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控辩协商制度研究——刑事诉讼特别程序之探讨

逐步扩大简易程序和其他速决程序的适用范围,是近年来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法的发展趋势之一。随着我国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初步确立,对抗性审判的程度得到了进一步增强,但刑事案件数量持续上升与司法资源有限之间的矛盾却日益突出,在此情形下,借鉴美国辩诉交易制度及西方其他国家的刑事诉讼特别程序,创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控辩协商制度这种非审判式案件处理方式,就成为我们可供考虑的选择。

美国辩诉交易中的控辩协商——以“审判阴影模型”为视角的思考

传统观点认为,辩诉交易是"审判阴影模型"下的一种讨价还价,辩诉协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本来就会在庭审中出现的实质性结果。在以美国辩诉交易中的控辩协商为对象加以研究后,我们发现除"审判阴影"外,还有不确定性、成本的压力、被告人的风险与利益偏好等因素影响了这一决策过程。为了保障案件的实体公正,美国刑事司法发展出一系列制度,旨在保障控辩协商在"审判阴影模型"下进行,这些制度对于我国认罪认罚案件中控辩协商程序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刑事辩护制度发展的命运——以建立中国控辩协商制度为视角

从立法的角度看,中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无疑是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一个巨大进步,甚至有人把它说成是刑事诉讼立法科学化、民主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不为过。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就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中国刑事辩护制度所引起的实质性影响而言,不仅不是巨大进步,而且是严重倒退。中国的刑事辩护正面临着让立法者始料不及的艰难困境。中国目前的辩护制度状况尚无法满足辩诉交易中国化的基本要求。只有实现中国辩护律师队伍的专业化,赋予中国律师必要的辩护权利和执业保障权利,才能使得辩诉交易在中国移植后,被告人有适格的辩护律师提供帮助,以确保其在控辩协商中得到公平对待。

美国控辩协商的制度基础

美国控辩协商制度是美国刑事司法制度基于经验自生内发形成的,是社会需要和历史发展的产物,是对固有的审判、检察、警察、律师、被告人权利保护等制度的继承和优化。

庭前会议的实践与进路——基于控辩协商的理论视角

随着司法实践的不断探索与完善,庭前会议制度的全貌也逐渐被揭开。庭前会议具有程序和实体两方面的功能,它在解决非法证据排除、证人出庭、证据整理等问题上为控辩双方提供了有效的对话空间,使得原本在庭审中难以协调的问题在庭前得以中充分的交流与协商。作为一种新制度,庭前会议的成长必然面临着诸多挑战。随着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庭前会议将立足于本土经验,成长为一种"中国式控辩协商"的制度平台。

刑事控辩协商机制的确立与争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述评

围绕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研究,我国法学界已经形成了若干争议焦点。其中,控辩协商机制的性质、内容及其法律效力,是一系列争议的核心问题。目前,法学界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本质问题、认罪认罚案件的证明问题、量刑建议的效力问题、被追诉人的反悔问题以及值班律师的法律地位问题,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研究,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过程中,应当吸取理论研究的成果,结合中国的实践经验,选择一条相对合理的制度发展道路。

从控辩协商走向辩审协商:我国认罪协商制度之反思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控辩协商为核心来开展本土化构建。通说认为,控辩协商应当成为我国认罪协商制度的关键性环节。然而,借鉴控辩协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非无需论证,改革者对两大法系的协商制度可能存在一定的偏见和误解,因此有必要对控辩协商展开理论上的反思。首先,控辩协商与我国重视职权审查和实质真实的司法传统格格不入;其次,我国刑事司法环境难以支撑控辩协商的开展,控辩双方缺乏足够的协商动力;最后,我国控辩双方的协商能力明显不平等,面对强势的控诉方,辩护方很难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相比控辩协商对平等性的依赖,辩审协商更注重通过裁判者的中立性和客观性来实现协商正义。引入辩审协商,加强司法权的介入和调控,是我国认罪协商制度的未来出路。

