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党协商的重要论述独特贡献的四重维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政党协商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关于政党协商的重要论述。这一论述为新时代坚持和完善政党协商制度做出了独特贡献,表现在:立足理论维度,系统阐释了政党协商的理论内涵,形成了独立的理论形态;紧扣功能维度,拓展了政党协商的重要作用,使其具备了独特的理论地位;着眼价值维度,强化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协商指向,实现了理论主旨的升华;聚焦实践维度,践行了政党协商的制度化发展要求,构筑了规范的制度体系。

全过程人民民主视域下政党协商的功能优势与效能提升

政党协商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环节和内容,能够凝聚全过程人民民主政治共识、引领全过程人民民主价值取向、标识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特质、彰显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效能。对照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要求,当前政党协商还存在诸多不适应和亟待解决的深层次问题,需要从激活协商主体、规范协商过程、贯通协商环节、提升协商效能等方面不断强化。

政党协商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互动逻辑

人民民主的真谛在于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现了人民民主的真谛,是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政党协商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现形式,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从历史逻辑看,政党协商的生成发展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探索发展耦合关联;从理论逻辑看,政党协商是契合全过程人民民主需求的制度安排;从实践逻辑看,政党协商能助力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

论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政党协商

以往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合作的缘起、形成、发展、历史作用、破裂原因及相关人物的研究上。中国政党协商肇始于第一次国共合作;国共两党就合作方式、国民党改组、国民革命中军事和民众运动等问题都进行过协商;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政党协商有其显著的特点。经过政党协商,促成了国共党内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推动了国民革命高潮的到来。

从政党协商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越性

政党协商视域下中国政党制度具有多方面的优越性。从历史逻辑层面看,政党协商产生于弥补单一选举民主带来的弊端,是实践中先发的、主动的政治选择。从文化逻辑层面看,政党协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有机融合,具有适配中国政治土壤的强大生命力。从政党协商的内外结构层面看,政党协商建构了新型的政党与政党、与政权、与社会的关系,超越了竞争型政党制度的壁垒,实现了和谐高效的多党合作局面。从机制层面看,在运行过程中,政党协商以程序化、规范化的制度安排推动科学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彰显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显著优势。

胸怀“国之大者” 政党协商献良策

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是民主党派的基本职能。农工党中央将参加政党协商工作作为参政履职的重要任务,主要领导亲自抓,制定单项规章,确保资政建言成效。2023年,农工党中央主要领导参加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或委托有关部门召开的政党协商会议7次。在深入调研基础上,农工党中央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报送建议专报5篇。

新时代政党协商制度化发展论析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政党协商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形式,在我国政治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了深入推动其发展,党和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当前政党协商发展的关键是制度化。对于政党协商制度化,应当以综合多元的视野进行界定。推动政党协商制度化发展,应当遵循从明确价值到完善结构、最终到激发功能的内在规律。

关于政党协商绩效的实证研究

政党协商绩效是指政党之间基于共同目标开展民主协商而取得的有效输出。在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根本利益具有一致性。政党协商绩效可以理解为协商共识的达成。民主党派通过增加人才储备和提高组织协调能力,能显著提升政党协商绩效。提升政党协商绩效要增加民主党派人才储备;加强组织保障,赋予民主党派成员更多的参与国家治理的机会;认真开展政党协商,把关于政党协商的纲领性文件落到实处。

参政党协商能力建设有效路径分析

加强对参政党协商能力的培养和提高是参政党能力建设的重要环节,通过不断加强对参政党协商能力的建设,充分发挥参政党在政党协 商中的主体作用,激发参政党在参政议政工作中的潜能。目前,我国参政党在协商能力建设的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仍然存在现实困境。 本文试图从参政党的政治把握、建言献策、组织领导、合作共事以及调查研究五个方面的能力进行分析,找到有效促进参政党能力建设的合理 路径。

中国政党协商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

政党协商是我国政党制度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中国共产党不但是政党协商的坚定支持者,也是政党协商的推动者和实践者。我国的政党协商制度在民主革命时期初步形成并得以确立,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初期既有一定发展但也经历了曲折,在改革开放后得到了重新确立和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政党协商制度站在新的起点上,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中国政党协商的历史发展过程,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和民主思想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本理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追求和团结奋斗。考察中国政党协商的历史发展过程,有助于我们今天加强政党协商、推动我国的政党协商制度不断完善和向更高水平发展。

关于当代中国政党协商的几个基础性问题

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政党协商是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形式。政党协商具有多重属性,它不仅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还是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的重要实现形式,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平台。在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政党协商具有精英吸纳、决策咨询、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社会整合等多重功能。"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是政党协商的主要形式,表现为执政党与各参政党间的直接协商。政党协商的内容较之其他形式的协商民主更加重要。政党协商必须遵循的主要原则是社会主义原则、中国共产党领导原则、依法协商原则、平等协商原则、包容多元原则、协商的效能和程序原则。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政党协商的程序建设,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机制应成为新形势下推进政党协商的"重中之重"。必须重视政党协商基础理论的研究。

