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官员直播带货行为可持续性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5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政府官员直播带货是官员在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的现实探索中产生的一种政府创新行为。已有研究较少关注这一创新行为的可持续性问题。本文通过构建“个体-组织-环境”分析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25个县长直播带货的可持续性进行组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领导重视和贫困县任职是构成官员直播带货可持续性的必要条件。推动政府官员直播带货的可持续路径有4种,具体可归纳为环境-能力-情感推动型、政绩-压力驱动型、政绩-环境推动型、组织-环境支持型。社会群众支持是官员直播带货可持续的重要条件,职务变动并不一定导致政府官员终止其直播带货行为。文章丰富了地方政府创新的理论,更聚焦于讲好中国治理故事,对地方政府官员直播带货现象进行了解释和探讨。

政府官员的媒介素养现状及提高途径

本文通过分析作者在重庆、天津、太原等城市所作的"政府官员媒介素养调查"获得的数据,对当前政府官员的媒介认知和使用进行初步描述,重点关注其在媒介与政府工作和突发事件媒体应对方面的态度和行为,并对提高政府官员的媒介素养的途径进行了初步分析和建议。

我国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构建与运用研究——以政府官员离任审计为视角

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项建设生态文明的新措施,该表的编制对实行领导干部自然资源离任审计、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及推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笔者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参考国外资源核算体系,结合国内实际情况,以政府官员离任审计为视角,对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中资产、负债和净资产三大要素进行定义、确认、分类、计量、披露等编制重点和难点进行探讨;根据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特点是存量与流量并重,同时关注实物量与价值量核算,建立匹配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由细分类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子表及其汇总而成的总表、附注、重点关注领域报告等组成的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在政府官员离任审计中的运用。

试论激励和约束地方政府官员的制度安排

对地方官员的激励和约束是地方治理中的重要方面,如果不能有效地解决对地方官员的激励和约束问题,中国是不会形成"为增长而竞争"的格局的。我们认为:财政分权改革、晋升锦标赛、属地化行政发包制、中国的党政关系和地区组织结构等正式制度,以及传统文化中的为官之道、"理"、关系网络等非正式制度很好地激励和约束了中国的地方政府官员,使其"为增长而竞争"。这些制度安排也同时具有一些负面效应。

政府官员理性行为及其异质性对财政预算的影响研究

笔者结合目前中国财政预算制度,从政府官员作为理性经济人视角,解释了为什么中国财政预算结构中出现"重"建设性财政预算,"轻"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服务等民生性财政预算倾向。笔者利用中国32个主要城市1998—2013年人大代表数据和财政预算数据检验了研究假说,研究表明,参与财政预算的政府官员比例越高,建设性财政预算占总财政预算的比例越高,反则反之。本文还进一步检验了在资源和禀赋存在差异性的条件下政府官员的理性行为,发现资源和禀赋具有相对优势城市的政府官员偏好建设性财政预算,资源和禀赋存在相对劣势城市的政府官员偏好行政管理财政预算。研究结论认为政府官员兼任人大代表为政府官员在财政预算过程中理性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可能,造成了中国财政预算的软约束和财政预算结构的"重"建设、"轻"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服务。据此,本文建议逐步降低政府官员兼任人大代表的比例,设立具有广泛民意基础的专职人大代表,增加纳税人参与财政预算的表达渠道,提高财政预算透明,建立多元化政府官员考核激励等,以改善中国财政预算结构问题。

认知差异视角下的政府职能转移问题——基于政府官员和科技社团负责人的实证分析

政府向市场、社会组织转移职能是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官员和科技社团负责人对此的认知状况对该项改革的成效有重大影响。通过数据对比分析发现:政府官员和科技社团负责人尽管在身份、职位和利益方面差异比较大,但他们在转移职能的内容方面既有共识,也有分歧:对操作性、专业性和服务性的科技事务进行转移职能有一定共识;对宏观性、决策性、管制性的职能,虽然科技社团负责人具有较强的承接意愿,但政府官员转移的意愿并不强。这一研究发现的政策意涵是:转移职能要从操作性、技术性等双方共识比较强的职能内容开始,通过实践逐渐扩大共识,不断深化职能转移改革。

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参政议政与盈余管理

手工搜集了2004年-2008年民营上市公司的关键高管(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和参政议政的相关经验数据,实证研究了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和参政议政对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和参政议政对民营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具有"不对称性":民营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与关键高管的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边际显著负相关,而民营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与关键高管的参政议政显著正相关。

网络反腐中政府官员隐私权保护的适度边界

网络反腐是互联网时代反腐倡廉的新方式,它一方面强化了对政府官员个人权力的监督制约,另一方面也增加了侵犯政府官员民事权利特别是隐私权的法律风险。在网络反腐中,保护政府官员的隐私权不仅有利于维护人格尊严,而且有利于化解隐私权与知情权及监督权的冲突。但基于政府官员的特定身份,其隐私权保护应定位于公共利益除外标准,坚持适度保护原则,合理划定保护范围。

公众网络反腐与政府官员隐私权保护二律背反之考量

网络反腐是以互联网为信息交换媒介的一种新型反腐方式,已经成为社会公众反腐重要阵地,对汇集民意参政议政、监督公权力运行、形成官民互动的良性监督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公众网络反腐具备反腐正面作用的同时,也可能出现损害相关主体隐私权的负面影响,公众网络反腐与政府官员隐私权保护的协调应在基本原则上坚持比例原则、克减原则,限制政府官员的隐私权,在制度安排上健全政府官员的日常行为公开制度、财产申报制度和公民的知情法律制度。

