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政府创新偏好与环境治理

财政分权是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不仅影响地方政府的支出偏好,而且会对区域生态环境质量产生深刻影响。文章基于31个省份2009-2021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财政分权对地区环境治理的影响效应并深入探讨政府创新偏好在二者关系中的相关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一是在经济与环境的双重考核下,财政分权对环境治理起到积极促进作用。二是财政分权使地方政府具有创新偏好,政府创新偏好在财政分权与环境治理之间起中介作用和正向调节效应。三是财政分权对环境治理的影响效应存在时间和区域异质性。一方面,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逐步由过去的促进效应转为阻碍作用;另一方面,财政分权的环境治理效应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更加显著。为进一步发挥财政分权的环境治理效应,研究认为中央政府应进一步优化对地方政府的多元政绩考核体系,持续优化当前的财政分权体制和完善地方政府有关财政科技支出的绩效评价体系。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创新偏好与区域创新能力

本文基于2007-2021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建立系统GMM模型实证分析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表明:财政分权显著促进区域创新能力,以地方政府创新偏好为中介变量,财政分权能通过促进地方政府创新偏好,进而正向影响区域创新能力。分地区考察发现,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性。在东中部地区,财政分权会显著促进区域创新能力;在西部地区,财政分权与区域创新能力的关系并不显著。

政府创新偏好、人力资本积累与绿色技术创新

基于2009—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文章分别从地区政府创新偏好与人力资本积累视角构建动态门槛回归模型,实证分析政府创新偏好影响绿色创新的复杂非线性作用机理。实证结果表明:政府创新偏好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是非线性的,不仅存在以政府创新偏好自身为门槛的单门槛效应,也存在显著的以人力资本积累为门槛的双门槛效应。政府创新偏好与区域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U”型阈值效应;当以人力资本积累为门槛变量时,政府创新偏好在跨越一重门槛值后,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方向发生结构突变,作用效果由微弱的负向抑制转变为正向促进,并且在更高的门限区间中其影响系数进一步提高。

财政分权、政府创新偏好与区域创新水平关系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面板模型对2011-2021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考察了财政分权的区域创新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不同标准衡量的财政分权程度均对区域创新水平形成了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影响。相较于收入分权,支出分权不仅更为显著地提升了区域整体创新水平,对区域实质性创新水平也具有更好的促进作用。机制分析表明,财政分权通过影响政府创新偏好对区域创新产生影响,支出分权水平的提高能够更为显著的影响政府的创新偏好,提升科技支出强度,从而比收入分权有更优的区域创新效应。因此,应通过合理界定科技领域内政府间权责,强化绩效考核机制的创新导向以及提高财政支出政策对于实质创新的精准支持力度等途径,促进区域创新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政府创新偏好、产业结构优化与绿色经济发展水平

文章基于2005—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研究政府创新偏好对绿色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同时引入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验证产业结构优化在政府创新偏好与绿色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政府创新偏好对绿色经济发展水平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均在政府创新偏好与绿色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正向中介效应,并且还存在单门槛效应;中介效应在东、中、西部地区存在显著的地域异质性。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政府创新偏好与区域创新能力

文章基于2005—2018年中国11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DID)分析和检验了自创区政策试点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及政策效果的异质性,并引入政府创新偏好作为中介变量,解构自创区政策试点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传导机制路径。研究发现:自创区政策试点显著促进了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政府创新偏好则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与东部地区相比,自创区政策试点对西部地区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强,而对中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专利类别比较发现,自创区政策试点对发明专利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自创区政策试点的建设会对邻近城市的创新能力产生虹吸效应。

政府创新偏好、企业家精神与省域创新效率--基于门槛效应的经验解释

厘清政府创新偏好、企业家精神和省域创新效率三者之间的关系,对提高国家创新能力、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构建数理模型,从理论层面系统探析政府创新偏好对省域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与作用路径,选取2007—2018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基于随机前沿模型测算了省域创新效率,利用面板门槛模型检验企业家精神影响下政府创新偏好对省域创新效率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政府创新偏好能提高省域创新效率;当前亟须提升辖区内企业家精神,强化政府创新偏好对省域创新效率提升的正向影响效应;考察期内绝大部分省份的企业家精神集聚程度较弱,阻碍了我国创新效率的持续优化。

