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资本结构调整——基于控制权转移风险视角

控股股东作为公司重大决议的决策和参与主体,其股权结构变化对公司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关系仍不明朗。本文以2010-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公司资本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显著抑制了公司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进一步分析控制权转移风险的影响机理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公司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抑制关系在非国有控股企业、股价崩盘风险高时以及东部地区更加显著。最后,研究发现盈余管理会促进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公司资本结构调整速度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本文研究结论拓展了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影响因素研究,从控股股东层面为厘清资本结构优化过程提供了新的解释。

防范股权质押后的控制权转移风险 员工持股计划沦为大股东“新玩具”

股权质押的控股股东希望通过推出员工持股计划进行市值管理,提升股价,进而防范控制权转移风险的目的往往会落空。这是一些在大股东股权质押后打算进行类似操作的公司需要特别引以为戒的在一些企业中,初衷是用来激励员工的员工持股计划,推出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大股东防御"野蛮人"入侵、巩固大股东地位的复杂动机。我们的研究进一步发现,这种"防御型"员工持股计划的推出。

民营企业股权质押何以缓解“融资贵”:从控制权转移风险的视角

股权质押是上市公司(股东)进行债务融资的一种方式,对解决民营企业"融资贵"的困境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实证检验了民营企业控股股东进行股权质押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民营企业控股股东股权质押降低了债务融资成本,即缓解了"融资贵"的难题。内在机制在于,民营企业股权质押抑制了控股股东资金占用、关联交易,激励管理层降低盈余管理、提高会计稳健性,综合来看,降低了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另外,本文还运用股价警戒价与平仓价衡量控制权转移的风险程度,发现,实际发生控制权转移时,民营企业股权质押反而提高了债务融资成本。为了解决民营企业融资困境,助力民营企业发展,建议继续推进股权质押,完善质押制度和简化质押流程。但是,为民营企业提供股权质押贷款便利的同时,也要注意防控市场风险。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税收规避的关系研究——基于控制权转移风险

为抑制控制权转移风险,进行股权质押的控股股东可能更有动机利用税收规避改善公司业绩,以稳定甚至提升股价。因此,本文以税收规避为切入点,基于我国2014-2017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税收规避的关系。研究发现:(1)总体来看,控股股东进行股权质押的上市公司更可能税收规避;(2)这一关系在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较高、非国有产权以及两职合一的公司中更加显著。最后,为缓解内生性问题对实证结果的影响,本文采用PSM方法和工具变量法进行检验,发现结果稳健。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控制权转移风险与“高送转”

本文基于2010年~2020年中国沪深A股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中发布了“高送转”预案公告的上市公司进行分析讨论,分别探讨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控制权转移风险与“高送转”政策实施的关系,并在上述基础上区分控股股东性质进行了分样本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在存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以及控制权转移风险较高时的情况下,“高送转”实施的概率更大。区分控股股东性质的分样本检验结果表明,非国有控股股东相比于国有控股股东,当存在股权质押时或控制权风险更高时,“高送转”实施的概率更大。本文从“高送转”的角度,拓宽了股权质押与股票股利政策的研究,补充了有关“高送转”动机的研究,同时也为完善资本市场行为监管提供了政策建议。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控制权转移风险

运用2010-2019年A股公司数据,本文从事前和事后系统考察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控制权转移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从事前来看,控制权转移风险越大,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可能性越小;从事后来看,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通过削弱控股股东的“自救”能力,加剧股价下跌压力,增加其他股东减持公司股票的可能性等路径造成上市公司更容易被举牌、控制权更容易变更。国有产权性质和牛市周期会减弱上述经济后果。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控制权转移与信用利差

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0—2021年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的债务融资工具数据探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信用利差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导致公司发行债务融资工具信用利差更高。进一步研究发现,这一关系只存在于东部沿海地区、个股股价崩盘风险较高和管理层能力较强的上市公司。通过对公司信息环境质量组和低掏空组的验证,排除了信息假说和掏空假说,验证了控制权转移风险假说的唯一性。

