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政府管理型政策间断的“黑箱”--以政府内部控制政策为例

20世纪90年代,Baumgartner和Jones提出的政策间断—均衡理论是当前研究政策变迁的核心理论之一,得到理论和实务界的普遍认可。然而,现有政策间断研究较少探讨政策间断的因果机制,也较少关注约束政府自身行为的管理型政策的变迁过程。因此,本文基于政策间断—均衡理论的最新发展,从探究政府管理型政策变迁的因果机制出发,提出注意力分配是理解政策变迁的情境、行动形成和转换三类因果机制的核心,并认为注意力分配对政府管理型政策变迁的影响同时还受到制度摩擦的调节作用。基于此,本文根据注意力分配和制度摩擦的相互作用结果,划分出政府管理型政策变迁的四个阶段:抗衡、变革、停滞和调试阶段,提出当注意力分配发生改变且制度摩擦较大时政策间断才会发生,认为其余时间政府管理型政策均遵循渐进变迁路径。最后,本文以政府内部控制政策为例,通过系统分析1986—2019年国家和地方层面发布的4574条有关政府内部控制的政策,验证了笔者提出的主要观点。

创建知识管理型政府的策略研究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面临着重大的挑战。因此,构建新型的政府管理模式,对促进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有其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从知识管理的角度对政府的功能进行了分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创建知识管理型的政府模式及实施策略。

论知识管理型政府的内涵、特征和功能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面临着重大的挑战。因此,构建新型的政府管理模式,对促进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从知识管理理论的角度阐述了知识管理型政府的内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知识管理型政府与以往政府相区别的基本特征,并探讨了知识管理型政府的功能及分类,以期为政府改革和新的政府模式的建立提供参考。

政府合同概念的体系化重构

现有政府合同管理规范对政府合同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界定,但学理意义上的概念构造尚未完成,“政府合同=行政协议+缔结主体一方为行政机关的民事合同”之结论存在缺陷。通过把合同还原为通用于各部门法的中性工具,将政府合同的研究视角从救济前移至行政过程,政府合同的识别标准被调整为“行政机关与任何主体订立的合同均为政府合同”。以行政任务为出发点,可将政府合同区分为公务型政府合同和管理型政府合同,公务型政府合同可被进一步区分为内部公务型政府合同与外部公务型政府合同。以救济途径为落脚点,可以将政府合同区分为行政协定与非行政协定,非行政协定可被进一步区分为行政协议、民事合同、磋商性文件和劳动人事协议,其中,民事合同和行政协议属于狭义政府合同。将两条基于不同场景的体系化路径进行对接与融合,有助于形成对政府合同概念相对立体的认知,动态还原政府合同概念的全貌。

知识管理型政府的知识管理链研究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管理型政府成为不同于传统政府形态的一种新的政府组织形式。文章从知识管理角度将知识管理型政府的知识链分为知识供应、知识生产、知识应用三个环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府执行系统模型,以协调知识链的运作,促进知识管理型政府高效、有序地运行。

建设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型的政府

从促进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中国政治体制最迫切的改革,是建设一个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型的政府.

中国建立全球化战略管理型政府初探

在当前信息化社会和政治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 ,建立全球战略管理型政府就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 ,它要有开放的管理理念、远大的管理目标、卓越的政府能力、灵活高效的行政体制以及现代化的管理手段等。无论从微观还是宏观上来说 ,中国都具备了建立全球战略管理型政府的可行性。

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政府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和目标选择了通过大力推进依法行政来最终实现法治政府。在追求这一理想的过程中 ,摒弃全能政府、管制政府和权力政府应该是必然之举。由管理型政府转变到服务型政府 ,其意义十分重大。当然 。

"管理型政府"与"服务型政府"相斥吗

唐代望和唐晓阳的"'管理型政府'与'服务型政府'相斥吗"一文指出,管理与服务都是政府的重要职能,政府管理与服务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应构建管理、服务规范的廉能政府。

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加入WTO符合我国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 ,同时对政府管理理念和政府工作方式提出了直接的挑战和要求。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和要求 ,必须实现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我们进行政府职能转变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衡量标准应该立足于“三个有利于”

