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乐府的生成:从雅乐拟乐府到拟乐府

拟乐府是乐府音乐文学体制生成的关键,由于拟乐府的产生,使同一歌题的乐府之间产生了关系,拟乐府的生成就成为乐府音乐文学体制的重要问题。拟乐府并不是生成于模拟古乐府或民间乐府,而是移用雅乐拟乐府的结果,雅乐拟乐府是雅乐体制的产物。从雅乐拟乐府到拟乐府是从雅乐到俗乐的过程,这一过程不是任何时间都可以产生的,只能是产生于雅乐与俗乐的界线比较自由的时代,东汉末年正是提供了这一条件,因而产生了拟乐府。

曹植拟乐府的创作模式及其诗歌史意义——汉魏六朝诗歌传播研究之六

曹植拟乐府存在"拟调"和"拟篇"两种方式。他在"拟篇"中大胆创新,突破乐府诗的音乐限制,突出乐府诗的文本特征和文人情结,为文人徒诗在立意、谋篇和抒情言志等方面提供了成功经验和范式,进一步巩固了"建安风骨"的文坛地位,从而完成了中国诗歌从"应歌"到"作诗"的转移,还创建了文人拟乐府的基本模式,为西晋傅玄、陆机等文人拟乐府提供了参照。曹植"拟乐府"的创新,又是以建安时期诗歌的文本传播和文人结集之风的兴起为背景的,"建安风骨"发生、发展、形成及其在文坛确认的历史进程刚好处于中国文化传播媒介由简帛为主向纸张为主的大转变时期,纸张书写的兴起,为文学传播提供了媒介基础,有效刺激了诗歌的文本传播和文人结集之风。

《拟乐府补题》的词学文献价值

《拟乐府补题》一卷,应社咏物唱和词集,由厉鹗、陆培、查为仁等10人唱和而成,查为仁辑刻。《拟乐府补题》唱和时间为乾隆十三年(1748)夏秋之际,唱和地点为天津水西庄。《拟乐府补题》有存词人词作、校勘、词史等方面的文献价值。而且,还有为深入了解咏物词、中期浙西词派、天津水西庄等方面的词学价值。

论魏晋六朝文人拟乐府的转型——以《塘上行》的衍变为例

汉乐府诗多有本事,通常入乐歌诵、付诸表演,歌辞散直率真,是大众娱乐文化的重要部分。魏晋以后,民间乐府衰歇,文人拟作取代市井歌谣占据主导地位。在文人的继承与改造下,乐府诗逐渐脱离古辞的原生意义,转为抒写个人体验与贵族旨趣。例如,在魏晋以来多有拟作的《塘上行》及其衍生系列作品中,八首作品各自代表不同阶段的创作思想与文体风貌,颇能反映文人拟乐府转型的一些特点。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主题内容不断延展,与本事的关联度降低,呈现出从辞咏本题、咏古寄言到拟赋古题、离题再造的变化;第二,创作系统发生转换,先是从曹氏"三祖"的旧曲入新辞切换至曹植的辞不入乐,完成从音乐到文学的过渡,再是大量接受五言徒诗的写作手法,造成两者形态上的趋同,最终使乐府诗性质由入乐歌辞转为文人徒诗;第三,文化格调明显提升,包括作者而身份愈发高贵、体物而意象愈发富丽、竞艺而文辞愈发雕琢,反映出这一时期文人群体的诗美趋向,即风格上由俗到雅,功能上由切合大众娱乐到装点贵族趣味。

曹操“拟乐府”与建安风骨的发生

建安风骨的发生是从曹操"拟乐府"开始的。曹操推进礼乐文化建设促进了汉乐府在建安的广泛传播,汉乐府的音乐基础又决定着其"拟调"为主的创作方式。曹操以乐府古题写时事的做法突破了东汉文人乐府在主题上的劝诫模式,其直抒胸臆的抒情方式突破了汉乐府"普世性"的抒情模式,从而奠定了建安文学的发展基调,引领了建安诗歌的创作风气。

