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抚养比变化看东北地区人口老龄化

人口抚养比是反映社会经济负担的一项重要指标,抚养比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老年人口抚养比是反映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一项重要指标。东北地区的总抚养比在全国处于较低水平,而这种总抚养比较低的现状是少年儿童抚养比较低造成的,东北地区应避免被较低的抚养比误导,忽视低抚养比下老龄化程度的日益加深,要利用当前的人口机会窗口为未来的深度老龄化时期的到来做好准备。

我国人口抚养比变化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基于时间序列的实证研究

基于VAR模型,选用中国1990—2009年的人口抚养比和居民储蓄率统计数据,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分析、方差分解等方法研究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与居民储蓄率三者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均是居民储蓄率的格兰杰原因;通过脉冲相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分析发现:从长期来看,少儿抚养比的变化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逐渐微弱,而老年抚养比的变化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则逐渐加强。

我国实际抚养比研究--2023-2037年的预测

用理论抚养比来分析我国真实的劳动力负担时会导致很大的偏差。为解决该问题,在实际抚养比计算公式中引入了更合理的年龄段,加入了劳动参与率以及不同年龄段的消费需求,还创新性地引入系统聚类法将全国划分为4个区域,严格按照普查年鉴中每4岁一个年龄段统计人口的特点,对GM(1,1)模型各期预测值的重要性参数进行了合理调整,最终得到了2023—2037年4个区域的人口及少儿、老年抚养比预测值。

城镇化增长率对我国城镇人口抚养比和养老保险制度的影响研究

城镇化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工业化、现代化的强大推动力和载体,本文从定量方面核算了城镇化增长率的高低快慢对我国未来城镇人口的抚养比和养老保险基金积累额的影响,进而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家庭抚养比与女性生育意愿

生育意愿低已成为我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在探索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转变时,已有研究聚焦于经济、政策、个人和社会角度,对家庭因素的影响知之甚少。从家庭角度出发,研究家庭抚养比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家庭抚养比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显著为负。在进行多个稳健性检验后,家庭抚养比对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仍显著为负。研究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由于反向因果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结论未发生变化。机制分析表明,家庭抚养比的上升会增加家庭生活成本,减少家庭人均享受型消费,降低女性的生活质量,也可能会增加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加重女性的工作和家庭冲突,从而抑制女性的生育意愿。研究为探究生育与家庭因素的联系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

抚养比、教育程度与科技创新——基于G20数据的实证分析

针对抚养比对科技创新的影响机制,基于波特假说理论,依据1999—2020年G20经济体面板数据,采用RDD、ADF和双重差分等方法构建模型,实证检验抚养比和教育程度对科技创新的影响以及教育程度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提高教育程度能够促进科技创新,并具有一致性;发达经济体抚养比影响科技创新为正“U型”结构,其他经济体抚养比影响科技创新为倒“U型”结构,表明不同经济体应对老龄化和低生育率的政策重点有所侧重;抚养比不仅直接影响科技创新,而且还通过影响教育程度进而作用于科技创新。其中,教育程度在老年抚养比影响科技创新的过程中具有完全中介效应,在少儿抚养比影响科技创新中,具有遮掩效应和部分中介效应;抚养比和教育程度对科技创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发展程度、城镇化和私营部门程度高的经济体,效应系数显著为正。结果表明,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抚养比对科技创新的抑制作用不断减弱,经济体可以通过提高经济总量、城镇化和私营部门等创新条件,弱化老龄化和低生育率对科技创新的影响。

我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实际抚养比与抚养比偏离率的估算

从名义抚养比和实际抚养比的偏离出发,建立指标体系测量抚养比的偏离率,并推导出一般化的结论,使用历年抽样人口数据对公式推导结果进行估算,发现实际抚养比和名义抚养比大致上保持同一走势,实际老年抚养负担要比名义上轻一些,少儿的抚养负担要比名义上重一些,并且老年抚养比的名义量和实际量有趋同的趋势。抚养比的偏离率可以存在,但不宜过大。更加准确的计算劳动人口结构,并将抚养比偏离率控制在合理范围内,是人口和劳动就业政策需要着重考虑的问题。

人口抚养比对湖北省居民消费率的影响

近年来湖北省的经济发展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但是居民消费率却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而少儿抚养比有逐年下降的趋势,老年抚养比却有逐年增加的趋势。本文以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构造了包含人口抚养比的消费模型,研究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选取湖北省1990—2013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支持了生命周期理论的结论,人口抚养比的变化是导致湖北省居民消费率下降的原因。

人口抚养比对国民储蓄的长期动态影响研究

中国的高储蓄现象举世瞩目。1978年以来,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国民储蓄水平不断上升,与此同时人口抚养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探讨人口抚养比变化与国民储蓄之间的联系是分析中国高国民储蓄原因的重要方面。本文采用1978～2008年时间序列数据,利用VECM模型,研究人口抚养比变化与国民储蓄的长期动态关系,发现:1978年以来,总抚养比下降引起了国民储蓄上升,其中,少儿抚养比对国民储蓄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老年抚养比对国民储蓄影响不显著。从影响时间看,总抚养比变化对国民储蓄影响时间约为20年,其中主要影响发生在前6年。随着总抚养比的逆转,国民储蓄将逐渐下降,高储蓄只是中国经济发展特定时期的现象。

中国人口抚养比与居民消费——基于生命周期理论

近年来中国居民消费率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其原因何在？本文以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包含人口抚养比的居民消费模型，考察人口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2001～201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少儿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率有显著性的正向影响，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率有显著性的负向影响，即少儿抚养比越低、老年抚养比越高，居民消费率越低。因此，促进我国内需持续增长必须改善人口结构和老年群体消费的供求结构。