官员激励和政府创新偏好对工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由于市场机制的固有缺陷以及创新产出外部性等原因,区域创新系统建设对地方政府力量具有内在的依赖性。而作为政府行为的主导者,地方官员决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面临的各种激励,并进一步决定了区域创新系统建设中政府职能的发挥。基于2009年至2015年省级工业面板数据,对官员激励、政府创新偏好这二者之于工业创新效率影响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官员晋升激励和经济权力激励直接提升了工业创新效率,但也会降低政府创新偏好,进而抑制工业创新效率提升;官员寻租激励下的腐败行为会侵蚀创新效率,但由于创新产出价值难以评估等属性,寻租激励下的政府官员也倾向于提高创新支出,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创新效率提升。晋升激励和经济权力激励对创新效率的净效应为正,而寻租激励的净效应为负。有鉴于此,应当完善地方官员考核、薪酬等激励机制,加强对地方政府参与区域创新活动的监督,发挥政府在区域创新型经济建设中的引领作用。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政府创新偏好与企业创新战略

基于2013~2018年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战略之间的关系,以及政府创新偏好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战略之间呈U型关系,即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战略具有抑制作用,而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超过一定的阈值之后,对企业创新战略具有促进作用;政府创新偏好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战略之间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财政分权、政府创新偏好与雾霾污染

近年来雾霾天气的频发彰显了中国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严重不协调,深入挖掘雾霾污染的影响因素有利于制定行之有效的雾霾治理对策。文章从财政分权与政府创新偏好这一全新视角研究雾霾污染的影响机制。在理论分析基础上,基于2000—2018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逐步回归法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法开展实证研究。主要结论如下:基准回归结果表明,财政分权与政府创新偏好均能缓解雾霾污染,但二者的交互作用却加剧了雾霾污染;时间异质性分析发现,财政分权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由促进转为抑制,且抑制效果明显高于促进效果;政府创新偏好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则由抑制转为促进,存在环境回弹效应;二者之间的交互项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由抑制转为促进,这可能是由于生产技术进步对雾霾治理的影响由正外部效应逐渐转为负外部效应所致;面板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财政分权、政府创新偏好以及二者交互项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在不同分位点上均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基于上述研究事实,研究认为,中国要从根本上遏制雾霾污染,需要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优化财政分权体制和加强“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相结合的雾霾治理模式。

政府创新偏好、创新要素流动与制造业升级

利用2004—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域面板数据,系统考察创新人员流动和创新资本流动对制造业升级的影响效应及政府创新偏好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创新人员流动和创新资本流动均对制造业高级化、合理化有显著积极作用。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创新人员流动和创新资本流动通过提升创新能力间接推动制造业高级化、合理化;政府创新偏好在创新资本流动与制造业高级化、合理化以及创新人员流动与制造业高级化之间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但对创新人员流动与制造业合理化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在两类创新要素流动推动制造业升级过程中,政府创新偏好的调节作用呈现非线性特征。结论对引导创新要素合理流动,推动制造业高级化、合理化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政府创新偏好、制度环境与区域创新效率

政府创新偏好直接反映了政府对科技活动的支持力度,政府作为区域创新系统中的重要主体,其创新偏好对区域创新活动会产生何种影响也成为学者们讨论的话题。本文借助随机前沿模型测算各地区的区域创新效率,并运用Tobit模型分析政府创新偏好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全国样本中,政府创新偏好与区域创新效率之间呈倒U形关系,而制度环境对这种关系会产生正向调节效应。在东中西部地区,三者之间的关系则表现出异质性。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把握创新扶持方向、加强制度环境建设、各地区因地制宜发展是充分发挥政府创新偏好在区域创新中的作用的关键。

政府创新偏好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以经济增长为门槛变量

文章以我国30个省市1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作为样本,利用面板数据门槛回归模型,分析了政府创新偏好受到经济增长影响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差异作用,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与区域创新绩效呈非线性关系;政府创新偏好受到经济增长的影响对创新绩效的作用存在门槛效应;研发投入、基础设施、外贸增长程度等对创新绩效的提升存在一定促进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建议以期根据经济增长水平合理调节政府创新偏好,有效促进地区创新绩效的提升。

政府创新偏好对区域科技创新水平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

基于2001—2020年我国30个样本地区(除香港、澳门、台湾、西藏地区外)的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政府创新偏好对科技创新发展水平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总体上,我国科技财政支出规模及科技创新发展水平稳步提升,不同阶段的科技创新发展水平均在经济地理距离上呈现显著的聚集效应;政府创新偏好及城镇化率对不同阶段科技创新发展水平的影响均显著为正,城镇化率的影响随科技创新发展高阶变化而减弱;二三产业发展对科技成果产业化影响为正、对科技创新研发产出影响为负,研发人才要素影响相反。空间上,经济地理距离相邻省份城镇化率、二三产业发展及研发人才要素均有利于本省科技创新研发,对科技成果产业化及市场化影响差异明显。为此,应加强财政支持科技创新研发的精准性、持续性,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市场化、产业化,激发城镇化的人才聚集和人居环境优势,夯实二三产业发展对科技创新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不断提升“十四五”时期财政对科技创新发展的引导和保障作用。

