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的几枚存局候领封

“存局候领”是指寄件人在寄信时,不填写收件人的地址,而是填写一个邮局名称,并注明“存局候领”字样。邮件到达指定邮局后,由邮局保管,收件人可凭相关证件前往邮局领取邮件。它是一种方便的邮件寄递方式,适用于收件人地址不详或不固定、寄件人不想暴露收件人地址、紧急情况等场合。存局候领业务是一项非常实用的邮政服务,为民众提供了更加灵活、方便的邮件收发方式。但收件人必须在邮件到达指定邮局后的规定时间内领取,国内邮件为1个月,国际邮件则为2个月,否则邮件将被退回寄件人。领取邮件时,收件人还需支付一定的手续费,邮局贴上相应面值邮票盖销后才查验证件、交付邮件。

南方局与抗战期间中共的国际宣传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宣传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展开。一方面,国民党随时监视中国共产党的活动,防止中共在国内外扩大影响力;另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及国民党长期对中共的封锁与诋毁,国际社会对中共的认知十分狭隘、充满偏见。为寻求广泛的国际合作与支持,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利用战时首都重庆丰富的国际资源开展国际宣传活动,为中共打开对外交往的窗口。

抗战期间内迁高校学生的日常生活——以西南联大和西北联大为例

抗战期间,内迁至后方辗转办学的高等院校物质条件艰苦,学生衣着俭朴乃至寒酸,饮食粗糙简单,住室简陋拥挤,但凭着年轻人积极向上的朝气,他们把课余生活安排得丰富多彩。各级政府、一些社会团体和个人提供的贷金、公费和奖学金,在帮助内迁高校学生完成学业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内迁高校学子的生活正是一曲荡气回肠的抗战时期中国知识界的不屈之歌。

抗战期间国共合作中的联合与斗争(一)

全民族抗日战争中的国共关系，是一个极其重要而又复杂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波澜迭起，变化多端，充满惊涛骇浪，而又一直把合作保持了下来。对这个问题已有大量研究成果，但还有继续探讨的空间。

抗战期间国共合作中的联合与斗争(二)

武汉、广州相继失陷后，抗日战争进入以战略相持为特征的新阶段。国共关系却明显恶化，磨擦行动逐步进入高潮。这是什么原因呢？前面说过，蒋介石对待中国共产党态度的好坏，是随着他受到日本侵略军威胁大小而转移的。最初，日方根据以往经验，以为只要“对华一击”，不难“速战速决”，使中国屈服。

抗战期间中共政权诉求路径的历史考察

革命以夺取政权为终极目标,实力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归依。抗战期间,以国共合作为基本特征的国共关系决定了中共政权诉求的非武力特征。中共在战时的政权诉求路径大致有三:未对中央权力分配提出明确诉求的自下而上地参加国民党各级政权;要求国民党遵循自身规划的"宪政"路径以实现参政目的;以先行解决中央政府权力分配为特征的"联合政府"路径。令人遗憾的是,中共的各种政权诉求路径均因国民党坚持一党训政体制而最终流产,国共最终以疆场胜负决定政坛结局的民国逻辑实现政权鼎革。深入考察中共战时政权诉求路径的历史演进,有助于理解中共战时政策、策略的灵机变化,也有助于我们洞察中共建政思想的演变逻辑。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国家纪念日的增设与民族主义的彰显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从传统和现实出发增设国家纪念日,成为民族主义宣传的重要媒介和抗战动员的重要手段。国民政府通过在"九一八"事变纪念日、"七七"事变纪念日、孔子诞辰、民族扫墓节等新增的国家纪念日召开纪念大会,组织募捐、素食等社会活动,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以及纪念话语的"国难"叙述,不仅有助于激发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和民族主义情怀,而且有助于动员广大民众共赴国难,积极投入到抵抗外来侵略的各种活动之中。

抗战期间四川藏学研究概述

本世纪30-40年代．四川宗教界、学术界兴起了一股了解西藏、研究藏文化的热潮。因其“沟通汉藏文化、联络汉藏感情、增加汉藏团结、不为外人所用”的鲜明目标．紧扣时代主题．从而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支持，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为我国传统的藏学研究拓展了思路．推动了我国藏学研究这个古老学科和现代人文科学的接轨．意义深远。

抗战期间《纽约时报》关于日军南京暴行报道探析

侵华日军攻陷南京前后,美国主流媒体《纽约时报》通过其驻南京记者、留守于南京的美国传教士等西方外籍人士送出的日记、信件以及援引其他媒体的消息等多种方式对日军南京暴行进行了较为密切关注与报道,真实记录和揭露了日军轰炸南京、大规模屠杀军民、强奸妇女、抢劫财物等暴行。《纽约时报》关于日军南京暴行的报道不仅在世界舆论界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而且作为见证日军残暴罪行的第三方史料,有力驳斥了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和歪曲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的谬论。

抗战期间国共合作中的联合与斗争(三)

相对缓和的局面打退以皖南事变为标志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后，出现走向缓和的明显趋向。这种趋向所以会出现，影响。从1941年下半年起，国共关系在一段时间内有国内的因素，也有国际局势发生巨大变化的国内因素主要来自两个基本状况“没有变”：一个是中日民族矛盾高于国内阶级矛盾没有变；另一个是国民党当局仍在坚持抗战没有变。

