导致企业投资过度。进一步研究发现,相比于国有企业,地区腐败会导致更严重的非国有企业投资不足,这一结论拓展了地区腐败影响企业微观层面的研究视野,同时为上市公司权衡外部腐败环境与企业投资提供有了意义的参考。

土地资源获取、股权投资增加与企业投资过度

本文以地方政府招商引资中的税收争夺为切入点,实证分析了企业从地方政府手中获取土地资源引发企业股权投资增加的内在机制,以及由此导致的过度投资这一经济后果。研究发现:(1)企业股权投资增加的原因之一是为了获取稀缺的土地资源;(2)企业土地资源的获取导致了企业的投资过度;(3)为获取土地资源而导致的股权投资增加会进一步促使企业集团的投资过度。本文的结论丰富了企业投资结构偏向的影响因素及经济后果的研究,也对优化我国政企"互动"关系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财务弹性、投资过度与公司资本结构

本文选取国内沪深两市2007-2016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对财务弹性、投资过度和公司资本结构稳定性三者之间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并进一步分析了财务弹性对投资过度与公司资本结构稳定性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财务弹性与公司资本结构稳定性显著正相关;投资过度与公司资本结构稳定性显著负相关;财务弹性能够显著增强投资过度与公司资本结构稳定性之间的相关性。

投资过度、投资不足与中国上市公司市场价值

对于公司投资与公司价值关系的研究,一般文献均认定公司投资与公司价值之间是一次线性关系。通过采用2001—2004年中国上市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实证结果认为,公司价值应该是公司投资的二次函数,在合理的水平上,投资会促进公司价值的提高;反之,投资也会降低公司的价值。回归结果也反映出中国上市公司存在投资过度现象。同时,研究结果发现,公司负债的增加、收益的分配能够降低自由现金流,提高公司的价值。

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投资过度:基于信号理论的视角

中国20世纪末开始的高校扩招,其实质是以招生人数增长为主要表现形式的高等教育扩张,从持续的时间和规模来看,这次扩张在世界各国中是比较罕见的。这既符合高等教育模式发展变化的国际潮流,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高校扩张的影响是私人教育费用的上涨和学习成本的下降。基于Spence的信号理论,本文的研究发现,在高等教育扩张之后,高能力者如果想继续发送文凭信号以使自己在劳动力市场上被识别的话,就必须在教育上做进一步的投资,而这种投资仅仅是为了实现劳动力市场上的分离均衡,并不会提高个体的劳动生产率。所以,高校扩张的后果是文凭信号的贬值以及对教育的过度投资,从经济上看,这也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无效率。

债务契约冲突:投资过度或不足——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是企业债权人与股东财务冲突最常见的两种类型。笔者以2004年～2006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债权人与股东之间的财务冲突既具有一般性又具有特殊性。一般性在于债权冲突类型与企业投资项目的风险水平相关。而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冲突类型与企业所有权性质相关:即相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民营控股上市公司存在投资不足的债权冲突;相对民营控股上市公司,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长期债务存在过度投资的债权冲突。

教育人力资本投资过度的形成机理分析

教育人力资本投资过度在市场经济国家具有普遍性,造成了资源浪费。从对人力资本理论的分析来看,人力资本作用的发挥并非是无条件的,它必须以劳动力市场为中介。在需求约束下,由于劳动力市场存在"职位配给制",教育人力资本通过"创造性替代"效应和"逆向选择"效应,对他人人力资本造成负外部性,从而引起教育人力资本投资过度。

儒家文化、管理层过度自信与投资过度

儒家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约束,在中国式管理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文章基于制度理论视角,以2012-2018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儒家文化对管理层过度自信与投资过度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儒家文化具有道德约束作用并能够抑制投资过度;管理层过度自信会促进投资过度,降低企业的投资效率;儒家文化在管理层过度自信与投资过度之间具有负向调节效应,即受儒家文化影响程度越深,管理层过度自信对投资过度的影响程度越弱。进一步区分管理层的性别特征后发现,在男性高管的上市公司中,儒家文化对管理层过度自信与投资过度间的负向调节影响更显著。

警示投资过度增长对经济运行的负面影响

2006年以来,宏观经济运行保持了增长比较快、效益比较好、价格比较稳的良好局面,实现了“十一五”规划的良好开局。同时,经济生活中也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可能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特别是投资增长偏快,货币供应量偏高,以及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等。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宏观调控政策,加强政策配套,努力实现宏观调控政策效果的总体最优。在宏观调控中,应注意把短期问题的解决与长期发展目标的实现结合起来,促进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

