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超级联赛控制性股东的控制权收益研究——基于对超控制权收益的理论认识

随着我国竞技体育职业化进程的推进,特别是在当前"反赌"风暴告一段落、中国男足项目竞技水平急需提升的现状下,中超联赛管办分离的改革力度正在逐渐加大,联赛公司化、市场化运作机制的发展速度正在加快,其利益相关者中的控制性股东(大股东)与非控制性股东(中、小股东)间的利益博弈将会随着中超联赛市场化的深入而进一步增强。因此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进行侵害的机率也会提高。本文基于对超控制权收益的理论认识,解构中超联赛控制性股东的收益结构,明晰与界定控制权收益,为防范控制性股东获取超控制权收益而影响我国男足项目职业化进程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以促使中超联赛经济收益分配机制的进一步完善与合理化。

中国上市公司超控制权收益的实证研究

首先,定义超控制权收益。其次,通过分析2002至2006年间沪深两市91项控制性股权转让交易事件样本,发现每股超控制权收益比率为21.66%,超控制权收益比率为6.84%,并且超控制权收益比率与控制权竞争程度和资产负债率呈正相关关系,与独立董事比例和董事会规模呈负相关关系,且在统计上显著。

金字塔结构、法律环境与超控制权收益——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对我国2005-2007年间发生控制权转让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显示,我国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的控制层级与获取的超控制权收益正相关,法律保护水平与超控制权收益负相关。研究表明最终控制人的控制链条越长,其获取的超控制权收益水平越高,而较好的法律保护水平能够抑制其超控制权收益的水平。由此带来的启示是:应采取政策措施推进控股股东缩短控制链条,发展核心能力,既能有效降低控股股东的超控制权收益,也有利于促进其获取合理收益;同时应进一步落实对中小股东的法律保护,改善执法效率。研究还显示对最终控制人较高的股权制衡水平能够显著降低其获取的超控制权收益。

控制权收益与超控制权收益——基于企业能力理论的视角

多数文献将控制权收益定性为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害,是一种掏空公司的行为。从企业能力理论视角来说,控股股东是基于其独特的组织资源和能力获取控制权收益,这种收益具有合理性,它是对控制性股东卓越组织能力的回报以及在组织过程中对控制权成本的补偿。而超控制权收益则是控股股东组织能力之外的滥用权力和钻法律漏洞所获得的一种非生产性回报,不具有系统性和可持续性,表现为对中小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侵害和掠夺。对控股股东侵害的规制,应在保护其合理控制权收益的基础上遏制其超控制权收益。

大股东超控制权收益与合理控制权收益实现途径

涉及大股东的成本从性质上可以分成两种:大股东的私人成本和公司成本。由于大股东私人成本的存在,造成了事实上的大股东与小股东同股不同权现象。因此大股东有动力寻找控制权收益来补偿其私人成本并获得回报,以实现事实上的同股同权。超控制权收益论对大股东侵害小股东利益问题提出了新的解释,该理论提出股权现金流权和控制权现金流权的获得途径和载体。

控制权收益与超控制权收益:一个文献综述

控股股东被认为能够监督公司的管理和运营从而降低代理成本,另一方面控股股东也能够利用控制权牟取控制权收益,侵占中小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后者日益成为研究的焦点。然而,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关注到控制权收益也有合理性的一面,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超控制权收益的概念。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回顾和评述,尝试指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控制权收益与超控制权收益:大股东补偿与侵占

大股东获取控制权需要付出相应的成本,这些成本应该得到补偿,在公司治理实践中大股东有获得这种回报即控制权收益的正当要求。同时,由于大股东的控制优势,他们可能会利用公司治理、法律机制等不完善的治理环境侵害其他投资者的利益而获得超控制权收益。本文计量了这两种收益,修正了既有文献所认为的控制权私人收益就是大股东侵害的观点,对大股东公司治理机制提出建议。

市场化进程、法律保护与超控制权收益关系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5-2007年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转让的相关数据,本文验证了我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法律保护水平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超控制权收益之间的关系。研究显示,上市公司所处环境的市场化进程、法律保护水平与超控制权收益负相关。我们还发现对最终控制人的股权制衡程度越高,其所能获得的超控制权收益水平越低。由此给我们的启示是,改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环境,进一步提高我国各地区的市场化水平,完善法制化水平,以及建立对最终控制人的股权制衡机制,对抑制控制性股东侵害具有重要意义。

实验市场中的股权结构、信息与控制权收益

实验室环境下的决策过程研究可以较好地考察决策变量的行为基础和动态临界值,本文以中国股市中的股权结构为背景,在实验框架下考察了股权结构、信息披露和控制权收益的关系。文章先从理论上计算股东的夏普利值并以此代表股东控制权,再分不同设置变量来实验地考察控制权收益。结果表明:(1)股东控制权越平均,控制权收益越少;大股东与小股东形成"核"联盟的机会越多,其取得控制权的机会越少。(2)信息对控制权收益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信息在联盟的形成和维持中的作用。(3)大股东夏普利值的高低和信息情况决定了联盟的方式。(4)控制权溢价并不一定就是控制权收益,也许只是大股东为防止自身利益被侵害而支付的成本。(5)信息不完全不一定是坏事,部分信息的隐含更能增加公司的分配效率。

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下的资本配置行为研究——基于控制权收益视角的实证分析

基于控制权收益①驱动公司资本配置行为的理论阐释,结合我国上市公司特有的股权结构及其导致的控制权分配格局,文章从固定资产投资和股权投资两个方面,对形成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收益的资本配置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控制权收益水平与资本配置规模显著正相关;(2)控制权收益水平越高,则增加等量控制权收益所需的资本配置规模就越大;(3)较固定资产投资而言,通过股权并购方式取得控制权收益的代价较低,但控制性股东占有被并购公司控制权收益的比例也较低;(4)上市公司资本配置行为在形成控制权收益的同时并没有通过提高公司业绩而增加控制权的共享收益,资本配置决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大股东控制下的自利行为。