论政党协商与政协协商的互动关系

政党协商和政协协商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两者之间的互动效应显著:合力共筑了双层互动的国家政治决策模式,成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动力机制。通过提升民主党派建设水平、完善政党协商与政协协商自身运行的制度平台、创新发展政党协商与政协协商的协同联动机制等对策能够进一步优化政党协商与政协协商的互动关系。

政党协商与政协协商的相互促进和协调发展研究

政党协商和政协协商是两个高度关联、彼此相依的具有明显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实践形式。明确政党协商和政协协商的联系和区别,可以有效避免两者因协商内容和过程交叉重叠而造成的政治资源浪费和效率低下,满足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现实需要。政党协商的高层性、前置性、战略性,奠定了政协协商的基本原则、政治生态和发展方向,直接促进了政协协商的政治活力和政治效率。政协协商在政党、国家、社会、个体间的交流与互动,为政党协商提供了持续动力支持和深厚资源支撑。政党协商和政协协商的互动是一个政党能力互相促进的过程。实现政党协商和政协协商的协调发展,要强化执政党协调政党协商与政协协商的政治责任,要通过明确政党协商和政协协商的不同侧重点以实现两种协商方式在国家治理中的协调运用,要完善党委统战部门与人民政协的联系和沟通机制。

全面把握习近平政党协商思想

政党协商是我国政治文明的突出特点和优势,也是我国协商民主的最集中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积极推动政党协商的科学化、制度化、程序化,在政党协商的科学定位、内容和形式、主体和责任、特征和主题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习近平政党协商思想的特点是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政党协商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和鲜明旗帜,坚持以法治化、制度化、多样化为政党协商的主要方向,明确我国政党协商主体的不同职责,明确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当代中国政党协商的主题和任务。习近平政党协商思想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理论,进一步明确了我国政党协商的发展方向和基本要求,进一步协调推进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进一步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顺利实现。

加强政党协商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近现代中国政党生长于为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而斗争的时代环境,权力争夺从来就不是政党关系的焦点。中国共产党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结成了命运共同体关系,奠定了政党协商的历史基础。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发展的现实凸显了国家治理现代转型的要求,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政党参与始终在场。以加强政党协商提高政党参与的水平,以推动政党参与保证政党协商的质量,构成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向前迈进的重大任务。政党协商作为中国政治实践中早已形成的历史形式,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必须把政党协商有机地嵌入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之中。

现代国家治理视域下政党协商的法理困境及其破解

从现代国家治理的视域分析,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态中,政党协商还面临多重法理困境:一是民主党派作为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主体,难以实现"依法参政";二是民主党派参与国家治理,难以"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的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三是政党协商作为民主党派参与国家治理的主要形式和重要渠道,难以实现"依法协商"。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法治化"的主张,将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纳入重点立法的领域,是破解当前政党协商法理困境的根本出路。

中国政党协商的历史进程及其经验研究

中国政党协商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长期团结合作过程中形成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方式和重要渠道,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从中国共产党发展和执政的历史进程来看,中国政党协商经历了形成、发展、完善和创新四个历史阶段。中国政党协商的发展和创新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加强民主党派自身的建设,健全政党协商的体制机制,适时创新政党协商的内容和方式。

四个统一：中国特色政党协商民主的实践优化

中国特色政党协商民主作为民主政治实践模式,既是中国特色协商民主体系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构建和谐政党关系的关键路径。以协商民主的方式与理念统一视角推进政治协商与协商政治的二维互动,是加强中国特色政党协商的实践前提;在此基础上,通过推进咨询与对话的统一,实现咨政协商与平等协商的内在契合,不仅符合中国政治文化的实践惯性,而且拥有实践展开的现实可能;从形式与内容的二维统一完善政党协商的程序规范与实质参与,不仅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的制度优势,而且是贯彻政党协商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现实需要;民主政治的"点"与"线"统一,既是人民政权的价值诉求,也是中国特色政治民主的真实性体现。

依法治国视域下政党协商的运行机制

作为一项系统工程,依法治国与我国各项政治制度的完善息息相关,其中政党协商作为民主政治的一项重要内容,无疑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而政党协商的运行机制是实现政党协商的价值、功能、目标的手段、方式和程序。因此,要实现政党协商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就要在充分把握两者内在逻辑关系的基础上,全面审视政党协商运行机制在规范方面存在的障碍,从推进政党协商法治化的视角,探索完善其运行机制的制度路径。

政党协商与政协协商:历史与文本的考察

政党协商与政协协商都是中国协商民主的重要载体,同属政治协商,关系紧密。政党协商与政协协商是有区别的高度关联,两者的内容有着高度交集。从参与政治协商的主体来看,政协协商的协商主体较之政党协商的主体更广泛;从政治协商的形式来看,两者有原则规定和规范化的区别。政党协商与政协协商的高度关联是通过执政党相关文件的规定和人员的双重任职实现的。应通过政党协商与政协协商这两种协商的高度关联,带动各种协商渠道的拓宽,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加快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