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股股东股权质押、金融发展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我国高质量发展目标要求企业不仅要注重经济增长,也要重视效率提升和结构优化。文章以2014—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抑制企业高质量发展,且这一关系在非国有企业更为显著;金融发展能显著缓解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抑制企业高质量发展,且在非国有企业中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文章研究结果对丰富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经济后果和提供企业高质量发展理论支持具有重要意义。

控股股东私利行为、客户治理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

以2012—2021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理论分析与实证考察控股股东私利行为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关系客户对此的治理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控股股东私利行为显著降低了企业绿色创新水平,而客户的治理能力能有效弱化控股股东私利行为对企业绿色创新的负面影响,揭示了客户治理效应的存在。基于影响机理的进一步分析发现,客户对控股股东私利行为的治理效应在低现金持有水平、过度投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基于企业外部治理机制的进一步分析显示,在影响控股股东私利行为与企业绿色创新关系的过程中,客户治理与产品市场竞争治理、机构投资者持股治理之间存在显著的替代关系。对此,企业应建立健全内部治理与监督机制,加强客户资源管理。

非控股股东投票参与决策、数字化转型与公司治理

非控股股东投票参与决策是维护投资者利益以及完善公司治理的重要方面。基于2012—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非控股股东出席股东大会投票数据,研究发现:(1)非控股股东参与股东大会投票率越高,对公司治理水平的提升效应越显著。公司数字化转型强化了非控股股东投票参与决策的公司治理效应。(2)非国有企业和法治环境水平高的公司会强化非控股股东投票参与决策的公司治理效应。(3)非控股股东投票参与决策通过发挥治理效应抑制控股股东“掏空”和提高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进而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具体表现为控股股东资金占用、公司关联交易的显著下降和高管薪酬粘性的降低。研究结果拓展了非控股股东的公司治理效应相关研究,为数字经济背景下优化股权结构、完善投资者保护制度、提升公司治理水平提供了有益参考。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企业金融化与企业创新

以2012—2020年我国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为样本,考察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企业金融化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抑制企业创新,并且在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低的企业和市场化进程低的地区更为显著;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导致企业金融化动机增强,而企业金融化挤出企业创新,表现出更强的投机套利动机;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存在金融化和融资约束两条渠道抑制企业创新,一方面通过促进企业金融化挤出企业创新,另一方面通过加剧融资约束抑制企业创新。

一致行动人股权质押视角下的控股股东股票增持研究

股权质押背景下,股票增持是控股股东应对控制权转移风险的重要方式。研究发现,一致行动人存在股权质押时,控股股东更容易进行股票增持,且一致行动人质押比例越高控股股东增持比例越大;当控股股东也存在股权质押时,该正向影响依然显著;此外,一致行动人净质押比例越高控股股东增持比例越大。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产权在控股股东股票增持与一致行动人股权质押之间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为有关部门加强对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的协同监管提供了参考依据,有助于投资者理性看待控股股东的股票增持行为。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ESG表现:“强化治理”还是“利益侵占”

近年来上市公司“无股不押”的现象与利用股权质押进行掏空的乱象频现,引发了投资者对资本市场风险的担忧。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目的都是攫取上市公司财富吗?本文以2010~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企业ESG表现的视角出发考察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后可能存在的“强化治理”效应和“利益侵占”效应。研究发现:出于强化治理动机,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后企业ESG表现会提升,且上述结论存在较强的稳健性。中介机制检验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通过提升企业信息披露质量、降低真实盈余管理水平来强化对企业的治理,从而促进企业ESG表现提升。异质性分析发现,非国有企业与未聘请国际“四大”审计的企业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后更有动机发挥治理效应,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从而提升企业ESG表现。本文发现控股股东在股权质押期具有强化公司治理的动机,为股权质押主题研究文献提供了ESG背景下的实证证据,对于监管机构和投资者理解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行为动机与理解ESG表现如何推动企业治理的完善具有启示意义。

“双向混改”情境下非控股股东治理机制与资本配置效率

本文在区分“双向”混合所有制改革两类混改情境的基础上,基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视角,从股权治理、高层治理、网络治理三个维度构建非控股股东治理参与度模型,考察了非控股股东参与治理与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内在关系。研究表明:在“双向”混改情境下,非控股股东参与治理能提高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非控股股东参与治理提高国有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主要体现在制衡效应而非资源效应,非控股股东参与治理提高民营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主要体现在资源效应而非制衡效应;非控股股东参与治理能够通过缓解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和抑制国有企业过度投资来提高国有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本文有利于从“双向”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视角引导非控股股东更好发挥治理作用。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

通过股权质押融资已经成为资本市场的一种普遍现象,股权质押会对企业行为决策产生重大影响。利用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创新产出具有抑制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高科技行业中股权质押对企业创新产出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通过提高企业融资约束水平以及降低企业风险投资意愿,进而抑制了企业创新产出。拓展分析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不仅抑制了企业创新产出,也降低了企业创新质量;只有在高质押压力下,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才会显著抑制企业创新产出,而在低质押压力下并无显著影响。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影响企业ESG表现吗?