股权特征、控制权收益与企业并购效率

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代理成本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不同的代理成本造成了两类公司不同的控制权收益,进而影响了并购效率。国有企业主导的并购,管理费用增加较多,降低了并购效率;而民营企业主导的并购,通常伴随着大股东通过关联交易转移资产,也降低了并购效率。为提高我国企业并购的效率,应针对不同类型的公司采取不同的监管策略。

公平观念、控制权收益与土地调整

我国《土地承包法》确立了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然而,实践中该原则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一方面是由于发包方作为既得利益集团可以从土地的调整中得到控制权收益,具有调整土地的强烈冲动;另一方面是因为土地的稳定原则有悖农民传统的公平观念,因而大多数作为承包方的农民具有迎合土地调整的迫切愿望。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问题,必须把农村土地制度设计与制度运营的环境很好地结合起来。

控制权收益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This paper reviews the theory of private benefits of control,and estimates the private benefits of control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1)The average private benefits of control in China are much more than the average around the world and decrease year by year;(2)Three variables have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private benefits of control,they are the total assets of listed corporation,the latest net yield per share,the proportion of liquid shares to the total shares.

高管薪酬、监督力与控制权收益:限薪的后果

笔者通过数学模型推演,从理论上分析不同监督力情况下高管减薪的后果,研究发现:在企业持续经营过程中,高管减薪能够导致高管控制权收益对薪酬的替代,替代作用产生了负的激励效果,并且替代程度越大,负向激励效果越明显;监督力的强弱是决定替代程度大小的关键因素,不变或弱化的监督力能够强化高管控制权收益对薪酬的替代程度。研究结果表明,无论监督力在减薪前后如何变化,限薪令都可能是一项失败的政策,类似于中国这样已经颁布限薪令的国家,在限薪的同时应该大力加强对高管的监督力度。

控制权收益的股权再融资信号探析

通过探讨西方融资信号理论在中国特殊制度背景下的适用性,以及与控制权收益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证明,尽管我国股权再融资传递投资机会和现有资产价值信号的功能被削弱了,但它可以向投资者传递较高控制权收益的信号。

公司接管中基于控制权收益的控股股东行为分析

关于公司接管动因的研究文献表明,控制权的共享收益和私人收益是大股东出现的主要动力;在市场制度缺陷较大和法律对投资者保护较弱的国家,获取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单位成本降低,控制权收益发生率提高;结果导致追求股东收益最大化的并购行为被扭曲,低效率的并购频繁发生。因此,规范和制衡控股股东行为应从市场制度缺陷入手,从相应的法律制度规则设立入手。

企业高管控制权收益显性化的效果研究

通过何种方式抑制企业高管特别是国企高管的过度在职消费等控制权收益,是我国经济转轨时期改革的难点问题。根据高管收益替代的理论分析,基于中国企业高管薪酬逐年上升的事实,采用Driscoll-Kraay标准误差的固定效应回归模型,以2003—2009年755家中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从整体上看随着中国企业高管显性报酬的提高,高管显性报酬对高管控制权收益具有显著的替代效应,显性化效果显著;然而,由于存在着监督力的差异,国企高管控制权收益的显性化效果弱于非国企,因此显性化改革过程中监督力的强化不可或缺。

晋升激励、产业同构与地方保护:一个基于政治控制权收益的解释

本文在一个基于政治控制权收益为目标的晋升激励框架下,利用一个模仿博弈模型,对长期存在于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产业同构及其引发的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现象给予一个完整解释。研究表明:在以政治控制权收益为目标的晋升激励体制下,出于对政治控制权收益中相对位置的考虑,在信息约束与风险规避条件下,地方政府官员将采取模仿经济发展战略上的方式最大化自身利益。而这种经济模仿发展战略必然导致产业同构的形成,这进一步引发地区企业在产品市场和原料市场的互相争夺,地方保护主义与人为的市场分割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在随后的经验验证中,历史资料支持了上述逻辑。最后,本文指出:由于政府组织中对相对绩效的激励需要与政府主导型经济中道德风险的两难冲突,从短期看,完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将有利于缓解这一冲突,但长期来看,产权改革和市场环境的维护才是出路所在。

论控制权收益与大股东人力资本产权参与企业收益分配问题——与刘少波教授商榷

控制权收益是控制权作用于公司治理绩效改进所产生的增量收益,属于正当的利益索取权的观点革新了国内外现有文献将控制权收益定性为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侵害的传统教条。但是,这一观点在理论上还存在着根本性的错误,有必要进行纠正和深化研究。其实,控制权收益的合理性完全基于控制权收益源泉的合理性,而控制权收益的源泉则是大股东的人力资本产权。所以,只有设立与物质资本相匹配的企业内部人力资本股权结构,才能使作为控制权载体的大股东人力资本产权合规地行使企业现金流权,进而参与企业的收益分配。只有如此,控制权收益的正当性才能真正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得到完全解决。

控制权收益与股权再融资偏好

我国上市公司具有明显的股权再融资偏好,已有研究把这种股权再融资偏好归因于融资成本、企业"圈钱"等因素。笔者认为,这些因素并不是造成上市公司偏好股权再融资的根本原因。本文从大股东获取控制权收益这一视角,通过构建模型阐述了大股东的控制权收益与股权再融资之间的关系,认为上市公司偏好股权再融资的根本原因是大股东获取控制权收益的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