教育人力资本投资过度理论述评

按照时间上的先后,本文将教育人力资本投资过度理论分为传统教育人力资本投资过度论和现代教育人力资本投资过度论,并分别作了阐述,在此基础上,对教育人力资本投资过度论进行了简要评析,为进一步研究提供思路。

投资过度与股价崩盘风险的关系研究——基于媒体报道的调节效应

维持股价的稳定性对于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与主板市场相比,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更为明显,因此,探究创业板上市公司未来的股价崩盘风险的内部与外部影响因素,以做到有针对性地适当规避风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以2012—2018年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研究投资过度与股价崩盘风险的关系,进一步检验媒体报道在二者关系中的调节效应。经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在创业板上市公司中,投资过度与股价崩盘风险显著正相关,且媒体报道在投资过度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中起显著的调节作用。

解析企业投资过度

经济规模与规模经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许多人有意无意的把两者等同或混淆起来，致力于追求经济规模，总是梦想做大企业的经济规模。“三九集团”如此；万科的王石警告顺驰的孙宏斌：“规模不要太大，资金链不要紧绷，不留余地”也如此；“金融大鳄”德隆更是登峰造极。

政府投资过度的成因与后果分析

政府投资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重要渠道,是政府"弥补市场失灵、促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职责,也是形成社会总需求、支持经济增长的重要政策和手段。但政府投资要适度。若政府投资过度,反而会形成很多新的社会经济问题,从而制约经济增长。本文试着从经济学规律的角度找出政府直接投资的本质内因,并分析政府直接投资过度可能带来的后果和问题,并针对解决对策给出建议。

投资过度或不足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研究

选择812家沪市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测度每个公司会计稳健性程度,参照投资模型估计出投资过度或不足金额,考察了会计稳健性程度与投资过度或不足之间的关系,结论得出稳健的会计处理方法和政策能促进管理层理性投资、抑制非效率过度投资。

股权关系、债务融资与投资过度

本文选择2010-2015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中小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债务融资与投资过度之间的关系。并以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进一步研究了股权关系对债务融资与投资过度的调节效应,从股权关系视角研究债务融资怎样影响企业投资行为。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股权关系与上市企业债务融资水平呈正相关关系;债务融资水平越高,企业的投资过度越多;股权关系与债务融资对投资过度的抑制作用显著正相关。

市场化程度、投资过度和财务风险内生关系

投资过度现象在上市公司中比较普遍,文章以2005—2009年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对象,发现投资过度和财务风险之间存在内生关系,投资过度通常会引起财务风险增加,而财务风险对投资过度有抑制作用;同时发现市场化程度不同,投资过度和财务风险的内生关系有显著差别,市场化程度高的东部地区,投资过度和财务风险的内生关系明显;市场化程度低的中西部地区,两者内生关系较弱。

内部控制对投资过度的影响分析——以高新技术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以Richardson模型测量高新技术投资过度,并研究内部控制指数对投资过度影响,选取662家样本实证研究后得出,高质量内部控制与投资过度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

人力资本投资过度的社会层级结构原因——一个政治社会学视角

自从我国实行高等教育大众化以来,人力资本投资过度的问题逐渐显现。对于人力资本投资过度的形成原因在西方已经形成了多种理论,从经济学的各个角度得到了解释。本文认为经济学的原因是直接原因,在我国来说,有更深层次的政治历史原因,那就是社会层级结构制度。社会层级结构渗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在我国人力资本投资过度的形成原因上,主要是通过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来体现的。

消费不足、投资过度与偏向性金融政策

自1996年以来,中国消费产出比与投资产出比分别经历着一降一升的过程,致使经济最终呈现了两个重要性特征:消费不足和投资过度。本文通过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构建投资偏向性金融政策和内生化趋势性差异特征的方式,分析消费和投资经历的阶段性变化及两个特征的成因和后果。利用中国1996年1季度至2014年4季度的六组季度数据作为观测变量,采用贝叶斯方法估计模型参数,并利用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等方法分析议题。结果表明:(1)持续稳定有效的投资偏向性金融政策是促成消费产出比快速下降、投资产出比快速上升的主因,进而造成消费不足与投资过度;(2)生产技术进步不仅可以促使消费产出比上升,同时有效抑制了投资过度;(3)家户部门消费偏好的变化和投资的短期调整,是解释投资产出比和投资消费比波动的主因。为此,建立和完善市场化投资环境,促进创新活动,可以有效地抑制过度投资并提高消费产出比。本文研究对科学理解中国经济波动及变化趋势,实现平稳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