大股东股权质押、控制权转移风险与公司业绩

大量有关大股东对上市公司业绩影响的研究多以委托代理理论为框架,且大多显示"利益输送"等负面结论,中国公司的研究结论也大体如此.事实上,在中国,大股东作为独立法人大多具有其自身经营与财务行为(如近期普遍流行的大股东股权质押融资),这些行为将有可能对上市公司业绩产生深远影响,尽管其影响机理及影响结果尚无定论.结合大股东性质、融资约束等中国制度背景因素,本文研究了大股东股权质押融资行为与上市公司业绩改善间的关系.研究表明:(1)与国有大股东相比,民营大股东因融资约束等原因而大量采用股权质押融资策略;(2)股权质押行为与大股东持股比率之间存在某种关联性,相对于国有大股东,民营大股东因融资约束及质押融资更强的"对赌"意愿,其质押行为与持股比率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3)与国有大股东不同,民营大股东在质押股权后因担心控制权转移风险,从而有更强激励来改善公司经营及业绩.这也表明,单纯从股权质押融资这一视角,大股东(尤其是民营大股东)的财务行为可能日趋理性,其存在并非一味为了"利益掏空".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策略性慈善捐赠——控制权转移风险的视角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金融常态,且这一趋势仍在上升。尽管股权质押能够较为便捷地获得金融贷款,但对控股股东而言还存在控制权转移的风险。本文以2003—2018年中国沪深A股公司为样本,研究在股权质押情境下,控股股东是否存在策略性的慈善捐赠行为,以降低控制权转移风险。结果表明,当控股股东进行股权质押后,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会显著增加,且上述结论存在较强稳健性。对捐赠动机的检验发现,控股股东在股权质押情境下的慈善捐赠行为同时表现为拉抬股价和寻租动机:一方面,当股票市场的走势趋于熊市和公司股价更接近出质股权的平仓警戒线时,控股股东在股权质押情境下的慈善捐赠动机会更加强烈;另一方面,在非国有控股企业和无政治关联的企业中,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慈善捐赠的正向影响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企业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程度更低时,控股股东在股权质押情境下慈善捐赠动机会相对增强,说明在股权质押的情境下,控股股东会权衡不同市值管理行为的成本收益关系,慈善捐赠更多是其他行为受限时的策略性行为。本文的研究结论进一步揭示了控股股东在股权质押情境下的策略性行为,对于监管机构和投资者理解企业慈善捐赠的行为动机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现金持有水平:“掏空”还是“规避控制权转移风险”

本文以2013—2015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季度数据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是否会影响上市公司现金持有水平,实证结果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比例与上市公司现金持有水平呈U型关系。当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比例低于临界值时,由于资金占用等原因,上市公司现金持有水平降低;当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比例高于临界值时,控股股东为了规避控制权转移风险,要求上市公司持有更多现金。这说明不同质押比例水平下控股股东出于不同目的对上市公司采取不同的财务政策,从而对现金持有水平产生非线性影响。上述结论在尽可能控制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在进一步的分析中,本文还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比例与上市公司现金持有水平呈U型的关系只在非国有企业中存在,上市公司现金持有水平的降低是股权质押的控股股东"掏空"所致的,增加的现金持有是来自公司资本性支出的降低和现金分红的减少,持有更多的现金能显著降低股价触及平仓线的可能性,股权质押的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现金持有水平的干预损害了公司价值。

股权质押、控制权转移风险与税收规避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背景下的税收规避可以实质地改善业绩,有利于抑制控制权转移风险。研究发现:(1)控股股东进行股权质押的上市公司更可能税收规避,说明控股股东有动机利用税收规避抑制控制权转移风险。(2)股权质押对税收规避的正向效应只存在于非国有企业组、企业地处东部组、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较低组以及股价下跌较明显组,这些组的控制权转移风险越大,公司越可能税收规避。(3)股权质押对税收规避的正向效应只存在于低掏空组、低融资约束组以及向上真实盈余管理组,从而排除了掏空、融资约束以及向上真实盈余管理对本文结论的的替代解释。(4)股权质押对税收规避的正向效应只存在于董事会规模较小组、独立董事比例较低组、管理费用率较低组、高资产周转率组以及其他应收款较低组,说明灵活、低代理成本的治理结构能统一控制权私利与公司利益,从而强化了股权质押对税收规避的正面效应。本文研究有助于丰富股权质押以及税收规避文献。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策略性环境信息披露——基于控制权转移风险的防范视角

股权质押为控股股东提供融资便利的同时,也加剧了其控制权转移风险。本文以环境信息披露为研究视角,探讨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情境下,企业是否会策略性披露环境信息来防范控制权转移风险。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促进企业策略性环境信息披露,表现为正面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提升但质量不提升,负面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和质量均下降。动因检验发现,企业策略性环境信息披露的动因在于稳定股价、政治寻租、投资获取。进一步分析发现,当新《环保法》实施、产权性质为民营、资金去向为自用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策略性环境信息披露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最后还发现,企业策略性环境信息披露不以企业环境绩效提升为基础,仅是一种环境信息管理。本文结论揭示了控股股东在股权质押情境下的环境管理行为,对于监管部门完善资本市场监管制度、投资者改善投资决策、企业优化环境管理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控制权转移风险与广告投入

股权质押使控股股东面临控制权转移风险,其有动机进行市值管理。本文以2011-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股权质押情境下控股股东是否存在调整广告投入的行为。研究结果表明,控股股东进行股权质押后,公司广告投入水平显著提高,说明股权质押情境下控股股东会通过策略性地增加广告投入进行信息管理,而非通过削减广告投入进行向上盈余管理,证实广告具有短期股票回报效应;控制权转移风险较大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广告投入的正向影响更明显,说明股权质押情境下控股股东增加广告投入是出于缓解控制权转移风险的动机。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散户规模较大和产品直接与消费者接触的企业,广告更容易吸引投资者注意力,此时控股股东增加广告投入的动机更强,该行为短期内可以提振股价,但没有起到改善经营业绩的作用,且加剧了股价波动。本文为资本市场和产品市场的联系提供了证据,且对相关部门加强上市公司广告费用监管具有一定的政策参考价值。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上市公司传闻澄清行为——基于控制权转移风险的视角

