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操与拓跋力微及其子孙——《桓帝功德颂碑》考释

卫操撰写的《桓帝功德颂碑》既是北魏早期有文字记载的信史资料,又是北魏拓跋氏集团早期文章的代表作,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学意义。以《桓帝功德颂碑》为研究对象,具体考察了卫操的生平事迹、碑文的真伪等问题,得出的结论是卫操与拓跋力微、拓跋禄官以及拓跋猗■、拓跋猗卢三代部落首领都有交往,他对北魏早期的历史比较熟悉。解读《桓帝功德颂碑》对北魏早期历史及文学史的深入研究有一定的推进作用。

论北魏前期拓跋氏皇族的儒学素养与文风趋尚

鲜卑拓跋氏建立北魏政权之后,为实现长治久安,迫切需要向更加先进的汉族文化学习,并深刻认识到文化教育对于提升鲜卑贵族自身素养的重要性,通过发展皇室教育培养鲜卑统治人才。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鲜卑皇室的儒学素养,更使得鲜卑拓跋氏文士化倾向渐趋明显,并逐渐有文学作品产生,其文体风格多偏向于实用,明显带有北魏前期文学质朴文风的影响,代表了一定时期的文学风尚和审美趋向,为北魏后期皇室的儒学接受和文学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拓跋鲜卑诗歌源流述略

拓跋鲜卑诗歌的起源为史诗。拓跋鲜卑入主中原,延续“乐操土风”的传统流行“歌”“歌谣”,表达对民族命运的关切。北魏孝文帝改革,定“国语”“正音”,拓跋鲜卑朝堂上由歌而“诗”,其诗体先是结合楚骚体、柏梁体,又创制出“三、五”句式新体。北魏乐府汲取与整合各地、各民族乐歌,从而生成《木兰诗》。拓跋鲜卑诗歌,走过了坚持民族传统、学习、创造、整合、融合之路,为北朝诗歌“词义贞刚”奠定了基础。

早期拓跋鲜卑与东汉、曹魏、两晋政权关系研究

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成果证明,早期拓跋鲜卑对汉文化高度认同,重视与东汉、曹魏、西晋、东晋等政权建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

从随葬品看呼伦贝尔地区早期拓跋鲜卑中华文化认同

拓跋鲜卑是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的一支,它起源于大兴安岭北段,约在汉末南迁至呼伦贝尔草原各地。嘎仙洞遗址和呼伦贝尔境内拓跋鲜卑墓葬能清晰体现早期拓跋鲜卑从起源到不断发展壮大过程及与周边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中华文化认同因素。从考察呼伦贝尔地区拓跋鲜卑墓葬随葬品特征入手,分类研究呼伦贝尔地区拓跋鲜卑墓葬出土随葬品中的轮制陶器、铜镜铜钱、丝织品、漆器等遗存,探索其中蕴涵的中原汉文化因素,探讨早期拓跋鲜卑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互动和认同,对考察古代北方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及其对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拓跋鲜卑的都城与陵墓——以呼和浩特地区为中心

鲜卑拓跋部最初兴起于大兴安岭北段,经过公元二世纪前叶的南迁,至公元258年,在今内蒙古南部呼和浩特地区,建立了一个以拓跋力微为首领的部族联合政权(部落大联盟),并且修筑了'定襄之盛乐'这座都城.从此开始直到道武帝天兴元年(公元398年)七月北魏迁都平城,在一百四十年的历史演变、社会发展中,盛乐始终是拓跋国家的都城.

丝尼、拓跋、契丹、恰衣纳:中国他称形式的历时演变和空间分布(下)

本文基于中外前贤时修研究,继续对“历史中国”的称号展开辨析汇考。在波斯、希腊、罗马、印度等称中国为Čīn(丝尼)、Čâini(赛尼)、Sêrica(赛里卡)、Cīna(止那)之后,从北朝到隋唐延续到宋元,突厥、东罗马和中亚民族称中国为Tabjač,此源于在北中国建立大魏的拓跋(中古汉语Thak-buat)。宋辽以降,蒙古帝国和元明时期,以Catai称中国累见于西语,此源于在北中国建立大辽的契丹(突厥文Qïtany,契丹文Qiduni)。16世纪以来,世界通称中国为China(恰衣纳),该词1515年始见于葡萄牙语,1555年进入英语。17世纪以来,西语中出现了对汉语“中国”“中华”的音译和意译。基于文献梳理,厘清了这些地区或民族对“历史中国”的认知发生和发展的总体线索。

