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线改革联动:数字技术与政府组织何以适配——以广东省Y区数字政府建设为例

在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数字技术与政府组织的适配是以二者获得“刚柔兼备”的可互构性为前提的。作为地方政府改革过程中具有重要能动性的机制,党的引领统合机制与印象政绩激励机制,分别具有调节政府组织刚性、提升数字技术弹性的功能。借助双线改革联动的关键契机,这两种功能互补的组织能动性机制在数字技术与政府组织的交互过程中共同作用,促成适配。地方数字政府建设的纵深推进,是对地方政府自身变革能力的一种考验,需要改革者充分考虑政府各项改革之间的关联性、耦合性,有意识地形成改革合力,促成数字政府建设与政府自身改革的同频共振、联动互补。

冲突层级与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冲突调停的效力分析

冷战结束后,国内冲突逐步成为世界武装冲突的主要形式之一,而冲突调解是构建冲突国国内和平的关键一环。伴随着和平建构主题的多元性,国际非政府组织逐步成为当今时代各类冲突中活跃的调解主体。然而,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调停实效始终备受争议。一方面,国际非政府组织宣称可凭借其在中立性、道义性上的优势对国内冲突进行有效调停;另一方面,强制能力的缺乏也使其难以在实施环节有所作为。因此,研究国际非政府组织在调停过程中的成功与失败,界定冲突层级,对于理解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调解效力至关重要。不同层级的冲突顺应不同的冲突逻辑,不同的冲突逻辑则生发不同的冲突情境与格局。在底层冲突中,碎片化和多元主体并存的冲突格局更适合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运作;而在顶层冲突中,其强制能力不足的缺点遭到放大。基于这一逻辑,在调解活动中与主权国家展开合作则有望强化其调解效力。通过对非洲和平进程展开的实证研究说明,评价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调解效果特别是在非洲地区的调解效果需要考虑冲突层级等限定条件,并将其与多元主体的互动纳入考量范围。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冲突调停中应与主权国家的调停体系进行密切配合,在维护国家主权与国际体系稳定的前提下,整合主权国家、国际非政府组织等多方治理行为体的作用,可有效地提升冲突调停的可能性。

非政府组织在冲突环境下的组织韧性——以“健康扶贫行动”在缅北的生存与发展为例

非政府组织是全球治理中的重要行为体,在冲突环境下的人道主义援助、发展合作乃至建设和平进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然而,在冲突环境急剧变化、逆境丛生的状况下,为何一些非政府组织呈现出更强的生命力?本文引入“韧性”概念,提出基于“认知—行为—关系”互动的组织韧性进程模型,用以解释一些非政府组织在冲突环境下不仅能够反弹恢复生存,甚至实现改进发展的原因。缅北地区长期遭受战乱,社会发展迟滞,民众流离失所,近年来又成为网络赌博和电信诈骗的“温床”,是名副其实的边缘地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非政府组织“健康扶贫行动”云南代表处“致力于一个最贫困与最边缘化的人群享有卫生权利的世界”,进入高风险的缅北地区并持续运营30年,体现出强劲的生存能力和发展势头。无论是在缅甸军政府统治时期,还是在民主化转型时期,抑或是在紧急状态时期,“健康扶贫行动”都能够及时调整自身认知、改变行为模式、构建关系网络,展现出较强的韧性能力,有效应对缅北地区既有的和新出现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实现跨越式发展。其韧性能力也不断进行迭代,最终达到韧性治理的结果。

非政府组织:概念辨析、发展演化及本土审视

国内学界普遍将非政府组织概念界定为具有非政府、非营利性、公益性等特点的社会组织。这种定义很大程度上沿用了西方释义,导致与字面含义的不匹配。对非政府组织概念辨析,揭示其背后的特征杂糅、意识形态和价值预设、潜在“去国家化”的价值倾向等问题。非政府组织在国际组织承认、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多元主义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实现了从地区向全球的生成、演化与发展,为理解和把握非政府组织的本质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在这样的背景下,应基于我国政情社情实际考察非政府组织的概念,思考未来非政府组织本土化之路何去何从。