本文基于2004-2020年针对负面传闻的上市公司澄清公告样本,探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澄清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提高了澄清的详细性、技术性和合规性,提升了澄清公告信息质量,改善了公司的澄清信息披露行为。此发现在控制传闻类型,采取倾向得分匹配、Heckman两阶段模型或工具变量法之后仍然稳健。当控制权转移风险较大,即市场股价下行压力较大或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比例较高时,股权质押对澄清信息披露的影响更为显著。异质性检验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和媒体关注等公司治理机制有利于股权质押对澄清信息披露改善作用的发挥;股权质押改善澄清信息披露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交易日发布的澄清公告中。进一步研究表明,澄清公告的信息质量对其市场反应产生正向影响,且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交易日发布的澄清公告中。并且,股权质押背景下澄清公告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还能有效降低股价崩盘风险。结果说明,为降低控制权转移风险,控股股东将促使企业主动改善澄清信息披露质量。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ESG表现:“强化治理”还是“利益侵占”

近年来上市公司“无股不押”的现象与利用股权质押进行掏空的乱象频现,引发了投资者对资本市场风险的担忧。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目的都是攫取上市公司财富吗?本文以2010~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企业ESG表现的视角出发考察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后可能存在的“强化治理”效应和“利益侵占”效应。研究发现:出于强化治理动机,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后企业ESG表现会提升,且上述结论存在较强的稳健性。中介机制检验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通过提升企业信息披露质量、降低真实盈余管理水平来强化对企业的治理,从而促进企业ESG表现提升。异质性分析发现,非国有企业与未聘请国际“四大”审计的企业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后更有动机发挥治理效应,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从而提升企业ESG表现。本文发现控股股东在股权质押期具有强化公司治理的动机,为股权质押主题研究文献提供了ESG背景下的实证证据,对于监管机构和投资者理解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行为动机与理解ESG表现如何推动企业治理的完善具有启示意义。

公司章程中董事提名权条款修订与控股股东掏空

董事提名权条款作为反收购条款之一,修订该条款不仅会影响外部控制权市场治理作用的发挥,而且会影响内部董事会治理作用的发挥。本文运用2009~2022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董事提名权条款修订是否为控股股东掏空的手段,并分别从内外部治理机制视角揭示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提高提名董事持股比例促使控股股东超额委派董事比例加大、控制权转移风险降低,从而诱发了关联交易形式的控股股东掏空。拓展性分析发现: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较低及两权分离度较高时提高提名董事所需持股比例会导致更严重的控股股东掏空;设置董事提名权持股时间限制条款会进一步加剧掏空效应;提升独立董事比例和股权制衡度则会缓解董事提名权条款修订导致的掏空效应。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股权质押是股东常用的融资手段之一,对企业经营行为具有联动影响。在积极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以2013—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股权质押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股权质押与数字化转型呈倒“U”型关系,股权质押主要通过筹集资金和创新投资能力两个渠道影响数字化转型。异质性分析发现,股权质押对非国有、非高科技、内部控制不完善和媒体监督力度弱的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影响更大。拓展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公司价值,而股权质押削弱了数字化转型对公司价值的正面影响;数字化转型提高了公司股价下跌至预警线或平仓线的可能性,提高了股权质押风险。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的研究,也为理解控股股东行为与企业行为的联动效应提供了更充分的证据支撑。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违约风险具有缓释效应吗?——来自我国违规上市公司的证据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在为企业融资的同时,也会对企业的经营活动产生影响。选取2013—2018年A股非金融类违规上市企业作为样本,研究违规企业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违约风险的影响,结果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违约风险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即股权质押与违约概率之间存在着U型关系,股权质押比例增加在期初会降低违约风险,但当质押比例达到某一阈值之后,继续提高股权质押比例则会增加违约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当控制权转移风险与公司治理水平较高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违约风险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依然存在。

市值管理还是价值判断?——股权质押情境下上市公司股份回购动机研究

股权质押的控股股东可能利用股份回购所传递的积极信号提振股价,以降低控制权转移风险。运用2011—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本文实证考察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上市公司股份回购之间的关系,并运用2015年的万科股权争夺事件和2018年《公司法》股份回购条款的修订这两个外生冲击构建准自然实验进一步识别了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上市公司股份回购之间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股权质押的控股股东将上市公司股份回购作为市值管理、控制权保护的策略性手段。异质性分析表明,当控制权转移风险更大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股份回购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为显著,并且质押风险越大,上市公司的股份回购行为越具市值管理的特征。经济后果分析表明,由于动机变异,股份回购之后上市公司的长期绩效表现和股票市场表现不会明显好转,并且股权质押下的股份回购公告的正面市场反应更弱。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增加企业权益资本成本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3—2014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本文研究发现,相较于不存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上市公司,存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上市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更高。进一步分析,本文发现股权质押引起的掏空行为发挥着中介作用,还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股价崩盘风险较高、上证A股指数较低、熊市年度组、信息质量较低组更加明显,这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是由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引起的掏空行为和控制权转移风险引起的。最后,本文发现有效的公司治理能够缓解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本文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和了解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可能产生的经济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