政府创新偏好、研发要素流动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背景下,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已成为共识。地方政府在创新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同时研发要素又是保障创新驱动的关键。本文将政府创新偏好、研发要素流动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纳入统一分析之内。引入引力模型测度研发要素流动,测算了中国2007—2019年30个省级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在此基础上使用不同计量模型展开政府创新偏好、研发要素流动以及二者交互项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在考虑内生性与稳健性的基础上,政府创新偏好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研发资本要素流动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呈负相关关系。二者交互项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在不同分位数处,政府创新偏好、研发资本要素流动以及二者交互项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差异。当考虑门槛效应时,以政府创新偏好为门槛时,研发资本要素流动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边际效用”递减的非线性关系。进一步考虑空间效应时,政府创新偏好、研发资本要素流动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而二者交互作用却呈现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以上为理解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模式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同时也为探寻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提供对策参考。

财政分权对产业链升级的影响机理与效应——基于政府创新偏好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

基于2014—2020年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线性回归模型,揭示财政收入分权与支出分权、政府创新偏好与地区产业链升级之间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财政收入分权显著提升政府创新偏好进而促进产业链升级,收入分权对产业链升级存在直接和间接影响的双重效应,而支出分权完全通过抑制政府创新偏好间接阻碍产业链升级。从分区域层面考察,引领型地区的财政收入与支出分权均显著抑制政府创新偏好,且政府创新偏好对产业链的促进作用不显著,财政收入(支出)分权直接正向促进(阻碍)产业链升级,二者均不存在间接效应;追随型地区财政收入分权和政府创新偏好均显著促进产业链升级,但政府创新偏好的间接效应不显著,支出分权则完全通过抑制政府创新偏好阻碍产业链升级,存在完全中介效应。

财政分权、政府创新偏好与区域创新效率

财政分权作为调整中央与地方财政权力关系的一种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财政资源配置的方式、效率与水平。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2003～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逐步回归方法和面板联立方程,实证分析了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财政分权促进了区域创新效率提升,但也会抑制政府创新偏好,导致区域创新系统中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发挥不够,引起创新效率损失;就综合作用效果而言,财政分权仍能够提升区域创新效率。分地区考察发现,财政分权对区域创新的影响与政府创新偏好的遮掩效应均存在区域差异。从综合作用来看,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财政分权能够提升区域创新效率;但在中部地区,财政分权对创新效率的影响不显著。就作用机制而言,在东部地区,财政分权在提升区域创新效率的同时,也会抑制地方政府创新偏好,导致创新效率损失;而在西部地区,控制政府创新偏好的内生性问题后发现,财政分权会降低政府对区域创新活动的过度干预,间接提升区域创新效率。

数字经济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基于政府创新偏好调节效应的研究

本文探讨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以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考察单元,在利用改进的熵值法测度了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二者之间的中介效应。接着探讨了政府创新偏好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两者存在着“倒U型”的非线性特征。在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考虑抽样误差、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稳健。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通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且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政府创新偏好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数字经济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中介效应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不同区域、城市群与非城市群的约束下,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当前数字经济发展和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政策制定与调整以及发挥地方政府的主体作用具有重要的启示。

政府创新偏好与区域创新能力:如愿以偿还是事与愿违?

本文基于中国地方政府不同程度上参与区域创新系统建设的事实特征,以城市作为考察单元,并使用包含专利价值的创新指数反映区域创新能力,在因果分析框架下从财政投入强度和财政支出结构的双重视角系统评估政府创新偏好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效果。研究发现:在中国情境下,政府创新偏好与区域创新能力之间表现出稳健的正向关系,这种正向影响在因果分析框架下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就政府创新偏好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作用效果而言,东部和中部区域作用效果比西部区域更为明显;大城市作用效果比中小城市水平略低。随着区域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政府创新偏好对增强区域创新能力的重要性不断凸显。最后,本文还证实扩大对外开放水平、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以及改善制度环境有助于充分释放政府创新偏好的技术创新效应。

财政压力、政府创新偏好与城市创新质量

通过整理中国256个地级城市层面2004-2018年的发明专利、绿色技术专利和产学研结合专利等专利数据,从政府创新偏好视角考察财政压力对城市创新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压力会抑制城市创新质量的提升,在经过内生性处理以及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财政压力对城市实质创新与绿色创新的抑制效应要强于协同创新,相较于沿海城市与发达城市,财政压力对内陆城市与欠发达城市创新质量的抑制效应更强。机制检验发现,财政压力会通过抑制政府创新偏好进而阻碍城市创新质量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财政压力对城市创新质量的抑制效应具有边际递增的非线性特征,在考虑政府创新偏好的调节作用后,财政压力对城市创新质量的抑制效应会逐渐减弱。以上研究结论为城市创新质量提升提供了来自财政压力与政府创新偏好的新解释与新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