国外中文教育非政府组织的功能、类型及内部治理

国外中文教育非政府组织(NGO)是中文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从美、加、英、澳四个发达国家选取95个中文教育NGO,以组织使命与章程为切入点,采用内容分析、基于语料库的批判话语分析方法,探索中文教育NGO的功能、类型及内部治理特点。结果显示,国外中文教育NGO具有语言文化、社会治理和国际事务三大功能及若干子功能;按业务范围可分为语言教育组织和基金组织,按功能导向可分为专门导向型、复合导向型和多元导向型组织;中文教育NGO的内部治理体现“民主性”和“自治性”,注重松紧结合。基于上述发现对发挥国外中文教育NGO的功能、支持建立系统化多层次的组织网络以及中外组织合作的有效机制提出了相关建议。

日本对外援助中企业与非政府组织合作模式研究

企业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参与,是日本对外援助中的一个重要特征。经过对外援助不同发展阶段的历史沿革,企业和非政府组织之间形成了包括资产协力型、社会贡献型、社会责任型、创造共享价值型在内的多种合作模式。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在日本的对外援助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二者合作模式未来可能产生的变化对日本对外援助事务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中国对外援助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推动社会组织与多元主体协作,以促进中国对外援助事务高质量发展。

突尼斯治理非政府组织的法律成效探析

突尼斯历届政府依据国内法律、政府令和政府部门条例,依托中央政府秘书长和地方省政府的双层治理机制,对国内非政府组织开展治理。在具体治理过程中,突尼斯政府采取扶持与管控并行的双重治理模式:在扶持方面,政府明确赋予非政府组织政治和经济权利;在管控方面,政府严格控制非政府组织的注册流程、基本信息、人员构成、资金使用,同时规定违规的处罚力度。突尼斯治理非政府组织的成效与困境并存。一方面,政府实现了严格限制非政府组织运行的目的,非政府组织则扩大了自身规模和活动范围。另一方面,突尼斯行政部门对相关法律理解不深,对赋权以及非法管控落实不力,使得政府难以深入治理非政府组织。究其根本,突尼斯法律制定匆忙且不完善,法律内容结合国情不足且后续修订受阻,同时非政府组织配合执法的力度不够。未来,即便突尼斯政府沿用对非政府组织的双重治理模式,修订法律走出治理困境仍是政府提升治理能力、有效约束非政府组织的关键。

非政府组织应对海洋塑料污染行动策略浅析

非政府组织参与海洋塑料污染治理多选择一种主导行动策略,从“结构-组织”维度分析涉海非政府组织的行动策略,依照其第一资源依赖对象及自身知识类型,可将涉海非政府组织的行动策略分为以下四种:政治倡导、公众布道、试点孵化和行动深耕。文章选取国际上具有代表性的非政府组织作为四种策略的分析对象,详细阐述涉海非政府组织参与海洋塑料污染全球治理过程中如何运用四种策略及不同策略的融合使用,进而分析总结非政府组织战略选择的逻辑及其行动经验,为中国非政府组织参与海洋塑料污染全球治理提供参考借鉴。

古迹遗址资源保护中非政府组织的治理机制分析——以ICOMOS为例

当前,全球气候问题日益严峻,已经影响了古迹遗址的健康生存;社会经济发展对古迹遗址的保护也产生了负面影响,经济高速发展对古迹遗址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经济较为落后的国家的遗址保护又有着资金不足、技术水平低等问题。除国家行为体外,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全球遗址资源保护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将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选取为案例对象,利用文献研究法与案例分析法,总结出其在治理的过程中构建了多层次施力、多主体关切和多角度关注的一套治理机制,但在现存机制也存在着资源投入不足、专业建议缺乏强制力、跨文化理解困难等不足,这主要涉及到国际非政府组织(NGO)内部理事会的治理机制以及外部独立性的问题。在内部完善以理事会为中心的内部治理结构,在外部强化更利于NGO的独立性建设的机制,可以缓解治理赤字,促进古迹遗址可持续发展。

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研究

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海洋治理中不断显现出其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府间机制”的局限性。在全球海洋治理的实践中,非政府组织因其特性与优势扮演着“决策斡旋者”“服务参与者”“舆论引导者”和“中立监督者”的角色全面地参与到海洋治理的政策制定、实施执行、服务保障与监督机制之中。我国在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中,应充分认知非政府组织对全球海洋治理的独特意义,注重“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引领,提防非政府组织“政府化”,避免其落入“大国垄断”的泥淖,同时要不断强化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互动联系。

