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股股东股权质押、金融发展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我国高质量发展目标要求企业不仅要注重经济增长,也要重视效率提升和结构优化。文章以2014—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抑制企业高质量发展,且这一关系在非国有企业更为显著;金融发展能显著缓解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抑制企业高质量发展,且在非国有企业中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文章研究结果对丰富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经济后果和提供企业高质量发展理论支持具有重要意义。

控股股东私利行为、客户治理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

以2012—2021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理论分析与实证考察控股股东私利行为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关系客户对此的治理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控股股东私利行为显著降低了企业绿色创新水平,而客户的治理能力能有效弱化控股股东私利行为对企业绿色创新的负面影响,揭示了客户治理效应的存在。基于影响机理的进一步分析发现,客户对控股股东私利行为的治理效应在低现金持有水平、过度投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基于企业外部治理机制的进一步分析显示,在影响控股股东私利行为与企业绿色创新关系的过程中,客户治理与产品市场竞争治理、机构投资者持股治理之间存在显著的替代关系。对此,企业应建立健全内部治理与监督机制,加强客户资源管理。

非控股股东投票参与决策、数字化转型与公司治理

非控股股东投票参与决策是维护投资者利益以及完善公司治理的重要方面。基于2012—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非控股股东出席股东大会投票数据,研究发现:(1)非控股股东参与股东大会投票率越高,对公司治理水平的提升效应越显著。公司数字化转型强化了非控股股东投票参与决策的公司治理效应。(2)非国有企业和法治环境水平高的公司会强化非控股股东投票参与决策的公司治理效应。(3)非控股股东投票参与决策通过发挥治理效应抑制控股股东“掏空”和提高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进而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具体表现为控股股东资金占用、公司关联交易的显著下降和高管薪酬粘性的降低。研究结果拓展了非控股股东的公司治理效应相关研究,为数字经济背景下优化股权结构、完善投资者保护制度、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提供了有益参考。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企业金融化与企业创新

以2012—2020年我国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为样本,考察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企业金融化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抑制企业创新,并且在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低的企业和市场化进程低的地区更为显著;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导致企业金融化动机增强,而企业金融化挤出企业创新,表现出更强的投机套利动机;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存在金融化和融资约束两条渠道抑制企业创新,一方面通过促进企业金融化挤出企业创新,另一方面通过加剧融资约束抑制企业创新。

一致行动人股权质押视角下的控股股东股票增持研究

股权质押背景下,股票增持是控股股东应对控制权转移风险的重要方式。研究发现,一致行动人存在股权质押时,控股股东更容易进行股票增持,且一致行动人质押比例越高控股股东增持比例越大;当控股股东也存在股权质押时,该正向影响依然显著;此外,一致行动人净质押比例越高控股股东增持比例越大。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产权在控股股东股票增持与一致行动人股权质押之间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为有关部门加强对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的协同监管提供了参考依据,有助于投资者理性看待控股股东的股票增持行为。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ESG表现:“强化治理”还是“利益侵占”

近年来上市公司“无股不押”的现象与利用股权质押进行掏空的乱象频现,引发了投资者对资本市场风险的担忧。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目的都是攫取上市公司财富吗?本文以2010~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企业ESG表现的视角出发考察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后可能存在的“强化治理”效应和“利益侵占”效应。研究发现:出于强化治理动机,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后企业ESG表现会提升,且上述结论存在较强的稳健性。中介机制检验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通过提升企业信息披露质量、降低真实盈余管理水平来强化对企业的治理,从而促进企业ESG表现提升。异质性分析发现,非国有企业与未聘请国际“四大”审计的企业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后更有动机发挥治理效应,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从而提升企业ESG表现。本文发现控股股东在股权质押期具有强化公司治理的动机,为股权质押主题研究文献提供了ESG背景下的实证证据,对于监管机构和投资者理解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行为动机与理解ESG表现如何推动企业治理的完善具有启示意义。

“双向混改”情境下非控股股东治理机制与资本配置效率

本文在区分“双向”混合所有制改革两类混改情境的基础上,基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视角,从股权治理、高层治理、网络治理三个维度构建非控股股东治理参与度模型,考察了非控股股东参与治理与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内在关系。研究表明:在“双向”混改情境下,非控股股东参与治理能提高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非控股股东参与治理提高国有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主要体现在制衡效应而非资源效应,非控股股东参与治理提高民营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主要体现在资源效应而非制衡效应;非控股股东参与治理能够通过缓解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和抑制国有企业过度投资来提高国有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本文有利于从“双向”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视角引导非控股股东更好发挥治理作用。

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与审计报告时滞

非控股大股东作为公司治理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退出威胁的隐性治理作用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文章基于2011—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非控股大股东的退出行为对公司审计报告发布延迟的作用机制。结果显示非控股大股东退出行为能够显著缩短审计报告的发布延迟时间,作用方式为提高内部控制质量,且在审计师行业专长高、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和未发生亏损的企业中这种作用更显著。研究旨在为非控股大股东提供策略性建议,使他们能够以更加灵活和有效的方式参与到公司治理中,进而优化公司的决策过程。

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与多元化经营:抑制还是促进?