文章以信号传递、经济人假说以及信息不对称为理论基础,选取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显著抑制企业ESG表现,该抑制效应在国有企业和分析师关注高时得到缓解,在董事长兼任CEO时得到强化;中介机制检验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通过提升企业融资约束水平进而抑制其ESG表现。进一步分析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具有差异化,其中,在环境和社会维度更显著。因此,相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关注资本市场风险化解问题,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从而更有效地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信息透明度与股价崩盘风险

文章采用实证研究法,选取2013—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同时引入信息透明度作为中介变量,探讨信息透明度在股权质押和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路径中起何作用。结果表明:其他条件一定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股价崩盘风险正相关;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期间,公司信息透明度降低,从而降低了股价崩盘风险,即信息透明度在两者的作用路径中起遮掩作用。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年报前瞻性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随着上市公司股权质押的数量越来越多,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和市值盈余管理成为研究热点。基于此,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作为研究对象,选取2013—202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所发布的年度财务报告为样本,利用上市公司股权质押数据,从文本信息的内容和态度偏好程度进行挖掘。结果表明:控股股东进行股权质押后在年度报告中披露更多的积极信息和有利股价的预测信息,而控股股东为了控制风险,具有强烈粉饰年度报告的动机。进一步研究发现,粉饰年度报告采用的手段主要是增加乐观信息的陈述,上市公司面临外界质疑时将会披露更多的乐观文本信息。

控股股东财务资助与企业价值创造——基于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重申“两个毫不动摇”,为民营企业价值创造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持,而融资方式是影响企业价值的重要因素之一。控股股东财务资助凭借其融资成本低、内部风险可控等优势,成为民营企业融资新渠道。以2007—2021年沪深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控股股东财务资助对企业价值创造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控股股东财务资助对企业价值创造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控股股东财务资助通过降低税收负担激发企业价值创造。异质性分析表明,控股股东财务资助对企业价值创造的促进作用随着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而增强,且对小规模企业的影响更加明显。研究既丰富了控股股东财务资助的经济后果及企业价值创造影响因素方面的文献,又为相关部门制定政策制度提供参考以及民营上市公司有效融资提供了理论依据。

共同机构所有权能抑制控股股东的私利行为吗

基于A股上市公司2007—2021年数据,考察共同机构所有权在企业第二类代理问题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共同机构所有权显著抑制控股股东私利行为,该结论经Heckman两阶段、PSM等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说明共同机构投资者扮演监督者,而非合谋者角色。机制分析显示,共同机构投资者对控股股东具有更低的监督成本,可以通过退出威胁与委派董事的方式抑制控股股东私利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对非国有性质的企业来说,上述抑制效应程度更大。共同机构所有权能提升企业价值,且共同机构所有权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交乘项越大,企业价值越高,意味着共同机构投资者通过监督控股股东提升企业价值,呼应主旨结论。因此,建议监管部门积极引导和规范共同机构所有权,以缓解中国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冲突,同时企业也应当充分利用共同机构所有权的信息优势,大力促进企业间协作,不断提升企业价值。

控股股东董事会改革与国有企业过度负债——央企集团建设规范董事会的证据

中国国有企业的负债率长期高于其他所有制形式企业,降低国有企业过度负债水平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内容,需要强化控股股东这一关键少数的治理。本文以央企集团建设规范董事会为准自然实验,尝试打开控股股东治理结构的黑箱,通过构建多时点DID模型研究发现,央企集团建设规范董事会能够显著抑制控股上市公司的过度负债水平。机制检验发现,央企集团建设规范董事会降低了控股上市公司的代理问题、硬化了预算约束、提升了内部控制水平和内源融资能力,进而降低了上市公司过度负债水平。异质性检验发现,央企集团建设规范董事会对上市公司过度负债的抑制作用会受到规范董事会外部董事比重、央企集团所有者缺位程度以及央企集团对上市公司管控力度的影响。本文基于控股股东董事会的视角回答了控股股东治理结构变化如何影响上市公司治理效果的问题,对国有企业改革、董事会建设等方面的研究亦有所贡献。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行为选择:基于金融化和创新的视角

本文基于金融化和创新双重视角,运用2007—2020年上市公司数据探讨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背景下企业行为选择偏好。研究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使得企业更倾向选择金融化行为,而非创新行为,且对实质性创新存在显著负向影响。机制检验发现,融资约束是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促进金融化行为的重要作用渠道,且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促进金融化行为后不利于企业未来业绩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非国有企业和股权集中度较低企业中,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在促进金融化的同时显著抑制了企业创新。