南部的设立与猗卢时期的拓跋政局

猗卢“总摄三部,以为一统”,并未一举实现对原拓跋东、中、西三部的深度整合。南部的设立,在对汉人、乌桓人占相当比重的原中部属众实现集中迁徙和管控的同时,也成为猗卢尝试打破原三部结构的突破口。猗卢由西部进驻中部后,南部成为两重新旧之争的交汇处,故猗卢末年的动乱最终以南部叛乱的形式爆发出来。猗卢“总摄三部”之际,除以六脩统领南部外,应还分别授予了普根、郁律对东、西两地的监管职权,由此决定了猗卢死后三人先后夺得拓跋君位的历史走向。猗卢的“总摄”“一统”以及相关措置,为拓跋部落联盟向中央集权帝制国家的迈进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政治遗产。

夏州拓跋政权墓志反映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夏州拓跋政权墓志保留了十分珍贵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料,诸如积极吸收汉族地主阶级人才,发展壮大统治势力;与经济文化水平较高的汉族通婚,加快民族融合的进程;开展回图贸易,保障粮饷、军服和武器装备。至于夏州拓跋首领及其幕僚葬礼仪轨和志石志盖的十二生肖间宝相花纹,杀面的八卦图饰,则与中原汉族一致。

论拓跋鲜卑部的早期历史——读《魏书·序纪》

《魏书·序纪》是考察鲜卑拓跋部早期历史的珍贵史料。但是,由于它所采口传史的叙事特征及其限制,也由于建立北魏之后的拓跋族在追述其先世历史时所受到的中原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这篇历史资料包含着诸多难解之处。本文试图在细读“序纪”的基础上,对拓跋先世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稍作清理,使我们的认识能更接近当日的实相。

拓跋鲜卑南迁匈奴故地时间和契机考

一、问题的提出 《魏书·序纪》云: 献皇帝讳阾立。时有神人言于国曰:“此土荒遐,未足以建都邑,宜复徙居。”帝时年衰老,乃以位授子。 圣武皇帝讳诘汾。献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历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其迁徙策略,多出宣献二帝,故人并号曰“推寅”,盖俗云“钻研”之义。 这是现存关于拓跋鲜卑第二次南迁的唯一的一条历史记载。这条出诸“人相传授”的史料,极为简略,拓跋部南迁匈奴故地的许多重要情况都是迷离恍忽,看不清楚。1980年嘎仙洞北魏太平真君四年李敞石刻祝辞的发现,宣帝率众“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之大泽为呼伦池,已可成为定论;但,第二推寅(阾)——诘汾南迁的时间,契机等,还有待索隐考订,才能求得近似的了解。

拓跋魏系李陵之后小考

鲜卑族一直是我国少数民族之一。直到现在,鲜卑族的遗民,即锡伯族、还有八万六千余人分布在黑龙江、吉林、辽宁、新疆、北京、台北等省市自治区。拓跋鲜卑顾名思义原来是从鲜卑族分化出来的一个部落。因为古代有以部落为姓氏的习俗,所以也简称拓跋氏,即以拓跋为姓的氏族。一般地说,我们现代人总认为南北朝时期的拓跋魏王朝是拓跋鲜卑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原汉族毫不相干。但是清朝却有人持不同的说法:

党项拓跋驮布墓志及相关问题再研究

党项拓跋氏既有羌人成分,也不排除有鲜卑人混杂其中。党项拓跋氏的族源到底为羌人还是鲜卑,莫衷一是。然而党项拓跋氏为羌人与鲜卑人还有混杂其他成分而成的新的民族共同体,则是得到了普遍的认可。根据新近出土的《拓拔(跋)驮布墓志》结合相关研究,"党项"一词最早出现于北周时期是可信的。通过对拓跋驮布墓志的解读,从北周到唐玄宗开元时期,党项拓跋氏从原居地迁徙至河湟地区,再到灵夏,开元时期仍然居住于庆州地区。通过唐朝对党项拓跋氏的羁縻政策,也反映了唐朝对内徙党项的治理和相关政策。

论拓跋鲜卑南迁及其氏族制度解体

一、在大鲜卑山阶段拓跋鲜卑族最早的居地大鲜卑山,这个久议未决几乎无望证实的历史问题,自拓跋鲜卑“石室”的发现得到了证实.大鲜卑山是在今内蒙古大兴安岭北部东麓嘎仙洞一带的山地.相传当时还生活在森林里的拓跋鲜卑祖先,据“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以“射猎为业”,兼事“畜牧”,在“幽都之北,广漠之野”迁徙不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也没有文字,遇事则“刻木纪契而已”.(以上引文均见《魏书·序纪》卷1.以下引文同)传说所展示出来的完全是一幅原始社会的生活图景.