知识公务人:政府官员角色跃迁的新愿景

知识经济与全球化并称为20世纪中期以后人类社会所经历和正在经历的两场大革命。传统的政府管理因之受到挑战,知识密集型治理正在成为各国政府改革的新选项。作为公共事务管理的重要主体,政府官员必须回应时代要求,实现其角色转换。长期以来曾先后产生过很大影响的行政人、官僚人和经济人等三种关于政府官员行为方式和特征的分析框架,已在不同程度上凸显种种弊端。知识公务人理应成为政府官员角色跃迁的新愿景。探讨知识公务人的内涵、特征和再造途径及其意义,有助于推进我国重塑政府官员角色、优化公共管理与建构和谐社会。

论政府官员隐私权及其规制——以绝对隐私、相对隐私为切入点

绝对隐私、相对隐私是基于官员的公职身份所作的基本分类。其中绝对隐私属于官员纯粹私人领域的隐私,不容许有任何侵犯;相对隐私是与公共利益相关的隐私,属于隐私权限制行使的范围。官员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是一对相互冲突的权利,实现二者的平衡与协调应当通过完善立法、创新执法和司法等途径进行。

政府官员政治责任研究

政府官员手中握有公共权力,理应兢兢业业地为人民服务,否则就应该受到谴责或制裁,这就是责任。政府官员必须具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故政治责任而非行政责任应该成为政府官员的核心责任形式。本文试图在对政治责任的内涵和政治责任的追究机制进行深入剖析的基础上,构筑中国政府官员政治责任的分析框架。

建立政府官员声誉激励制度

解决政府官员道德风险问题的办法是对官员进行激励与约束，声誉制度是其中一个有效的制度安排。政府官员声誉激励的主要障碍是政府官员缺乏对未来利益的心理预期、政府官员信息披露不充分、对政府官员机会主义行为排斥乏力。建立政府官员声誉激励制度，要制订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规划改革官员职务晋升制度，完善官员薪酬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官员信息的公开披露制度，加大惩处力度，营造一个抑制机会主义行为的社会环境。

政府官员道德责任追究问题探析

政府官员道德责任追究的对象是政府官员的道德失范行为。目前我国政府官员道德责任追究有着思想认识存在误区、权责不清、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官员道德责任意识缺失、道德责任问责主体缺失、社会环境产生不良影响、道德责任问责法律缺失、监督和制约机制缺失等。应重视道德教育、提升政府官员道德责任意识,重塑公民道德问责主体地位,加强行政文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加快道德立法、确保追究道德责任有法可依,建立健全道德监督机制,强化我国政府官员道德责任追究制度。

在民主与稳定之间:地方政府官员的决策性协商观——基于814名政府官员的问卷分析

基于对全国12个省的问卷调查,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814名地方政府官员的协商民主意识及其行政协商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地方政府官员具有明显的决策性协商观,他们偏好在基层和决策环节以及民生领域而非政治性活动领域展开协商,凸显"以协商促稳定"的认知。总体来看,地方政府官员对协商民主"维稳"的工具性价值偏好明显,对其民主价值则认识不足。基于这样一种研究,要推动行政协商的有效与可持续发展,需在"工具属性"巩固协商民主实践的基础上,增强政府官员对曲商民主"价值属性"的理解,以拓宽行政协商的渠道,更加凸显行政协商的民主价值属性。

制度约束下的组织间依赖——政府官员在行业协会任职现象分析

政府官员在行业协会任职现象因行业协会的类型而异,既可能是由于行业协会在资源和合法性上对政府的依赖,也可能是由于政府在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过程中对行业协会的依赖。政府与行业协会之间这种相互依赖关系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制度根源,随着制度环境的变迁,政府官员在行业协会任职现象得以存在的合法性基础正逐渐丧失。

转型期中国地方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研究──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视角

中国的腐败情况是比较严重的,而地方政府官员是其中的腐败主体。为什么地方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尤其突出呢?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认为由于地方政府官员偏好的异化、信息的不对称和考核的困难、地方政府官员拥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权和资源控制权、反腐支出的巨大性和反腐预算的有限性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很多地方政府官员最终走向了腐败。因此,要根治地方政府官员的腐败问题,必须要从委托代理链条入手,建立健全相关制度。

腐败与公众信任——基于政府官员的调查与解读

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公众信任是关乎一个政党和政府命运的关键因素。转型期的中国地方政府面临着公众信任弱化的严峻挑战。通过对政府官员的调查访谈显示,腐败是当前影响公众与地方政府的信任关系弱化的最主要原因,而比较严重的腐败形势以及公众对腐败的高容忍度是隐藏背后的深层根源。

私营企业聘请政府官员做职业经理的动机研究

职业经理阶层在中国初步孕育出雏形,私营企业成为职业经理人最大的需求者。在经理人职业化的进程中,有一部分政府官员应聘进入到私营企业里。本文通过实地访谈分析了私营企业聘请政府官员做职业经理的各种动机,从问题的另一方面揭示了我国政府部门掌握过多的体制资本而导致的体制资本私有化倾向,对自由市场制度有潜在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