非控股股东积极参与决策提升了资产定价效率吗?--基于股价信息含量的考察视角

股价信息含量对资本市场运行效率具有重要的评价作用。股价的信息含量较低,意味着股价中的公司特质性信息的融入程度较低,严重损害了股票价格引导资源配置的效率。本文以2006年至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股价信息含量视角出发,通过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的投票数据,探究非控股股东积极参与决策对股价信息含量的影响效应及内在作用机制。结果发现,非控股股东积极参与企业决策可以显著提高上市公司股价信息含量。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并考虑内生性问题之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表明,在股权集中度高、企业信息透明度低、非“四大”审计的企业中,非控股股东参与企业决策积极性高则更有利于提高股价信息含量。研究证明非控股股东参与决策能够通过发挥“监督效应”的作用机制,进而影响股价信息含量。影响渠道的分析结果表明,抑制控股股东“掏空”行为和企业私有信息隐藏行为,是非控股股东积极参与决策提升股价信息含量的作用渠道。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法规制范式研究--我国《公司法》双控人规制范式的变革与完善

各国对双控人规制的范式主要有直接规制与间接规制。美国的直接规制以判例法的形式确认双控人在特定场景对公司、股东或债权人负有信义义务,违者追究其赔偿责任;以英国和韩国为代表的间接规制范式,对双控人亲自执行公司业务的行为或指示董事执行公司业务的行为,要求其与董事共同对公司或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我国公司属于股权高度集中型公司,决定了其治理模式必然是“双控人中心主义”,也决定了规制双控人的规范在公司法中至关重要。200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增设第二十一条对双控人施加了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的义务,开启了双控人直接规制的范式。2023年新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了双控人指示公司事务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连带责任,又引入了间接规制范式,从而形成了两种规制范式兼而有之的折中规制范式及规范体系。然而,该体系存在规范大多过于抽象、可操作性不强、所有规范皆为消极规范的弊端。后续双控人规范体系的改进和完善应细化禁止双控人滥用控制权的规范,提高可适用性和规制功效;增加双控人的积极规范,承认双控人在公司治理中的地位和控制公司的权力,规范和引导其依法行使权力,优化公司治理,从而奠定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的制度基础。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劳动力投资效率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投资效率的研究,更多聚焦于资本性支出的投资效率,文章将研究视角拓展至劳动力投资效率,测度了2012—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劳动力投资效率,并采用混合OLS回归方法检验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如何影响劳动力投资效率。研究表明,存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企业降低了劳动力投资效率,主要体现在劳动力投资不足。进一步分析研究显示:在强融资约束和信息不透明的情形下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劳动力投资效率的负向影响更加严重。研究结论为金融创新方式如何影响劳动力生产要素提供了理论依据,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全要素配置效率具有重要启示。

“兜底式增持”的实施动机和经济后果:基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视角

“兜底式增持”在上市企业中颇为流行,引起市场各方的广泛关注。本文以2015—2021年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从控股股东质押的视角分析了“兜底式增持”的实施动机及其经济后果。结果表明:(1)企业的控股股东质押比例与实施“兜底式增持”的概率正相关;(2)“兜底式增持”仅能在短期提高市场回报,并不能提升企业的长期市场回报,也不能提升企业的经营业绩;(3)控股股东质押股票后,股价下跌压力越大,越有可能实施“兜底式增持”;(4)检验“兜底式增持”员工参与度的信息含量发现,相比低员工参与度的企业,高员工参与度的企业会取得更加积极的短期市场反应,高员工参与度的企业的经营业绩会更好。综上,我国资本市场上出现的“兜底式增持”是企业控股股东为了缓解质押风险,提高企业股价的市值管理行为,是控股股东代理问题的新的表现形式,但是企业员工能够发挥价值发现作用,识别控股股东的市值管理行为。

控股股东私利行为与债权人保护——以怡亚通终止股份回购事件为例

以2018年华润信托等机构持较低比例债券叫停怡亚通股份回购事件为例,探讨股份回购诱发的股东与债权人冲突,分析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的影响因素和化解冲突的超额权力。研究发现:首先,集中股权结构下,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可能使股份回购异化为私利行为,即控股股东利用回购转移风险,引发股东与债权人冲突;其次,制度环境、债券契约设计和机构投资者身份是影响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的重要因素;最后,债权人因组织间非对称性依赖形成的超额权力能够帮助化解冲突。本文最终建构股东—债权人冲突下的债权人保护理论框架,不仅扩展了回购背后股东与债权人冲突的相关研究文献,也从组织间依赖视角丰富了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的研究,为进一步加强投资者保护提供了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