决策权集中与行政科层化:数字时代的政府组织变革

数字政府建设进程的加快凸显了数字技术在重塑政府治理形态中的关键作用。数字化转型对政府组织中不同成员的决策权产生了差别化的影响。其中,街头官僚和在数字应用开发能力较弱机构工作的党政干部更有可能感受到数字技术运用带来的被支配感。在数字政府中,政府组织的算法决策和刚性执行之间的分离,正是数字时代理性组织的最新表现。总的来说,数字政府建设正在推动政府内部决策与执行的分离、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分离,形成了以决策权集中、行政科层化为主要特征的政府组织结构变革趋势。这意味着数字政府建设可能会推动技术治理、科技治国等思想的重新复苏,而研究者则需要更加细致地考察技术治理的限度及其未预期后果。数字政府建设中政府组织的决策权集中化和行政科层化趋势,对理解数字时代的政府治理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教育类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考察——基于五个教育类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调研

基于5个教育类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考察发现,教育类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决策机构主要有全体大会、理事会或执行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或特别工作组三个层级。其中,全体大会通常为最高决策机构;议事规则为达到所规定的最低参会人数,投票表决,通常以简单多数为标准;执行委员会和秘书处是执行决策机构。制度互动和体制互动是教育类国际非政府组织运行及开展基本活动的范式。其中制度互动包括组织结构互动、政治性互动和功能性互动。体制互动包括制定各类教育标准,开展教育水平认证;畅通学术交流渠道和学术激励机制,构建学术共同体;强化学术对话,拓展学术共同体意识。因此,中国要发起或主导教育类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路径是:推动中国教育话语的国际传播,深度参与或主导教育标准制定,鼓励高校成为发展教育类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主力军,借力“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推动开展教育类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共建实践。

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BBNJ协定谈判研究

国际非政府组织主要通过四种方式在BBNJ协定谈判中提起案文建议,分别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单独提起、国际非政府组织之间联合提起、国际非政府组织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联合提起和与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提起。在BBNJ协定谈判的不同阶段,国际非政府组织也表现出了不同的参与特征,并在其中扮演着“资助方”“宣传方”和“协调方”的角色。但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BBNJ协定谈判仍存在法律地位不明确、影响力有限、中立性不足等问题,需要得到进一步的解决。中国应当坚持包容、开放的立场,鼓励更多为全球海洋治理问题发声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国际协定谈判。双方也可通过在谈判目标上达成理念共识、在观点表达上寻求共同立场、在案文确定上保持内容一致等方式在国际协定谈判中展开合作。

阿拉伯剧变后埃及对非政府组织的治理及其影响

非政府组织既是埃及等中东国家推进社会治理的重要载体,也对社会政治稳定造成严峻挑战。2011年埃及的政局动荡与非政府组织密切相关,如何治理非政府组织成为埃及实现稳定的重要影响因素。2013年之后,埃及政府一方面逐步削弱非政府组织的政治性,加强对非政府组织行为的规范,切断其与境外力量的经济联系。非政府组织呈现出“弱国家治理”。另一方面则加强与非政府组织在社会经济发展、慈善和民生等领域的合作,非政府组织成为“强社会治理”的主体之一。这推动埃及由乱到治,破除了街头政治的载体,填补了埃及社会治理的赤字。

非政府组织在约旦民生领域的活动与作用

约旦非政府组织在教育、医疗卫生、救济、减贫与就业等民生领域开展了大量活动。从法团主义的理论视角看,非政府组织在约旦民生领域的活动有三大作用:一是弥补了政府和私营部门公共服务的不足;二是充当约旦政府的伙伴与民生政策在基层的实施者;三是保障基本民生与社会稳定。不过,非政府组织也存在外国捐助机构与外国非政府组织对约旦本地干预、控制和渗透的风险。影响约旦非政府组织在民生领域活动与发挥作用的因素如下:约旦民生状况、约旦政府政策、伊斯兰传统文化和约旦非政府组织自身的短板。总体而言,约旦政府在民生领域起主导作用,非政府组织起辅助作用。从长远来看,约旦政府应当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优势并引导其继续在民生领域开展活动,以填补政府在民生领域的不足,但也要严格控制其参与政治活动,警惕外国势力借非政府组织干预约旦国家内政。