《拟乐府补题》初探——兼论中期浙西词派

《拟乐府补题》是清咏物唱和词集,五调五题41首,由厉鹗、陆培、张云锦、万光泰、查为仁等10人唱和而成。五个词题唱和词寓意多样。与宋末元初《乐府补题》比较,既有继承,又有背离。《拟乐府补题》为中期浙西词派词人唱和,是中期浙西词风兴盛的集中体现。

鲍照拟乐府与文人乐府体的建构

鲍照是晋宋诗坛创作乐府诗最多的诗人,他的拟乐府,在继承曹植、陆机拟乐府模式基础上进行创变:以乐府旧题裁己意,在古题中遇今事、见新意、抒真情,进一步强化了文人乐府诗的主体精神和对社会现实的强烈观照,突出“作诗”的立场。在鲍照拟乐府创作实践的积极引领下,文人拟乐府作为一种区别于文人徒诗的诗歌体式逐渐得以确立。

汲取与扬弃:陆机拟乐府论

对于陆机拟乐府,历来议论蜂起。虽然褒之者不乏其人,贬之者却甚嚣尘上。步趋前人,复少创新,语不妥溜,繁缛涂泽,缺少性情而“均无足观”,几乎成为一种主流评价倾向。这就遮蔽了士衡拟乐府所蕴涵的主体情性和审美价值,影响了陆机诗歌的文学史定位,因此必须重新加以审视。如若深入研究陆机拟乐府,必须始终抓住一个基本点:拟乐府与所拟对象的因革关系;具体分析三个层面:模拟对象的审美选择、抒写情感的主体特征、审美艺术的别构一体。从汲取与扬弃的二元关系上,揭示其文学史意义。

新曲新辞是拟乐府的基本入乐方式

学术界普遍认为旧曲新辞是拟乐府的基本入乐方式,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是唯一的入乐方式,此说的依据是曹植的"依前曲,作新歌"。但实际上入乐方式并非只有一种,入乐方式与乐府类型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拟乐府的基本入乐方式是新曲新辞,旧曲新辞的入乐方式主要使用于雅乐拟乐府。拟乐府选择新曲新辞的入乐方式,是由拟乐府的俗乐性质决定的,曹操等人对俗水新声的偏爱也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乐府演变论:从汉乐府到明清拟乐府

"演变"是推动乐府诗发展的一股重要的驱动力。拟乐府即拟古乐府,是后人对汉乐府的一种模拟之作,其始于汉魏之际的曹操父子,后经唐代李白、李贺、韩愈等人的努力,而大放异彩于乐府诗坛。由元而明而清,拟乐府在其发展、演变的历史长河中,既诗人众多,又成就卓著,而成为乐府诗史上的一支劲旅。但拟乐府在其发展的约1600年的进程中,也出现了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特别是由元而明的拟古乐府,更是如此。

篇:文人拟乐府的标志?——以曹植文人乐府歌辞为中心考察

"篇"为乐府歌辞题之一种,曹植的相和、舞曲、杂曲歌辞均有以"篇"系题的现象且数量众多。学界对曹植诸"篇"之作的音乐属性、文本特征的认识上有较大分歧。文章通过对曹植乐府歌辞的多方位的考察,从而揭示出"篇"并没有完全脱离音乐背景,也非文人拟作的标志,曹植对文人拟乐府的贡献也主要集中于他明确的模拟意识以及将文人化的写法大量植入作品中。

