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法规制范式研究--我国《公司法》双控人规制范式的变革与完善

各国对双控人规制的范式主要有直接规制与间接规制。美国的直接规制以判例法的形式确认双控人在特定场景对公司、股东或债权人负有信义义务,违者追究其赔偿责任;以英国和韩国为代表的间接规制范式,对双控人亲自执行公司业务的行为或指示董事执行公司业务的行为,要求其与董事共同对公司或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我国公司属于股权高度集中型公司,决定了其治理模式必然是“双控人中心主义”,也决定了规制双控人的规范在公司法中至关重要。200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增设第二十一条对双控人施加了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的义务,开启了双控人直接规制的范式。2023年新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了双控人指示公司事务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连带责任,又引入了间接规制范式,从而形成了两种规制范式兼而有之的折中规制范式及规范体系。然而,该体系存在规范大多过于抽象、可操作性不强、所有规范皆为消极规范的弊端。后续双控人规范体系的改进和完善应细化禁止双控人滥用控制权的规范,提高可适用性和规制功效;增加双控人的积极规范,承认双控人在公司治理中的地位和控制公司的权力,规范和引导其依法行使权力,优化公司治理,从而奠定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的制度基础。

无实际控制人与中小股东利益保护:促进还是抑制?

中小股东是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群体,维护中小股东利益关系到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随着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发展,资本市场出现了无实际控制人的现象,探究股权结构高度分散的无实际控制人企业是否有利于保护中小股东利益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以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探究无实际控制人对中小股东利益保护的影响,结果发现,无实际控制人会对中小股东利益保护产生抑制作用,并且无实际控制人通过增加企业代理成本从而损害了中小股东的利益,但是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能够缓解无实际控制人对中小股东利益保护的抑制作用。本文通过丰富无实际控制人与中小股东利益保护的相关研究,为维护中小股东利益、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如何加强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监管

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监管主要依赖于公司治理机制。在内部治理机制方面,最重要的是完善独立董事制度;在外部治理机制方面,需要完善与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有关的制度。我国上市公司违法违规的问题大多与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有关。如何加强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监管,是治理上市公司违法违规问题的关键所在。本文拟对此进行一些探讨。

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和受益所有人辨析——基于新《公司法》《民法典》和《反洗钱法》的视角

随着国际反洗钱监管规则的日趋严格,我国反洗钱监管标准水涨船高。近年来,在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尽职调查领域,主要呈现了从识别法定代表人到调查实际控制人、受益所有人的重要变化。但是,目前研究界和实践界对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和受益所有人的辨析研究比较有限,对法人代表、最终实控人和最终受益人缺乏对比分析,特别需要系统地辨析几者的区别与联系。通过弥补这一相对空缺的领域,从新《公司法》《民法典》和《反洗钱法》等视角理解几者的要求、演化和延续,提出“名义—实际—最终”的公司客户身份识别脉络,并对未来反洗钱管理提出展望建议。

债务融资对终极股东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内部控制质量的门限效应和调节效应

集中股权结构的上市公司中,终极股东对其他中小股东有一定的利益侵害动机,债务融资作为公司治理的一个重要环节,研究其对终极股东行为的影响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以我国523家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07-2022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考虑内部控制质量的门限效应与调节效应,实证检验了债务融资对终极股东掏空行为的促进或抑制效应。研究发现:(1)银行债务、商业信用和长期债务对终极股东掏空行为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当内部控制质量分别大于门限值860.160、873.700、873.700时,此类效应减弱;(2)短期债务对终极股东掏空行为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当内部控制质量大于门限值873.700时,此效应得到加强;(3)商业信用、长期债务、银行债务对于国有企业中终极股东掏空行为的促进效应,受到内部控制质量的反向调节。研究结论为上市公司制定健全的内部治理环境策略以及为债权人制定合理的借贷策略从而促进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参考依据。

制度环境与大股东侵占行为研究——基于内部控制中介效应的检验

制度环境作为重要的外部治理机制,在约束大股东侵占行为,减缓公司治理问题中起着关键作用。本文以2013—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寻制度环境对大股东侵占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检验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制度环境的改善和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均能抑制大股东的侵占程度,内部控制质量在制度环境对大股东侵占作用中发挥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内部控制的中介传导机制仅存在于国有企业或实际控制人所有权较低的企业中,且制度环境和非正式制度之间存在替代效应。

