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与经济绿色转型

依据2009—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考量财政分权对经济绿色转型的影响。结果显示:财政分权促进本地经济绿色转型作用显著,但会阻碍相邻地区经济绿色转型进程。地方政府行为在二者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财政分权主要通过促进地方政府合理竞争、提高地方政府财政科技投入强度促进经济绿色转型,提高财政分权程度会强化地方保护主义行为,但地方保护主义行为对经济绿色转型的影响不显著。

行为经济学视角下地方政府行为生成与演进:制度—心理有机互动的新框架

地方政府行为是“制度—心理”有机互动下地方官员的能动活动塑造出来的,而非制度或心理单向的、自动的影响结果。当前,对中国地方政府行为的研究,以外在“利益—权力”的制度拉力逻辑替代了内在“心智—认知”的心理推力逻辑,遮蔽了地方官员主体认知在地方政府行为生成与演进中的作用。基于行为经济学视角,中央政府制定的各种制度已不再简单地是其本身,而是地方官员认知内容的载体与认知能力外在功能的延展,就认知反应过程而言,心智模型塑造了地方官员的制度认知与制度行为选择进而决定了地方政府行为的生成。伴随总体性激励情境的变化,地方官员的制度认知与制度行为选择发生相应改变,从而推动地方政府行为的演进。行为经济学视角下的地方政府行为研究,实现了“制度逻辑”与“认知逻辑”的融合互补,对新时代有为政府建设提供了新的政策启示。

金融科技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兼论政府行为的作用

金融科技的迅猛发展为我国在“双碳”目标下降低城市碳排放提供了新的思路。基于2011—2020年中国25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金融科技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了政府行为带来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金融科技显著降低了城市碳排放;金融科技发展的结构效应(金融结构优化、产业结构升级和消费结构升级)对城市碳排放产生了降低作用;在政府对消费结构升级注意力更高、产业结构升级注意力更低以及财政压力更低的城市,金融科技降低城市碳排放的作用更强烈。研究为金融科技赋能实体经济、有效降低城市碳排放提供了重要的实证依据和政策参考。

政府行为和技术创新如何影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基于长三角四大都市圈的实证研究

当前区域间金融资源配置不平衡现象突出,地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存在较大差异。基于2012-2022年相关数据,以长三角四大都市圈为研究对象,从全要素生产率角度测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水平及区域差异;对政府行为和技术创新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水平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并探究不同地区呈现的差异。研究发现,加强技术创新对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政府过度干预则会降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促进金融资源跨区域流动,缩小地区间效率差异;政府适度干预,由“生产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以实体经济融资需求为导向,激励企业持续技术创新;改善实体经济融资结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政府行为、区块链技术与产品标准链建设演化博弈分析

为解决产品标准体系建设中的标准冲突、标准不匹配等问题,文中构建了一个基于区块链技术的产品标准链模型,并运用演化博弈方法分析政府行为对于企业参与产品标准链建设的影响。在设计了政府监督、政府补贴与惩罚机制基础上,分析了政府行为作用下的标准链建设演化博弈均衡,探究各稳态均衡的存在条件。研究结果发现,无政府参与时企业会选择不上链策略,此时需要政府干预企业上链行为;政府补贴会促进企业上链积极性,当更多的企业选择上链时,会促使没有上链的企业更改策略,形成“正向循环”;当50%左右的企业采取“投机”行为会受到惩罚时,政府与企业的策略将向建设标准链演化。区块链作为新兴技术,在产业链中的应用需要政府行为支持,政府行为对推进标准链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遵循与偏差:高等职业教育专业群治理中的政府行为研究

政府作为国家的行政机构,在现代职业教育治理中通常发挥着主导作用。在高等职业教育专业群治理中,中央与地方政府作为治理主体会因自身政绩导向差异而存在不同的行为逻辑。通过梳理对比中央和地方政府在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中治理理念、治理体制、治理评价背后的行为表征发现,中央与地方政府在多重行为逻辑下存在科层制推进与多元治理差异、政策顶层设计与主体实践差异、唯标志性成果与绩效评价差异等行为偏差。

美丽乡村建设中基层政府行为优化策略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实施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基层政府作为美丽乡村建设中的实施主体,在美丽乡村建设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提升美丽乡村建设水平必须进一步优化基层政府行为。基层政府要通过科学规划统筹美丽乡村建设,完善美丽乡村制度建设,优化基层公共服务供给,强化美丽乡村建设资金投入与人才要素保障,加强村民与政府之间的双向沟通等途径,推动乡村建设在生态、文化、产业等方面高质量发展。

绿色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政府行为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机制研究