抗战期间日本对华中沦陷区经济的掠夺与统制

摧毁中国抗战的经济基础,对中国进行最大限度的经济掠夺,是日本侵华的主要目的之一。日军对中国比较富庶的华中地区的进攻、占领与掠夺、统制,即为日本实践这一侵华意图的突出体现。战争初期,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中地区遭到日军的洗劫,日军掠夺物资,掠夺税款,发行军票,占领华商工厂企业(对其实行“军管理”)。相持阶段到来之后,日军“以战养战”、“现地自给”,对华中沦陷区进行“清乡”,加紧对敌后封锁;禁止物资移动,加紧矿产和物资的“开发”与掠夺;组建华中振兴公司,对产业严加“统制”;为笼络华方人士,“诱致资本”,提出“发还”军管理工厂,但实际进展却非常缓慢。随着战争的进程对日本越来越不利,1943年开始日本实行所谓的“对华新政策”,在物资掠夺方面,变直接掠夺为由“商统会”等伪组织出面的间接掠夺;在产业方面,日本宣布不再“独占”,对“国策公司”进行“调整”,同时“发还”军管理工厂有所进展;在金融方面,“统一货币”,不仅用伪中储券完全取代法币,而且用其回收军票,但伪中储券从此完全军费化。

抗战期间大后方的“倒孔运动”

抗战中期之后,大后方人口急剧增加,但物资供应却极度匮乏,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国民政府为此实施战时统制经济政策,然而随着政治上的专制与独裁不断加剧,加上政府行政效率松散,人浮于事、尸位素餐;由于财政经济官员手中权力的不断扩大,以权谋私的现象极为普遍,以致黑市盛行,囤积、走私、贪污等各种腐败行径大行其道,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的现象更是比比皆是,而主管战时国家财政金融大政方针的孔祥熙则成为贪腐的代表,朝野上下曾出现多次"倒孔"风潮,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自1942年起大后方各大城市高校中发动的"倒孔运动"。这些运动大多是青年学生自动发起的,事先并无缜密的组织联系,事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虽然千方百计平息事件,意图制止运动的扩散,但孔祥熙以及其他党国要员贪腐的形象已深入人心,并成为举国上下共同声讨的对象。

抗战期间云南省紧急救侨委员会初探

抗战期间,东南亚大批难侨回国避难,云集昆明。为救济这批华侨,云南省奉国民政府令成立紧急救侨委员会。这个机构人员精干、分工明确,加上管理严格、工作细致,使难侨得到妥善的安置,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国民政府对难侨的救济,体现了国家意识与政府职能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近代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初步发展。

“阿Q遗像”--抗战期间《阿Q正传》的“转译热”与丰子恺的创获

鲁迅的《阿Q正传》是最受美术家青睐，且由此产生的美术作品最多的一部现代小说。1934年3月魏猛克为《阿Q正传》英译本作插图，《阿Q正传》第一次正式进入美术家的创作视野。此后《阿Q正传》的转译①活动开始升温，如简表所示，在抗战期间美术界逐渐形成了一波转译《阿Q正传》的热潮。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战时经济体制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战时经济体制陆仰渊抗战爆发后的第一个年头，中国就失去了华北、华东、华中和华南的大片地区，上海、南京、北平、天津、太原、青岛、武汉、杭州、广州等工商业重镇相继沦陷敌手，未计东北在内，仅上海、北平、天津、南京和冀、鲁、豫、苏、浙、皖、赣...

武汉抗战期间募捐成功的原因探析——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动为视角

武汉抗战期间募捐取得巨大成功并呈现出新的特点,成为中国抗战史上"武汉奇迹"的重要表现。从国家与社会关系变动的视角进行考察,"武汉奇迹"产生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国民政府开放民众运动,给社会力量以前所未有的空间;另一方面,在民族矛盾的刺激下,国内民众空前团结,社会力量凸显,国家与社会之间形成良性互动。

抗战期间国定本发行体制的出台与困境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教育部为加强推行党化教育的力度与解决后方中小学教科书供应的困难局面,于1943年推行了国定本发行体制。然而这一新体制的出台却并未达到当局预期的目标,其中原因则是其统治区域的缩小、其他书局的抵制及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所致。

抗战期间日、美两国对中国图书馆事业影响比较

抗战期间中国图书馆事业受日、美两国影响大相径庭:侵华日军残暴摧残中国各类图书馆,致使中国图书馆事业蒙受重创;而美国对中国教育文化事业(包括图书馆事业)援助有加,对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抗战期间美援与中美外交研究(下)

四、美国对华政策内在和外在的矛盾 对美国来说,实现其对华政策目标的唯一手段就是加强对中国的援助。援华既是加强中国的抗战,也是为美国战后在中国的地位打基础。但美援本身受到了各种因素的限制,并不一定能够达到预期的目的。 在1938—1941年间,这一限制是援华制日与缓靖日本的矛盾。援华的目的是为了阻止日本完全独占中国,但援华行动不能牺牲美国与日本作生意赚钱的机会,不能关闭美日谈判之门,更不能把日本逼上与美国直接对抗之路。因而,这一时期的美援从目标到手段,从内容到形式都极为有限。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解决了这一矛盾。但随之而来的又出现了使中国成为反攻日本主要基地与先欧后亚战略的矛盾。由于中国政府自身力量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