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引导型旅游投资基金的战略价值与优化方向

旅游业长期面临融资约束和困境,兼顾政府引导和市场激励的旅游投资基金应运而生②。政府引导型旅游投资基金是政府财政资金出资、引导社会资本共同出资设立的股权投资资金,致力于支持旅游业发展中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政府引导基金作为一级市场最大的有限合伙人(limited partner,LP),由普通合伙人(general partner,GP)管理,是助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投融资工具。政府引导型旅游投资基金分为母子基金型、直接投资型以及母子基金与直接投资相结合型,以直接或间接投资的方式最终投向旅游企业或项目(图1)。

风险资本、政府引导基金与区域产业演化

当前国际形势下国家间技术封锁与产业“卡脖子”风险愈发严重,如何运用风险资本与政府引导基金实现区域产业破局已成为研究热点。现有研究探讨了风险资本以及政府引导基金的空间分布与区位选择,并揭示了其各自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然而较少有研究关注风险资本与政府引导基金的互动作用,尚未揭示其相互联结并影响区域产业发展的内在逻辑。基于案例研究,对桂林、重庆等城市产业发展经验以及风险投资企业的战略选择进行分析探讨,结果发现,风险投资能够为地方企业提供本地和非本地资源,而政府引导基金则在区域产业演化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政府力量的缺乏可能导致本地资源供应不足,致使区域丧失具有潜力的新兴企业,不利于区域竞争力形成。与此同时,以风险投资与政府引导基金为代表的地方多元主体互动过程,有利于在支持新兴产业发展的同时形成政府主体与市场主体互利共赢局面。

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政府引导基金退出机制的优化路径

在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政府引导基金退出机制在实际操作中面临着诸多挑战,现有“提前退出”等制度安排着重保护政府出资人利益,可能引发其与社会资本投资者和普通合伙人之间的利益失衡。为最大限度地发挥政府引导基金对社会资本的引导效应,优化政府引导基金的退出机制应从多方利益平衡的视角出发,兼顾考虑社会资本投资者和普通合伙人的群体利益,支持新兴产业发展的社会公共利益。政府引导基金退出机制的优化路径应该基于利益平衡视角,从理念、机制、渠道这3个方面着手:各地政府引导基金从理念上应进一步明确政府引导基金退出的条件,从机制上应完善相关容错机制和尽职免责机制,积极试点畅通政府引导基金的退出渠道。

政府引导基金能引导企业双元创新正向跃迁吗?

双元创新正向跃迁有助于企业探索前沿技术。政府引导基金作为宏观政策工具,能否引导企业创新方向尚未可知。利用新三板挂牌企业数据探究政府引导基金对企业双元创新正向跃迁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政府引导基金投资进入与规模均显著促进企业双元创新正向跃迁。影响机制显示,政府引导基金通过缓解期限错配和提升风险承担发挥对企业双元创新正向跃迁的激励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在小规模、初创期、非国有、非高科技企业中,政府引导基金助推双元创新正向跃迁的效果更为明显。同时,在政府引导基金影响双元创新正向跃迁的进程中,财政补贴存在弱化效应,金融科技存在强化作用。结论为政府引导基金激励企业双元创新正向跃迁提供有益参考。

政府引导基金、地区制度环境与区域创新能力

本文运用2010—2021年中国30个省份(不含西藏、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深入研究政府引导基金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对地区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进行检验。研究发现,政府引导基金可以通过提升产学研合作强度与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来促进区域创新能力的提高;地区制度环境对政府引导基金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效果产生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东部、中西部地区在政府引导基金的使用效果与地区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上存在显著差异;将政府引导基金和社会私人风险资本的交乘项引入调节效应模型后发现,在不同区域内社会私人风险资本和政府引导基金会产生不同的交互效果。本文研究有助于地方政府把握地区制度环境变化,灵活使用政府引导基金,促进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

政府引导基金对省域技术创新的影响——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证据

本文基于我国2008—2020年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从多维视角实证检验了政府引导基金对省域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引导基金能够显著促进省域技术创新;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省域技术创新效应并不显著,产业类引导基金则可显著促进省域技术创新;政府引导基金在协同创新水平高的省域较协同创新水平低的省域具备更加显著的技术创新效应;省域财力在政府引导基金影响省域技术创新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且该调节效应主要集中于西部地区。由此得到如下政策启示:一是加大政府引导基金的实施力度,优化政府引导基金的基金类型结构;二是完善省域创新环境,提升省域协同创新水平;三是中央财政应给予财力弱省政府引导基金专项资金扶持。

建立健全政府引导基金绩效评价体系研究——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视角

全面综述中央和部分省市政府有关政府引导基金绩效评价的政策文件以及国内学术界有关政府引导基金绩效评价的研究成果,针对当前政府引导基金的若干基本问题进行辨析,简要回顾中国政府引导基金发展的基本历程。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的视角,聚焦建立健全战略性新兴产业类政府引导基金绩效评价体系问题,分析建立健全政府引导基金绩效评价体系存在的问题,最后从政府监管、学术研究和实际工作三个维度提出了对策建议。