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行为选择是影响环境质量的关键因素。本文选取了21个案例,通过fsQCA法研究政府行为各条件在不同逻辑组合下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机制,依据政府行为路径差异化将组态结果分为政府激励方案、监管执法政策方案和问责执法方案。最后,依据政府行为条件变量间的匹配关系与侧重点提出实质性建议,从而为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趋利空间何以形成——基于地方政府行为偏好的视角

政府行为偏好是指政府在政治经济实践中为争取地方利益最大化而呈现出的策略性行为。改革开放以来,官员晋升锦标赛模式和财政改革激励激发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力,但也导致了地方政府行为偏好充斥着诸多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地方政府行为偏好上趋利空间的形成,既来源于政府科层制关系博弈中的委托-代理问题,也来源于压力型体制下的激励效应,更来源于政府科层行政过程中的软约束机制。

税收分成、地方政府行为与企业资源配置效率

税收分成作为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核心内容,为地方政府提供了更广阔的财政自主权限,不仅深刻影响着地方政府的政策制定和行为选择,还会进一步对企业的资源配置过程产生影响,能在一定程度上引导资源的流动方向。本文使用2010—2021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深入探讨了税收分成如何影响企业资源配置效率这一问题。结果表明,随着地方政府税收分成比例提高,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显著提升。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承担的事权较多、政府经济干预较大地区的企业以及国有企业,税收分成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更明显。从机制分析看,地方政府税收分成比例的提高会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优化营商环境和帮助企业获取信贷资金,最终使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本文的研究丰富了税收分成经济效应的评估视角,对优化政府行为以及提升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提供了参考。

社会治理创新竞争内卷化与创新科层化——职能转型背景下地方政府行为研究

在政府职能转型的背景下,社会治理创新成为地方政府竞争的标的物,并被科层体制所吸纳。基于苏中JY区的调研发现,将创新目标纳入绩效考核,采取程式化的方式推进创新实践,强制扩散推广创新经验,即创新科层化,成为当地社会治理创新的主导机制,并引发了创新泛化、形式化和悬浮等问题。以竞争强度—竞争空间为分析框架,比较分析不同时期地方政府竞争的环境和标的物的特点,可发现社会治理创新的竞争强度与竞争空间不适配,导致地方政府主导的创新竞争内卷化,是创新科层化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重新认识地方政府竞争在社会治理(创新)层面的限度,重构社会治理创新的激励机制,加强政府间协作和群众动员,有助于问题解决。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与技术进步偏向性

基于CES生产函数,运用标准化供给面系统和可行广义三阶段非线性最小二乘法估计了中国30个省份2000—2021年的技术进步偏向性指数,并实证检验了财政分权对技术进步偏向性的影响、作用机制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发现:中国省际技术进步整体上偏向资本;财政分权通过地方政府投资偏好、引资竞争和市场分割行为的中介效应促进技术进步资本偏向性;财政分权通过地理空间传导机制对邻近地区技术进步资本偏向性产生空间溢出效应,财政分权促进了本地区技术进步资本偏向性,但弱化了邻近地区技术进步资本偏向性。

政府行为引领推动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组态路径:基于时差型定性比较分析方法

在中国国家创新体系中,政府主体发挥着引领作用,但目前关于政府行为与区域创新能力的研究缺乏多重条件下复杂机制的探讨,因此,基于政府组织行为中直接参与和间接推动的特点,使用时差型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究政府引领下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可行性路径。研究发现:“十三五”时期能够实现区域创新能力高水平发展的政府行为路径包括4类,分别为资源投入型、协同发展型、基础建设型和经济主导型,其中资源投入路径在提升区域创新能力上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是快速有效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可行性选择。研究以期对动态性揭示政府不同行为组合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内在逻辑,为政府有效整合创新资源、施展“轻推之手”、寻求契合实际的创新路径提供政策参考。

财政规则与地方政府行为

财政规则是各国应对财政危机、增强财政可持续性的重要保障,然而现有研究较少探讨地方层面的财政规则执行。基于预算软约束理论,以2014—2020年中国2023个区县为研究对象,结合财政部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领域制定的“10%红线”规则设计断点回归模型,检验PPP规则约束下的地方政府行为。研究发现:第一,由于缺乏法定性与透明度,PPP规则存在“软约束”现象,这一现象与债务规则的“硬约束”形成鲜明对比;第二,PPP规则的执行效果具有异质性,即对于可自由支配度较高的经济类项目更具规制效果,而对支出偏刚性的民生类项目约束力不足;第三,对于存在合规风险的项目,企业倾向于通过组建联合体的形式分散风险。研究结果表明了加强财政规则法定性与提高财政透明度的必要性,建议加快相关财政规则的立法工作,提高财政预决算的信息披露程度,从而增强财政规则执行效果,防范与化解重大风险。