认罪认罚案件控辩协商的形式化问题研究

认罪认罚案件中控辩协商形式化的弊端日渐显露,检察官主导下的协商存在压缩律师辩护空间的风险,控辩之间力量的失衡及信息资源不对称等使辩护方始终游离于协商之外,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控辩协商的合法性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正当性受到质疑。由于固有的控辩失衡问题、过度追求司法效率的价值导向、控辩双方信息资源的不对称、协商过程缺少监督机制及欠缺有效辩护等因素,致使实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控辩协商形式化的风险,影响协商性司法的发展进程。目前,突破控辩协商的形式化,需要在现行制度运行的框架内寻求控辩双方实质性的共商协作,既应敦促律师积极行使辩护权,实现有效辩护;又需要检察官落实客观义务,规范公诉权的行使,构建权利与义务交互式的实质化控辩协商。

建立控辩协商程序与完善检察官自由裁量权

在未来《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中,借鉴外域“辩诉交易”制度,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控辩协商”程序,已经得到学界和司法实务界的认可。“控辩协商”程序的设立和运行与检察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应该以外域实施辩诉交易制度需要的检察官自由裁量权为参照系,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我国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内容,为建立和实施控辩协商程序提供制度上的支持。

公正视角下的控辩协商制度

控辩协商是控辩双方就案件的定罪量刑达成一致,由法院对达成的协议进行审查并做出裁判的一种刑事案件处理方式。该模式对于节约诉讼资源和提高诉讼效率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协商中的控辩双方地位不对等以及辩方部分权利的放弃可能对司法公正造成威胁。因此我国在构建控辩协商时应从限制控方权力,保障辩方权利以及法院的审查三个层面确保协商的自愿性、平等性以及合法性,进而保证结果的公正。

论认罪认罚案件中控辩协商程序完善路径研究

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控辩双方围绕量刑从宽来展开协商是最为核心的部分,这宣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认罪认罚从宽协商程序之确立。协商性司法提倡通过主体之间的相互沟通和磋商,以一种相对平和的方式实现刑事纠纷的解决,这对于节约诉讼资源和提高诉讼效率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构建量刑协商程序中也会有困难和阻碍,如程序的启动、协商的模式和被追诉人权利的保障等方面,这使得控辩协商的实施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为此,应探索控辩协商之规范模型,从程序运行和被追诉人权利保障等方面来考量、探讨其完善路径。

认罪案件控辩协商形态的应然转向——以协商性司法为视角

控辩协商作为协商性司法理念的体现,在实践中仍呈现出公权力主导的单向实施特征,协商性司法价值尚未被充分挖掘。完善控辩协商需要吸纳协商性司法理念的合理因素,实现交涉互进的实质平衡协商样态的转型。控方职权观念应在对话内核下进行调整,同时搭建独立周善的协商程序体系,注重探索律师实质化参与协商的途径。力求在权力组织类型不变的前提下,将协商性司法之多元价值融入控辩协商,为认罪认罚的实质推进奠定程序正义基础。

浅析认罪认罚制度中的控辩协商机制

控辩协商是衔接被告人表达认罪认罚意愿和审判机关最终裁判的关键环节,也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核心所在。当前认罪认罚实施中控辩协商机制运行良好,对提高认罪认罚适用率发挥积极作用,但是控辩协商仍存在些理念问题需要廓清,而且运行中值班律师作用易虚化、精准量刑未推开、法律监督存在缺憾及重案中协商细节待完善等问题突出。本文以扎实控辩协商的理念为出发点,以分析当前控辩协商中存在的问题为重点,探讨控辩协商的发展机制,以期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落实提供助力。

认罪认罚背景下控辩协商程序的构建

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配套措施,控辩协商程序直接影响着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是否合理、确定刑是否符合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预期以及案件最终走向。但现阶段我国控辩协商程序在立法规范、协商主体、协商方式以及权益保障等方面仍存在欠缺,因此,我国应在甄别域外经验的基础上,从检察官主导、协商内容、协商主体、权益保障等方面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控辩协商程序。