“先立后破”背景下政府引导基金与企业颠覆性技术创新

“先立后破”不仅是中央经济工作要求,也是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方法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是科技创新,特别是要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性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颠覆性技术创新识别难、回报期长,在社会资本及大多数传统财政工具支持效果有限的背景下,需要政府引导基金支持。通过梳理发展新质生产力“先立后破”方法论背景下政府引导基金的运行机制、已有成效,以及颠覆性创新发展现状和培育难点,并基于2000一2019年我国风险投资事件数据分析政府引导基金支持企业颠覆性创新的历史效果,结果表明政府引导基金投资能平均提升企业颠覆性创新41.8%,对企业全周期颠覆性创新支持效果更稳定,且对规模较小企业的颠覆性创新促进作用更强。

中国政府引导基金与社会资本投资效应研究

政府引导基金对于引导和撬动社会资本聚焦当地产业、引导资源和资本向区域内薄弱环节和失灵领域聚集具有积极影响。但是,政府引导基金政策目标与社会资本商业目标一定程度上存在矛盾,引起政府引导基金和社会资本利益失衡。通过研究政府引导基金和社会资本的策略选择,考虑不同因素对模型结果的影响,采用稳定性和仿真分析验证政府引导基金和社会资本的合作关系。研究显示:政府引导基金所具备各类要素资源对社会资本具有明显吸引力。同时,针对政府引导基金与社会资本之间差异化诉求引起的合作矛盾,提出合理化建议:政府引导基金通过理清行政和市场的边界、优化收益分配及奖励机制、完善绩效评价机制、统筹疫情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能够更好地发挥对社会资本的引导和撬动作用,提高资金的使用效能,对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政府引导基金的跨区域双向投资现象与中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兼论经济增长目标的软约束

政府引导基金是地方产业政策的“风向标”,是激发市场活力的重要制度安排。文章以新三板挂牌企业为样本,通过手工搜集整理2011—2021年的政府引导基金数据,从双向投资协调发展视角研究政府引导基金的跨地区投资行为对本地中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考察政府经济增长目标异质性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政府引导基金双向投资协调发展显著提高了本地中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对于融资约束高、行业利润率低以及西部地区的企业影响更大。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政府引导基金双向投资协调发展主要通过缓解资本要素错配和增强企业竞争力来提高本地中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调节效应检验表明,设定软约束性质的地方经济增长目标能够强化政府引导基金双向投资协调发展对中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意味着政府柔性设定经济增长目标与有为政府的价值实现路径相契合。文章不仅深刻揭示了政府引导基金通过双向投资协调发展促进本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还拓展了政府引导基金在优化资源配置、激发市场潜力等方面的多重功能,有助于加深对政府引导基金引导效应的理解。

基于AHP-模糊综合评价法的政府引导基金绩效评价研究

基于政府引导基金近年发展特点和相关政策要求,遵循政策导向性、重要性、层次性等原则,从项目决策、经济效益、管理水平、可持续性4个维度构建政府引导基金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AHP-模糊综合评价法确定指标权重,并对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基金进行绩效评价,结果表明该基金总体运营状况良好。最后针对评价中发现的问题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我国政府引导基金创新发展研究

在房地产行业回归居住和消费属性,以及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下,土地财政向着股权财政转变成为必然趋势。近年来,各地政府将建立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提高财政金融服务效能作为重要的政策引导,一方面可以培育当地产业,实现区域经济破圈发展,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但政府引导基金的发展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本文在分析其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梳理总结了引导基金的各类运作模式、改革动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困境,提出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职能边界并强化市场化运作机制,立足于区域比较优势发展产业集群,夯实数字化科技基础以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和完善激励约束机制以打通资金循环链条等建议。

政府引导基金、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效应差异与互补影响

政府引导基金及政府补贴是提升企业创新水平的重要政策工具,明晰二者的效应差异及互补效应对于合理制定产业政策、完善政策体系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以2007—2022年新三板及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引导基金对企业创新的提升效应优于政府补贴,该效应差异在初创期企业、非国有企业、策略性创新企业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进一步,二者作为产业政策组合对企业创新具有互补提升效应,作用机制包括资金融通效应及风险平衡效应。本文从产业政策组合视角揭示了二者对企业创新的效应差异及互补影响,剖析了产业政策介入企业的时机,厘清了政策组合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理,对明确产业政策定位、发挥其对企业创新的引导作用具有一定启示。