该文基于2007—2021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检验了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对企业多元化经营的影响。研究发现: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发挥治理效应约束企业多元化扩张,主要作用机制是减少管理层在职消费和抑制控股股东掏空行为;异质性检验发现,当公司管理层持股、存在实际控制人、信息环境质量高及处于竞争性行业时,退出威胁对多元化的抑制作用更显著;拓展性检验发现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降低了企业非相关和相关多元化程度,且对非相关多元化的减少更显著,并提升了多元化经营价值。

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

能否将企业的杠杆率控制在有效防范风险的阈值内,事关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去杠杆”战略的稳步推行。选取2007~2022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微观视角考察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能否影响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研究结果显示: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能够提升资本结构调整速度、降低资本结构偏离程度;区分偏离方向发现,相较于向下偏离目标资本结构,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更能加快对向上偏离目标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降低向上偏离目标资本结构的程度。机制检验发现,提高信息透明度、缓解两类代理问题是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发挥治理机制的重要渠道。异质性分析发现,退出威胁可信性、退出威胁强度及市场化程度越高,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对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的治理效应越显著。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

通过股权质押融资已经成为资本市场的一种普遍现象,股权质押会对企业行为决策产生重大影响。利用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创新产出具有抑制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高科技行业中股权质押对企业创新产出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通过提高企业融资约束水平以及降低企业风险投资意愿,进而抑制了企业创新产出。拓展分析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不仅抑制了企业创新产出,也降低了企业创新质量;只有在高质押压力下,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才会显著抑制企业创新产出,而在低质押压力下并无显著影响。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影响企业ESG表现吗?

文章以信号传递、经济人假说以及信息不对称为理论基础,选取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显著抑制企业ESG表现,该抑制效应在国有企业和分析师关注高时得到缓解,在董事长兼任CEO时得到强化;中介机制检验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通过提升企业融资约束水平进而抑制其ESG表现。进一步分析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具有差异化,其中,在环境和社会维度更显著。因此,相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关注资本市场风险化解问题,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从而更有效地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我国金融控股公司开展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必要性及其构想研究

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历程,我国金融控股公司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都取得了空前发展,其对金融体系的影响也日趋加深。2020年,为规范金融控股公司健康发展,国务院印发《关于实施金融控股公司准入管理的决定》正式确立了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规则。2022年3月,中信金融控股公司和北京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我国首批持牌经营的金融控股公司,自此金融控股公司作为金融业综合经营的重要形式正式进入金融监管主体名库。长久以来,理论界与实务界对金融控股公司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资本充足率等经营风险,对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则较少论述。本文从利益相关者角度出发,提出我国金融控股公司开展消保工作的必要性,并就现行制度下,如何从公司治理层面规范金融控股公司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进行构想。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信息透明度与股价崩盘风险

文章采用实证研究法,选取2013—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同时引入信息透明度作为中介变量,探讨信息透明度在股权质押和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路径中起何作用。结果表明:其他条件一定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股价崩盘风险正相关;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期间,公司信息透明度降低,从而降低了股价崩盘风险,即信息透明度在两者的作用路径中起遮掩作用。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年报前瞻性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随着上市公司股权质押的数量越来越多,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和市值盈余管理成为研究热点。基于此,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作为研究对象,选取2013—202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所发布的年度财务报告为样本,利用上市公司股权质押数据,从文本信息的内容和态度偏好程度进行挖掘。结果表明:控股股东进行股权质押后在年度报告中披露更多的积极信息和有利股价的预测信息,而控股股东为了控制风险,具有强烈粉饰年度报告的动机。进一步研究发现,粉饰年度报告采用的手段主要是增加乐观信息的陈述,上市公司面临外界质疑时将会披露更多的乐观文本信息。

生命周期视角下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的绿色治理效应——以绿色创新的经验证据为例

选取2015—2021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基于生命周期视角研究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①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能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具有积极的绿色治理作用;②基于生命周期的异质性分析显示,相比于成熟期和衰退期企业,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在成长期企业中的促进作用更显著;③基于产权性质的异质性分析显示,相比于国有企业,非控股大股东退出威胁在非国有企业中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民营资本引入与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来自国有控股资本保值增值视角的证据

本文实证考察了国有企业中引入民营资本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国有控股资本保值增值的影响。研究发现,民营资本引入能够显著增加国有控股资本保值增值率,因而已经完成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预期的国有资本做大的目的。在机制路径上,推动国有企业资本经营管理效率的提升从而做强做优国有资本,是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升国有控股资本保值增值率的有效路径。进一步研究表明,国有资本监管体制改革、新一轮改革政策引导是发挥混合所有制改革积极经济效益的配套条件。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论与实务界厘清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认识,为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提供理论依据。

控股股东财务资助与企业价值创造——基于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重申“两个毫不动摇”,为民营企业价值创造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持,而融资方式是影响企业价值的重要因素之一。控股股东财务资助凭借其融资成本低、内部风险可控等优势,成为民营企业融资新渠道。以2007—2021年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控股股东财务资助对企业价值创造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控股股东财务资助对企业价值创造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控股股东财务资助通过降低税收负担激发企业价值创造。异质性分析表明,控股股东财务资助对企业价值创造的促进作用随着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而增强,且对小规模企业的影响更加明显。研究既丰富了控股股东财务资助的经济后果及企业价值创造影响因素方面的文献,又为相关部门制定政策制度提供参考以及民营上市公司有效融资提供了理论依据。

四川省民营科技企业发展亮点及面临的困局——来自私人控股高新技术企业的例证

民营科技企业在推动科技创新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占有重要分量。作为民营科技企业的主导企业类型,四川省私人控股高新技术企业近年来发展迅速,企业获利能力持续提升,在全省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在科技创新上仍面临诸多困局,如企业更倾向于非研发创新,整体“硬科技”创新特征不突出,创新开放性不足,人才短板明显,融资体系对创新支持不足等,亟需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为民营科技企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表决权委托、控股权争夺与公司治理

近年来,上市公司通过表决权委托实现控股权转让的案例越来越多,但也产生了大量的控股权争夺的现象。文章结合表决权委托的推动力,以及表决权委托引致控股权争夺的内在逻辑,提出从法律法规、信息披露监管、条款设计几个方面解决表决权委托导致控股权争夺问题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