控辩协商中被追诉人预期利益保障的本土化省思——中美比较视域下的考察

对于美国辩诉交易中被追诉人预期利益保障机制而言,联邦为被追诉人设置了撤回认罪答辩、排除不利证据等相关规定,而部分州则创设出“法官信息提供模式”和“司法调和模式”等司法参与协商的保障体系。在制度构思上,美国法官在多数情形中仅充当着形式上确认辩诉协议和量刑建议的角色。在我国的控辩协商过程中,审判方的最终裁决权并未因协商性司法理念的引入向控方移转,实践中法官对控辩合意的调整可能影响被追诉人对量刑的预期。基于比较法视域下的法文化思考,此类现象揭示出以妥协为核心的协商性司法这一子系统与以追求国家本位、实质真实的刑事诉讼母系统之间的张力。控辩协商在我国的制度语境下不宜单纯定位为纠纷解决的手段,可以作为尽快探知事实真相的辅助方式。相应地,我国可在宏观考量上为检法沟通赋予适当的空间,并通过法官依申请介入协商、对司法参与进行录音录像以及设置量刑咨询法官等举措规避司法参与协商的潜在隐患。

论我国合作式诉讼模式下控辩协商的平等性

近三十年来,世界各国的刑事诉讼模式逐渐从传统的纠问式和对抗式诉讼模式向合作式诉讼模式转变。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合作式诉讼模式。在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合作式诉讼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具有本国特色,又吸收国外经验。然而,在合作式诉讼模式的实践中,因为控辩双方地位不平等造成了协商的众多困境。为阻止双方不平等的加剧,更好地落实合作式诉讼模式,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应进一步提高辩护方的谈判能力,减少诉前羁押的比例,赋予被追诉人以阅卷权,并实行强制辩护制度。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控辩协商机制研究

在我国,控辩协商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完善和发展的产物,意在于国家权力与被追诉人之间建立对话合作机制,缓解双方的对抗关系,属于全新的司法范式。控辩协商需要在追求效率价值的同时兼顾实质真实。因此,需要以符合证明标准的事实以及控方的量刑建议权和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为基础和前提。控辩协商的正当性基础在于被追诉人在协商过程中意思表示的自愿性、明智性和真实性。然而实践中的控辩协商保障机制,存在协商片面化、法官对被追诉人认罪认罚意思表示审查滞后化、值班律师参与形式化等问题。本文拟从控辩审三个角度提出完善建议。

刑事和解与控辩协商制度的衔接与协调——基于对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第274-276条的分析

公诉案件中建立刑事和解制度是本次刑事诉讼法修订的一大亮点,然而与刑事和解相呼应的控辩协调制度并没有引起本次修订的足够重视。刑事和解与控辩协商相互衔接,相互补充,才能真正实现刑事案件的合理分流。

从对抗到协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控辩关系的转型及功能发挥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推行显著改变了我国的控辩关系,开始从"对抗"走向"协商"。在这一过程中,双方的基本职能没有太大变化,但实现职能的方式、工作重心等都有了较大改变。这就给双方都带来了许多挑战,也产生了不少问题。就控方而言主要是:如何更好地提出量刑建议,具结书是否对其有约束力,如何处理法庭不采纳量刑建议及被告人上诉问题,等等。就辩方而言主要是:如何进一步调整值班律师的定位,如何提高律师的参与度,如何增加律师服务的供给,等等。为此,检察机关需要在坚持追诉职能定位的同时更加注重客观义务与法律监督权的履行,进一步树立控辩平等理念,严格审查适用条件、避免无罪之人进入此程序,严格履行告知义务,虚心听取辩方意见,认真审查认罪的自愿性与合法性,进行量刑预测培训,慎重撤回具结书,慎用抗诉权。同时,还需要调整值班律师的定位及其在侦查阶段的功能,推动值班律师向法律援助律师的转化,进行法律援助服务的分级等。

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的控辩协商制度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犯罪率不断升高,刑事积案与日俱增。为顺应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加强法治,应将我国传统的和谐思想应用于促进社会和谐、推动社会发展之中。目前我国在制度层面上和人们的观念上已具备了建立控辩协商制度的可能性,应从扩大相对不起诉的适用范围、限制协商的内容形式及加强司法审查等方面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控辩协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