股东资源、实际控制与公司控制权争夺——基于雷士照明的案例研究

已有关于股东关系和控制权配置的研究大多基于股东的财务资本投入。基于股东资源并以民营上市公司雷士照明的控制权争夺为案例,分析民营企业股东间发生控制权争夺的原因,研究发现:民营企业大股东之间具有"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群体属性,维持其关系的核心在于股东资源及其相互依赖性。大股东间矛盾及其控制权争夺,源于股东资源投入与其期望回报间的"差异",当掌握公司实际控制权时,大股东利用权力谋取私利的内在动机将可能显性化,最终导致公司控制权争夺。而这种控制权争夺影响着大股东间关系的再协调和公司治理的动态调整。

公司实际控制人司法认定实证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公司治理也进入新的发展模式,而有效规制实际控制人是公司治理的重要命题,在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实施背景之下实际控制人被赋予了新的定义。由于公司法条文规定的语义原则化,公司实际控制人司法认定标准较为模糊,对实际控制人的穿透监管与追责难以开展。从司法与监管在实践中对实际控制人认定差异的实证研究入手,厘清实际控制人认定应坚持实质主义为原则、主观控制意图与客观控制要素综合考量的司法认定标准。

关联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对实际控制人扩张适用之研究

司法实践中,实际控制人损害债权人利益现象频现,而《公司法》未将实际控制人纳入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规制范围,此类案件裁判工作陷入实际控制人责任形态缺失、对其滥用行为未实现整体规制以及责任认定与立法不统一的窘境。实际控制人适用关联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契合法人制度的本质,能够保护债权人利益,堵住法律漏洞,有效规制实际控制人的滥用行为。未来《公司法》应将实际控制人纳入关联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规制范围,完善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从立法目的出发,扩张解释现行《公司法》第20条第3款,对实际控制人扩张适用关联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时应严格把握构成要件,采用多重标准认定行为要件,重视结果要件;法院应坚持审慎立场,考察适用必要性,坚持“一案一否认”,防止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被滥用。

社会责任、股东资源与创始人实际控制权

以雷士照明为研究对象.用探索性案例研究方法,探究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对创始人控制权获取和维持的影响,搭建并验证了社会责任对控制权影响机制的理论框架。研究表明:股东资源“总量”是控制权最终归属的决定因素;履行社会责任能够维持创始人控制权的稳定,并且能够在控制权之争中帮助创始人获取控制权;社会资本在社会责任与控制权的关系中起“桥梁”作用;社会责任对控制权的影响机制同时受到制度因素的制约,并随着制度因素的变化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上市公司股东关系分析：基于实际控制人的视角

本文基于股权分置改革背景,以2004年和2008年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聚类、均值比较与检验等方法对上市公司的股东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约有80%的上市公司直接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并不一致。按照控股股东的控制权特征,可以将上市公司划分为两类:低持股比例高分离度公司和高持股比例低分离度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后,低持股比例高分离度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有趋同之势,与此同时部分依然分离的公司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性质开始出现分化。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权与小股东权益保护

股权集中型公司是现代公司的主流组织形态之一,其代理成本主要产生于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存在的利益冲突。通过发行多种类股票、交叉持股和金字塔式控股等方式,控股股东能够获取比与其股权份额相对应的名义控制权更大的实际控制权,因而更容易发生以侵害小股东权益作代价追求控制权私下收益的道德风险行为,致使代理成本高昂。声誉机制和法律手段能够迫使控股股东收敛侵占行为,且法律手段较声誉机制更为有效。在中国,声誉机制对控股股东基本不起作用,保护小股东权益的最为有效的措施是完善相关立法并加大执法力度。

刍议切实保障股东账簿查阅权——亦谈增设公司实际控制人会计规范化管理法定义务之现实意义

由于公司自身缺乏必要的会计规范化管理,使股东或查不到账,或拿到的是残缺不全、真假难辨的账簿,难以通过行使账簿查阅权维护自身合法的财产利益。为此,若将加强公司会计规范化管理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项法定义务,不仅有利于真正落实与有效保障股东账簿查阅权,而且对快速有效地处理此类诉讼纠纷也具有现实的积极意义。

大股东类型、实际控制权配置模式与控制权私人收益

在对大股东类型做出界定的基础上,本文通过构建"大股东类型—实际控制权配置模式—控制权私人收益"分析框架,理论分析了大股东类型与大股东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关系。选取了我国上市公司发生的共231项涉及控制权转移的大宗股权转让交易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了我国上市公司的大股东类型与大股东控制权私人收益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1.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攫取的控制权私人收益显著为负;2.国有企业攫取的控制权私人收益近似为零;3.民营企业攫取的控制权私人收益显著为正;4.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攫取的控制权私人收益最小,国有企业居中,而民营企业最大。