传统现实主义的可能与局限——以长篇小说《拓跋树娥》为例

长篇小说《拓跋树娥》运用传统现实主义笔法叙写了一个底层家族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围绕着逃荒、迁徙、落户等一系列问题而进行的生存挣扎,生动地展示了那个特定年代底层民众的真实生活图景,并刻画出了以汪氏与拓跋树娥等为代表的人物形象。这部小说的成功,也在一定程度上昭示了传统现实主义的写作技法在今天的中国远未过时,恰恰相反,面对劫难深重的百年过往历史,其"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的基本原则,必将与古典的"秉笔直书"的史家传统结合在一起,为继续书写民族的前途与命运发挥作用,产生长远的影响。

拓跋鲜卑和匈奴之间亲缘关系的遗传学分析

对7例东汉时期拓跋鲜卑遗存的线粒体DNA进行了遗传学分析。结合已发表的匈奴数据,在遗传多态性、单倍型组分布状态、Fst遗传距离、系统发育分析和多维度分析等方面,比较分析了拓跋鲜卑和匈奴的遗传关系。结果表明,拓跋鲜卑和匈奴之间有着较近的遗传关系,暗示拓跋鲜卑在其两次南迁过程中与匈奴发生基因交流的情况是存在的。

拓跋鲜卑与四个北方少数民族间亲缘关系的遗传学分析

为了从整体上了解拓跋鲜卑的遗传多态性及其对中国北方少数民族起源的影响,对33例东汉到魏晋时期的拓跋鲜卑遗存的线粒体DNA进行了遗传学分析.结合已发表的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的数据,在遗传多态性、单倍型组分布状态、Fst遗传距离、系统发育和多尺度分析等方面,对拓跋鲜卑和四个北方少数民族(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和蒙古)之间的亲缘关系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在多态性方面,拓跋鲜卑表现为与北亚类型具有相似性;在和北方少数民族的亲缘关系上,拓跋鲜卑首先表现出与鄂伦春人之间有更近的亲缘关系,其次是蒙古人、鄂温克人,再次是达斡尔人.

论鲜卑拓跋氏族群结构的演变

北魏统治前后,鲜卑拓跋氏族群结构发生了历史性巨变,由草原时代的"直勤"转变为王朝时期的宗室,组织机理也由平等无别的血亲氏族演变为亲疏有序的家族关系。统治汉族先进地区、建立皇权统治的政治目的是拓跋氏族群进化的主要牵引力。

宇文氏东迁时间及与拓跋鲜卑的关系

宇文氏是魏晋时期东部鲜卑的重要一支,因史料缺乏,其早期的部落起源与发展进程存在诸多疑点。根据对庾信《周上柱国齐王宪神道碑》的考察,宇文部在西晋太康初期(280 283)东迁进入辽西以前,曾长期与拓跋部共居于内蒙古阴山草原地区,为其隶属下的部落。西晋太康初期方趁着力微死后诸部离叛的大动乱,脱离拓跋部的羁绊,东迁进入辽西地区。宇文部为隶属于拓跋鲜卑的草原部落,拓跋部及慕容部又为隶属于檀石槐集团下的鲜卑部落,此后宇文部东迁进入辽西地区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又为慕容部所吞并,再历经半个世纪,慕容氏连同此前就进入其政权下的宇文部又为拓跋鲜卑所并。宇文氏与拓跋及慕容鲜卑之间纷繁交错的关系,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部族之间最终走向兼并融合的一个较典型个案。

“拓跋”、“鲜卑”合称与拓跋氏族称问题

以"拓跋鲜卑"或"鲜卑拓跋部"作为北魏创立者的族称是学术界的通行做法,不过这些近代学界提出的概念并非当时所有的习称。"拓跋"一词在魏晋南北朝的史料中都是作为姓氏使用的,当时普遍使用的族称只是"鲜卑"。用以与其他鲜卑部族相区分的族称也不是"拓跋",而是"索头"。"索头"称号最初也不是贬称,其起源与地名相关,与鲜卑系族称的命名逻辑一致。只是"索头"称号随着历史的衍化而原始语意消解,"拓跋"的词义则逐渐泛化并取代了这一原始族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