魏晋六朝同题拟乐府诗特征浅探

魏晋六朝时期的拟乐府诗创作,在具体时段内又各自不同。曹魏时期的拟乐府创作,可概括出以下两方面特征:一是拟乐府诗的抒情性因素不断增强,二是出现了乐府徒诗。晋宋时期拟乐府诗的特征:一是西晋多"故事乐府"。二是除模拟汉乐府外,亦兼酌前代乐府名家的艺术成果。三是虽然模拟之法过当,但又时有开拓性、创新性表现。齐梁陈时期,一是诗坛上新声艳体流行,二是新作的题名取自汉乐府旧题,三是对吴声、西曲民歌的仿制。总之,同题拟乐府诗在魏晋六朝不同时段所呈现的不同特征,既有当时社会风气使然的因素,也有作家出身不同、性格各异等因素,同时也是诗歌发展规律的反映。

论永明年间的集体咏物诗和拟乐府诗创作

南齐永明年间,沈约、谢朓、王融等人集体创作了一些咏物诗和拟乐府诗,它们在题材、体式等方面有一些特点,对近体诗的发展具有较大意义。

同题拟乐府与魏晋南北朝之音

歌之于诗的影响，都经历了由民间向贵族，由民间乐府歌词向文人乐府诗的转型。魏晋南北朝文学时期出现了大量的“拟诗”，尤其在诗歌领域，不但参与创作的文人众多而且创作出的诗歌数量也极为可观。因此，“拟诗”成了这一时期“拟文学”的代表。“拟”就是模仿、摹拟。在此试对“同题拟乐府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所呈现出的特征进行赏析。

赋题法与永明体——齐梁陈拟乐府诗的革新

南朝齐梁陈三代,在沈约的倡导下,拟乐府诗创作发生了重大革新。诗人们把赋题法和永明体相辅相成、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为拟乐府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在齐梁陈时代,拟乐府进入了一个复兴期。虽然在内容上,齐梁陈拟乐府略嫌题材单调,境界不高,但就总体情况而言,这种艺术形式和艺术技巧上的创新,为后世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为唐代乐府的辉煌局面奠定了基础。

论陆机拟乐府的创作模式

陆机主要采用拟篇的方法创作乐府诗,在主题、用语和结构三方面都表现出了鲜明的拟篇特色。陆机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创立了兼顾因循和创新的拟乐府创作模式,建构了特定的拟篇程序,确立了拟乐府的文本形式,从而将拟篇上升为一种普世的创作方法。该创作模式为后世文人效仿,对拟乐府体式结构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从拟乐府到五言山水诗——论谢灵运拟乐府对其五言山水诗的影响

谢灵运作为山水诗的奠基人,创作了大量的山水诗。谢灵运早期的诗歌成就并不高,他主要模拟陆机的乐府诗,从中学习到创作五言山水诗的技巧。谢灵运拟乐府对其山水诗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形式上的五言、意境上的清新和内容上的情景理融合三个方面。

解读陆机拟乐府诗的特征:袭故而弥新

陆机的拟乐府诗在创作上呈现两个基本特征:一为袭故;一为弥新。袭故是指对前人作品内容、形式上的全盘模拟和对三曹借乐府诗抒发个人情感的手法的因袭。弥新则指对诗歌表现手法的自觉追求与创新,如赋化手法的引入和对仗句式的大量运用。作者试图从这两个特征入手,对特征的具体所指做以阐释和说明,以期从辩证、历史的角度,完成对其乐府诗的正确认识与评价。

南朝拟乐府诗的丝路赋题书写

南朝文人的拟乐府赋题书写是唐诗丝路文化书写的艺术准备阶段,汉代丝路史事在此间得到了有效的诗歌修辞塑形与文本意象凝定。通过对汉代历史地理知识的用事书写,南朝文人以固定的横吹曲题对丝路历史文本进行了文学唤醒,以乐府赋题方式构建出稳定的丝路地理审美系统;在“古典”与“今典”的汉胡关系重合错位中,南朝昭君乐府拟写发生了书写策略重构,实现了和亲书写的乡愁审美意象凝定;通过在马的勇武形象中导入丝路历史要素,丝路骏马成为南朝文人汉民族历史意识的重要表征。南朝是中国丝路审美意识的诗歌文本创制时期,理清南朝拟乐府诗的丝路赋题书写对认识中国丝路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