实际控制人缺失与内部人机会主义减持

当前,实际控制人缺失的现象愈发普遍,但关于无实际控制人引发的公司治理问题的研究较少。本文以2012—2021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从监督和信息优势角度实证考察了无实际控制人对内部人机会主义减持的影响。研究发现,无实际控制人与内部人机会主义减持行为显著正相关;机制检验表明,公司实际控制人缺失会削弱对内部人行为的监督、降低信息透明度从而影响内部人机会主义减持。进一步地,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和外部法治环境的改善,可以缓解无实际控制人状态下内部人的机会主义减持行为,但当无实际控制人企业存在控股股东时,内部人机会主义减持次数更高。本文有助于强化对内部人机会主义减持行为的监督,也为完善无实际控制人监管提供了新思路。

控制股东忠实义务的完善:基于特拉华州公司法的比较考察

控制股东的忠实义务有助于抑制控制股东的不当行为,保护公司、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我国公司法对控制股东关联交易的法律规制与忠实义务功能相同,在一定程度上可替代忠实义务,但在义务主体、义务适用场合、义务内容与审查等方面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美国特拉华州控制股东忠实义务可被概述为控制董事会、主导公司决策的股东在利益冲突交易中负有公平交易的义务。在对忠实义务的审查中,特拉华州法院将公司治理程序与司法审查有机结合,兼顾了自由与公平两种价值,是其最值得批判性借鉴之处。设置妥当的关联交易治理程序,构建兼顾自由与公平的司法审查方式,亦是我国控制股东忠实义务法律制度完善的核心命题。

实际控制人行业专长与公司创新

“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支持中小微企业成为创新的重要发源地,并对专业技术人员创新创业给予重点扶持。本文以2007-2020年我国中小板和创业板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专业技术人员创业能否发挥其行业专长优势。研究发现拥有行业专长的实际控制人会促进公司创新,且上述促进效果源自降低公司多元化经营程度和管理层短视程度。本文从实际控制人的主观动机、治理权力以及面临的资本约束出发,发现实际控制人直接持股程度越高、实际控制人兼任CEO以及公司资本约束程度越低时,实际控制人行业专长对公司创新的促进作用越强。最后,本文讨论了实际控制人在创新活动中的“主导权”,发现实际控制人对创新的影响比CEO更为重要,凸显中小创民营上市公司中实际控制人的重要性。本文将实际控制人特质纳入研究框架,对高层梯队理论进行了拓展。本文的研究结论支持民营企业家不断学习行业前沿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这有利于保持企业长期竞争力,实现基业长青,同时也对相关政策出台提供了理论与现实证据。

实际控制人信任与高管薪酬水平

实际控制人对高管团队的信任是高管薪酬水平的关键影响因素,且这种信任显著提升了高管团队薪酬水平;其内在机理在于实际控制人通过任命有能力的“熟人”高管,实现双方风险共担、激励相容,即“赏亲以贤”。检验结果排除了实际控制人合谋动机等潜在解释路径。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实际控制人信任在高管薪酬激励对代理成本的治理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即作为协同机制优化了薪酬激励的治理有效性。上述结论不仅从理论上论证了实际控制人信任在优化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中的作用,为化解最优契约理论和管理层权力理论的分歧提供了可能,而且揭示了在我国制度情境下信任是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有效策略,为企业家要素市场化定价提供了中国情境回答。

深市上市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分析

股东信息是上市公司信息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通过分析深市公司股东总体分布特点、机构投资者状况、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性质和行业分布状况、股东变更等资料,发现目前深圳市场价值投资理念已经确立,股权结构亟待调整,实际控制人相关信息披露仍需进一步完善 。

内部控制视角下大股东掏空行为及其防范——以ST澄星为例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扩张,大股东侵害中小股东权益的现象日益凸显,大股东利用优势地位进行的掏空行为屡见不鲜,成为影响市场健康发展的一大挑战。掏空行为不仅会影响投资者的投资信心,也会给投资者决策带来错误的引导。选择ST澄星作为案例研究对象,对其大股东掏空行为的手段及产生的经济后果进行分析,并逐一分析其在内部控制5要素方面存在的缺陷,针对性地提出了企业需要强化治理机构、规范信息披露行为、完善监督体系等相应的防范大股东掏空行为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