政府引导力、比较收益与农户绿色种植技术采纳意愿--来自江汉平原的调研证据

探究政府引导力和比较收益如何影响农户绿色种植技术采纳意愿。在运用ordered-Logit模型实证分析政府引导力和比较收益对农户绿色种植技术采纳意愿影响的基础上,以ordered-Probit模型和OLS估计替代基准模型进行稳健估计,检验政府宣传、政府监管和比较收益对农户绿色种植技术采纳意愿的交互作用。结果表明:政府引导力和比较收益均对农户绿色种植技术采纳意愿有正向促进作用,且政治身份和病虫害统防统治在其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政府宣传、政府监管和比较收益的交互效应对农户绿色种植技术采纳意愿也有显著促进作用。为此提出提升农户绿色种植技术采纳意愿的建议包括:加大政府的宣传和引导力度,构建多元有序的政府激励引导机制;提高农户绿色种植的比较收益,完善绿色种植技术采纳长效补偿机制;贯通政府和农户之间宣传引导路径,着力发挥党员和村干部的示范作用;加强病虫农害统治统防技术服务的宣传引导工作,刺激绿色种植技术的采纳需求;加大政府监管执法力度。

政府引导基金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分析

采用2013—2019年我国新三板挂牌企业数据为样本,构建相关变量与模型对政府引导基金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进行基准回归分析,并进一步基于风险投资机构专业化视角、考虑投资企业早期阶段变量以及地理邻近调节变量进行分析与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与没有引导基金持股的企业相比,有引导基金持股的企业技术创新表现更好;将引导基金委托的风险投资机构专业化因素纳入考察后发现,只有当被投资企业处于企业发展早期阶段时,从事早期阶段专业化投资策略的风险投资机构能显著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当被投资企业与风险投资机构地理位置相邻时,从事早期阶段专业化投资策略的风险投资机构更能显著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表明风险投资机构阶段专业化与地域专业化能够协同发挥作用。从风险投资机构专业化角度,揭示了引导基金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为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国家应该积极设立政府引导基金,并以市场化的方式参与投资,同时发挥受托管理机构的专业化协同作用。

政府引导基金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优化路径研究--基于H市的案例分析

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处理好生产、金融两类不同性质资本的关系。政府引导基金可以从新质科学技术、新型生产关系以及整体的创新环境三个方面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近年来,政府引导基金作为一种弥补资本市场失灵的政策工具得到广泛应用。在全球资本市场投资情绪低迷以及大国竞争的整体背景下,政府引导基金应当充分凸显其“调温”功能,稳定金融市场的“大盘”和“军心”。当前各级地方政府引导基金的管理制度和政策存在一些问题,限制其政策功能的发挥和放大。本文以H市为个案,试图通过其政府引导基金运行管理中折射出的普遍性问题进行深度剖析,提出优化方向。

政府引导基金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发挥政府引导基金的政策效应是促进企业实现绿色转型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2010—2020年我国A股得到政府引导基金支持的重污染上市企业数据,利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PSM-DID)实证检验政府引导基金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结果表明:政府引导基金能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研发投入是政府引导基金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途径,行业集中度能够强化政府引导基金的政策效应,政府引导基金可以显著促进东部地区企业和化工类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应强化政府引导基金的设立,掌握好政府引导基金的投资规模和流向,提高政府引导基金的引导效果,平衡好区域和行业发展,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政府引导基金运作实践及值得关注的问题

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也是破解当前经济发展突出矛盾和问题的关键所在。政府引导基金作为财政和金融联动的重要方式,能够有效发挥杠杆作用,带动社会资本投资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近年来,我国政府引导基金市场化程度提升,但在“募投管退”各环节仍存在政策堵点,激励机制尚不健全。建议平衡好政府引导基金运行过程中风险与收益、政府与市场、区域与整体的关系,完善基金运行各阶段的保障机制,应对多重目标问题、明确配套产业定位和支持方向,形成“资金+引导+服务”的全方位支持体系。

政府引导基金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近来,政府引导基金项目的一些成功经验引起了各界的极大关注。政府引导基金设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引入更多资金,助力于中小企业创业创新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成长与发展,而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则是其促进企业创新与产业升级的重要前置环节。有鉴于此,本文选取中国A股主板和创业板、中小板企业2010—2020年的数据为样本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结果发现:(1)总体上政府引导基金的引入显著提升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且这一结论在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政府引导基金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对大企业而言,政府引导基金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正向促进作用是显著的,产生了“助强”的效果;而对中小企业来说,政府引导基金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尚未达到“扶弱”的效果。(3)对传导机制的检验表明,政府引导基金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代理问题来对企业风险承担产生正向促进作用。最后,本文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制度压力视角下创业投资机构对政府引导基金的响应研究

建构“制度压力→响应动机→战略行为”理论框架,考察创业投资机构响应创业投资政府引导基金的战略行为机理。结果表明,制度压力对创业投资机构做出响应政府引导基金的战略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且机构响应动机在其间发挥中介作用。具体地,规制压力通过规章约束影响机构的管理行为,并利用政治关联诱导机构与引导基金合作,但负向影响机构投资策略调整;规范压力通过降低机构成长风险激励机构资源整合,并通过社会约束促进机构调整投资策略,但负向影响机构主动与引导基金合作;认知压力通过促进机构产生同业竞争动机正向影响合作机会搜寻和投资战略调整,但对机构资源整合没有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