民众期望、政府行为与政务舆情回应效果--基于“结构-过程”分析范式的案例深描

民众期望是理解我国当前舆情治理低效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也是指导新时期回应型政府建设的内在价值取向。借用行为经济学中的“期望失验”概念来解释民众视角下的民众的心理预期与地方政府回应行为绩效之间的差异。构建了政务舆情事件中政民互动与舆情演化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从民众期望和政府行为两个方面解释了政务舆情事件中期望失验的形成机理,并以“L县学生坠亡事件”为典型案例,通过“结构-过程”分析范式深入考察了微博中呈现政民互动的多重行为逻辑。研究发现:(1)政务舆情事件中,谣言发生、群体冲突、舆情升级等是地方政府回应低效的外部表现,其根本在于其回应未能满足民众的内在期望;(2)地方政府通过事实澄清虽可以快速满足民众的信息期望,但情感期望失验所积累的公信力危机短期难以修复;(3)问责压力下的地方政府以摆平策略为核心的回应行为仍然是其自发选择,公信力危机则成为政府回应低效下的产物;(4)民众对政府行为的预期是随着舆情信息环境变化、政民互动与博弈的加深逐渐调适形成的。未来如何实现民众理性期望满足与公共权威秩序维护之间的平衡,是学界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重要议题。

地方政府行为对工业能源环境效率的影响——以“一带一路”沿线省市区为例

我国工业发展过程中能源消费总量大,环境污染较为严重,能源使用效率有待提高。以2010—2020“一带一路”沿线省市区工业为研究对象,结合内生增长理论和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要求,构建全局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global non-radial 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GNDDF),测算“一带一路”沿线省市区工业能源环境效率。基于面板Tobit模型对工业能源环境效率与地方政府经济干预、地方政府经济竞争、地方政府创新偏向和地方政府环保偏向之间的内在联系展开研究,探讨不同地方政府行为对能源环境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工业能源环境效率呈现“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平均水平>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次序分布;各支线工业能源环境效率依“东南线>西南线>东北线>平均水平>西北线”的次序分布;地方政府经济干预和经济竞争对工业能源环境效率会产生负面影响,地方政府创新偏向和环保偏向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工业能源环境效率;当地方政府经济干预强度下降时,地方政府经济竞争和地方政府环保偏向对工业能源环境效率的影响显著由负转为正,地方政府创新偏向对工业能源环境效率的作用会增强但不显著。总体来看,推进简政放权、优化地方政府的服务职能有利于提高工业能源环境效率。

“无废城市”建设中的政府行为及优化路径研究——以B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

“无废城市”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通过建立绿色的发展方式和和推进固体废物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将固体废物的环境影响降到最低的城市发展模式,是建设美丽中国的一项重要举措。从政府行为的角度出发,通过对B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试点工作进行分析发现,政府在“无废城市”建设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但在政策、分工、技术、宣传等方面仍有不足,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完善顶层设计、建立责任部门分工协作机制、完善固体废物处置的基础设施建设、动员企业和公众参与无废建设的优化措施。

政府行为激励、绿色产业政策与企业技术创新

选取2012—2020年沪深A股上市制造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政府行为激励、绿色产业政策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结果表明:政府行为激励可以有效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区分激励行为来看,短期内财政分权激励的促进作用更突出,长期内行政分权激励的促进作用更明显;绿色产业政策出台可以显著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政府行为激励与绿色产业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存在行业与企业异质性,主要表现为在高技术制造业和国有企业中影响更显著。中介效应结果显示,绿色产业政策在政府行为激励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中具有中介作用。鉴于此,应因时制宜,实施差异化政府行为激励;因企制宜,出台针对性绿色产业政策;因地制宜,推进高效化企业技术创新。

数字经济、地方政府行为与实体企业金融化

实体企业的金融投资方向决策与其所处外部经济环境密不可分,数字经济发展将对实体企业的金融化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实际影响与内在机理,并进一步考查了地方政府行为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显著抑制实体企业的金融化;企业成长性的提升与代理成本的下降都是数字经济发展作用于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可能渠道,但融资约束缓解与风险承担能力增强影响机制并没有得到实证数据的支持,这也进一步证明了中国实体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主要目的倾向于市场套利,而非预防性资金储备;基于一致性维度和偏好性维度的地方政府行为都能显著调节数字经济与实体企业金融化之间的关系。

自然资源丰裕度、地方政府行为与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文章在分析自然资源丰裕度、地方政府行为对生态文明建设影响机制的基础上,基于2007—2020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在嵌套权重矩阵下构建空间杜宾模型,估计生态基础资源丰裕度与矿产资源丰裕度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影响,并以地方政府行为为调节变量,检验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生态基础资源丰裕度对生态文明建设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矿产资源丰裕度对生态文明建设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资源诅咒”表现为“矿产资源诅咒”而非“生态基础资源诅咒”。由地方政府行为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可知,地方政府行为弱化了生态基础资源丰裕度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正向影响,强化了矿产资源丰裕度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负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