数字时代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变革、挑战与应对

数字时代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数字技术推动了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活动领域向网络空间和心理空间双向拓展,改变了国际非政府组织与国家和用户之间,以及南北方非政府组织之间的权力关系,增强了国际非政府组织在筹款服务和倡导动员等方面的行动能力。但与此同时,“国际非政府组织+数字”也给国家主权的完整性和国内政治秩序的稳定性、公私领域数据的安全性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间的平等性带来了新挑战。为有效应对这些挑战,中国须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建设,将国际非政府组织境外涉华活动纳入法治轨道;加强国际非政府组织涉华数据行动规制,确保国家数据安全;强化技术赋能,提升中国社会组织的国际影响力。

非政府组织对南极环境决策的影响路径与中国因应

环境治理既是南极国际治理的核心议题,又是各国锚定参与南极事务的关键目标之一。纵观南极环境决策机制,既有南极条约协商会议(ATCM)、南极环境保护委员会(CEP)以及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CCAMLR)等南极条约体系制定机构的引领,又有南极旅游组织者协会(IAATO)等活跃在南极的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非政府组织以其非政府性、非营利性和国际性的优势在制定行业规范、供给科学知识、参与议题设置、强化舆论引导等方面发挥了独有作用,进一步促进了南极环境决策机制的透明化和民主化。作为南极条约协商国,我国在参与南极环境治理时应辩证看待非政府组织所发挥的作用,既要关注其在南极造法进程中的重要贡献,又要警惕非政府组织“政府化”和“唯资本化”倾向对我国造成的扰动。此外,我国要以南极研究科学委员会(SCAR)为纽带加强同非政府组织在科学层面的合作,同时鼓励并引导国内社会组织参与南极事务,不断提升在南极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国际地位。

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价值取向和作用机制探究——以国际大学协会为例

全球教育治理涉及多元利益主体,其中国际非政府组织以其成员众多、机制灵活、影响广泛等特点而在参与和推动全球教育治理上发挥重要作用。作为高等教育领域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国际大学协会致力于成为高等教育机构的全球性代表并为全球高等教育机构提供全方位服务。该组织积极引领高等教育机构的可持续发展、国际化、领导力和数字化转型等事业的发展,通过数字式治理、规范式治理和认知式治理参与全球教育治理,呈现出人文主义与工具理性并存、大众需求与个性服务兼顾、静态控制与动态调整结合的特点。国际大学协会相关实践可为我国在构建“一带一路”或区域教育共同体,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方面提供有益借鉴。

风险理论视域下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优化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颁布以来,有效规范了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对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的管理,虽然已构建了法律规制下的管理秩序,但在管理实践中依然存在诸多问题。以风险理论视角审视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可强化管理中的风险防范意识,增强风险识别能力。在现有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中主要存内部管理活动风险及境外非政府组织自身运作的风险,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理论启示,形成对境外非政府组织活动情势的全局审视视域,增强战略管理水平,提升法律规范操作性,协调多管理主体职能,增强管理思路的多维性,建构多元主体并进的良性管理秩序,以构建全方位的管理能力体系,全面优化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实现高效有序的管理模式。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履行:聚焦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自1981年《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生效迄今已42年,其间该公约的履行机制发生了很大变化。非政府组织在履行该公约的各个环节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非政府组织可以在定期循环进行的审议(建设性对话)的整个过程发挥作用;中国内地向消歧委员会递交影子报告的态度经历了从最初的不了解或不支持,到现在的接受或支持的与时俱进的变化过程。从笔者本人2006年和2014年两次亲历审议现场的经历和同事们对她们参与2023年建设性对话的描述发现,中国内地非政府组织不仅参与了建设性对话,而且还就问题单组织或参与了与政府机构的讨论;在结论性意见公布后,及时组织并参与了针对结论性意见的研讨会;2023年,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有进步也有问题,但是唯独不变的是人权政治化在建设性对话过程以及结论性意见中的体现。笔者就相关问题谈了自己的思考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