人口抚养比、房价波动与居民消费——基于面板数据联立方程模型

扩大居民消费是中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基于1998～2009年中国30个省域面板数据,本文构建了联立方程模型以分析中国人口抚养比、房价波动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1)人口抚养比与房价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城市化水平与收入水平的提高将助涨房价;(2)儿童抚养比与居民消费显著负相关,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不显著,人口抚养比的变化并非是居民消费率过低的原因;(3)房地产财富效应并不显著,中国居民消费主要受消费习惯的影响,收入水平的提高同样会促进消费。因此,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促进居民消费观念的转变、加强对居民合理消费决策的引导将是现阶段扩大内需的有效手段。

社会抚养比对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通过世代交叠模型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将人力资本投资和储蓄内生化,考察社会抚养比对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利用我国1994~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少儿抚养比增加促进人力资本积累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小于其抑制物质资本积累进而阻碍经济增长的作用;老年抚养比的增加先后＂阻碍-促进-阻碍＂了我国的经济增长;总抚养比与我国的经济增长负相关。

从抚养比看我国人口老龄化及其政策取向

人口老龄化给我国的经济发展、人口、资源、环境和社会保障等方面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基于我国人口老龄化逐渐加重,社会全民保障体系尚未建立与完善,人口控制任务依然艰巨的情形下,通过指出在抚养比的计算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比较分析不同人口政策的抚养比,借以阐述我国的抚养比存在失真,即存在"高估"或"低估"现象。为正确认识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真实抚养比,进一步稳定和完善人口控制、建立适当的社会保障体系等政策提供了现实依据。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抚养比研究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制度抚养比"比"系统老龄化"更能反映缴费人口的真实负担。文章借鉴"人口抚养比"概念分析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制度抚养比",发现,当前我国中部地区职工医疗保险缴费人口真实负担最重,西部地区居中,东部地区负担最轻。未来,我国医疗保险改革方向是提高医疗保障的范围和水平,同时将覆盖面扩展至农民工的难度不断加大,通过降低职工医疗保险系统老龄化和老年人人均医疗消费支出来降低制度抚养比的效果不明显。为降低制度抚养比,应抓住当前职工医疗保障的范围和水平正在不断提高这一历史时机,对退休老人实行分类终生缴费:养老金低于政府规定的最低缴费养老金的退休老人,由政府按照最低缴费养老金的2%进行代缴;养老金水平高于最低缴费养老金的退休老人,由个人缴费。

人口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人口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方向和作用程度的研究没有统一结果。为分析人口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的实际影响,论文利用各种统计年鉴数据,采用因子分析和回归分析结合的方法,建立计量经济模型,揭示了人口抚养比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实际程度。研究证明,人口抚养比与经济增长的运动方向是相反的,对经济增长的显性作用不强,但隐性影响较大。研究结果为长期经济增长的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论支持。

我国人口抚养比指标探讨

《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总抚养比,老年人口抚养比和少年儿童抚养比三个指标均因对劳动年龄人口与非劳动年龄人口内含界定不符合我国国情及现行法律规定,从而导致其计算出来的比值大大小于我国现实生活中总抚养比、老年人口抚养比和少年儿童抚养比三个指标的实际比值,严重脱离实际,几乎没有什么实用价值。有关部门应严肃对待并基于现行法律规定和实际情况予以更正,使相应指标具备实际意义。

抚养比对保险密度及保险深度的影响研究——基于2000～2016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是影响保险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二孩政策"势必给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带来新的变化,进而对保险业造成冲击。以2000～2016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港、澳、台除外)的面板数据为基础,用少儿抚养比以及老年抚养比来衡量人口年龄结构,通过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少儿抚养比对保险密度及保险深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老年抚养比对保险密度及保险深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与2010年相比,2035年的少儿抚养比预计上升3%,老年抚养比预计上升19%。

城市高房价导致少儿抚养比下降了?

利用中国2007—2016年285个地级市的数据,检验了城市房价上涨对少儿抚养比的影响及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城市房价的快速上涨显著降低了城市整体的少儿抚养比,导致人口结构失衡。进一步研究发现,城市房价与人口结构变化之间的矛盾在东部沿海城市和人口规模比较大的城市更加突出,这与房地产市场机制“扭曲程度”有关。中间机制分析表明,城市房价上涨会导致人均储蓄和人均消费增加,对生育资源形成明显的“挤占效应”与“财富效应”,进而通过资源错配机制对城市整体生育水平形成抑制效应,降低少儿抚养比,导致人口结构失衡。

新疆地区人口抚养比的预测与价值分析

由于我国现用的计算抚养比的方法不符合我国的法律与国情,文章通过对劳动人口口径、劳动力的同质性与不同年龄层次的人口消费需求同质性假设的修正,重新建立数学模型,并结合Verhulst人口发展方程,从理论抚养比和实际抚养比两个方面对新疆未来40年在职职工抚养负担进行逐年测算和分析。结果发现,不论是理论抚养比,还是实际抚养比,总抚养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大,并且增幅较大。实际抚养比比理论抚养比增速更快。总抚养的增加主要受老年抚养比的影响,未来新疆的社会抚养负担,主要来源于新疆人口老龄化,老龄化问题是未来新疆的主要社会问题之一。通过此研究,可以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持。

医疗支出、抚养比例与农村消费——基于西北五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为探寻我国西北农村消费落后的原因,以城镇化、抚养比例、医疗费用以及社会保障等为视角,利用2003—2014年西北五省数据,通过建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对西北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因素展开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化率对当前西北农村消费影响尚不显著,而农村居民收入和就业率均与后者存在显著正相关;医疗支出的增加、少儿与老年抚养比的增长都不利于西北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最终提出了深化西北城镇化建设、增加农民就业岗位、稳步提升农民收入及完善农村医疗养老保障制度等政策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