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的服务标准化建设与完善

政府最根本的职能仍然是服务职能,实现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选择,是一种必需和必然。在服务型政府建设中,服务标准化作为一种科学的工作方法正逐渐被地方政府采用。本文基于对管理型政府与服务型政府的论述,试图探索加快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标准化工作的建设与完善路径。

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21世纪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目标

纵观 2 0世纪中国政府机构的改革 ,并没有切实转换政府职能 ,未能体现服务者的角色。中国政府的机构改革应定位于管理就是服务 ,服务是政府职能的必然选择 ,要转变观点 ,确立“小政府”、“大服务”的理想格局。因此在转换途径上 ,应使政府职能正位 ,政府机关要改进工作方式 ,并搞好消息化建设 ,实行“政务超市”。

大数据驱动政府模式变革:从管理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

传统的管理型政府作为工业化时代社会治理的唯一主体,历来强调通过管控的方式去实施社会治理,因此常常陷入治理危机的怪圈。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使传统管理型政府通过信息、公共政策工具、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供给的控制去实施社会治理的方式难以为继,并引发了一系列政府失灵现象。在此情况下,转变治理思路,实现政府模式从管理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就变得尤为重要。服务型政府是以引导和服务为导向的政府,其弹性与灵活性决定了它不仅顺应了大数据时代突发性、随机性、多变性的特征,还能充分利用该时代所带来的资源与契机。作为多元社会治理主体中的一元,服务型政府将主动与其他社会治理力量在社会治理的问题上开展合作。

如何看待管理型政府模式下的“效率中心主义”

效率，原义是物理学中的学术概念，是指能量转换的比率。自19世纪起效率便被运用到了企业管理中，表示为投入和产出之比，用来衡量工厂的盈利状况。效率是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效率中心主义也是管理型政府模式的重要价值体系。本文主要阐述了效率中心主义的理论依据、坚持这一原则容易走向的误区、对效率中心主义的评价三个方面的内容，从而使读者对于这一概念有个大概的了解。

论政府类型从“统治”到“管理”的转变

在社会治理的历史脉络中,"统治型政府"和"管理型政府"分别是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典型化政府样态。"统治型政府"本质上就是"王朝",在"王朝治理模式"下,阶级统治职能是统治型政府藉以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基本途径。进入近代,欧洲国家在率先走向工业社会的历程中,通过一场"法的精神"的启蒙运动扫除了工业化道路上的障碍,又通过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向国家提出了自由与平等的要求,进而完成了从统治型政府向管理型政府的转型。管理型政府在行使社会治权的时候运用了"保护型职能"和"干预型职能",并且在对"保护型"和"干预型"职能模式的使用和完善中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日本政府管理经济的具体实例

日本的经济模式可称为“政府管理型市场经济”。日本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对市场干预之全面、管理之有效,是颇为成功的。比如,日本财政税收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就反映了政府直接有效地介入市场的能力。日本一位教授指出:搞市场经济,中央政府决不能收不上税来,不能没有钱。日本政府的年财政支出占 GNP的30%,其他发达国家一般为40—50%,最高的瑞典为65%以上。日本政府将巨额资金集中在政府手里,使政府有了驾驭市场经济的主动权。政府拿这笔钱用来:一、维持国家机器运转,为全社会提供行政服务;二、调整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三、投资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四、提供社会保障,对社会所得进行再分配,调整贫富差距。此外,通过政府资金的扶植加上税制(率)变动等手段,还能有效地实施政府的产业政策,调整产业结构。总之,日本政府所以能够在市场经济中纵横捭阖,根本的保障就在于通过税收聚集了大量资金。

新公共管理的兴起及其对中国建立服务型政府的启示

“新公共管理”政府改革对当代西方政府管理实践及模式产生了深刻影响,并在相当程度上改善了西方国家的公共管理水平。我国在建立服务型政府中应借鉴西方国家所取得的经验:1.强调政府管理的企业化、高效化;2.将竞争机制引入政府公共服务领域;3.强化优质服务意识;4.对民众需求高回应,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以“三个代表”为指导 推进政府管理创新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如何从建设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从管理型政府转变为市场服务型政府，从控制型政府转变为依法行政型政府等一系列要求。政府只有把主要职责转到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方面，才能更好地为公众服务，使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同步进行、和谐推进。因此，创建服务型政府是政府管理理念的重大转变，也是实践“三个代表”，体现“情为民系、权为民用、利为民谋”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