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转移支付对居民收入再分配效应的研究——基于相对贫困和地区差异的视角

依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年、2017年、2019年三期数据,运用MT指数测算政府转移支付对全国及各地区居民收入再分配效应,并探讨纳入养老金后的政府转移支付对居民收入再分配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从全国层面看,政府转移支付降低了居民整体、城镇内部、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程度,三期分别平均下降2.58%、0.64%、1.15%,且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存在地区差异。从贫困异质性看,政府转移支付缩小了贫困家庭与非贫困家庭间的收入不平等,且政府转移支付对于贫困家庭收入的重要性超过非贫困家庭。纳入养老金后的政府转移支付虽然可以降低城镇内部与农村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但强度有所减弱。并且加入养老金后使城乡间收入差距扩大,因此,逐步缩小城乡间养老保险的待遇差距成为公平可持续的重要举措。基于此,应改善政府转移支付质量,加大对弱势群体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重点提升多维贫困家庭的人力资本,探索建立全民统一的养老金制度。

政府转移支付对贫困家庭未成年人人力资本的影响研究

政府转移支付的目标不仅在于解决当期贫困,更是要增强贫困家庭抵御贫困的能力。研究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对政府转移支付对于贫困家庭未成年人人力资本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在认知能力方面,我国低保政策显著提高了贫困家庭中未成年人数学标准得分,对字词标准得分没有显著影响;在非认知能力方面,低保政策对于未成年人人力资本的促进作用在12岁及以上群体中较为显著;另外,低保政策对未成年人人力资本的促进作用将会延续到其成年以后,主要体现在贫困家庭中女童在其成年以后学历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

政府转移支付、技能培训与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从多个维度出发促进共同富裕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但是,学术界长期关注政府转移支付的减贫效应,而忽视技能培训的创富效应。建立共同富裕的测度指标体系,基于2014、2016年两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实证检验政府转移支付、技能培训对家庭共同富裕的影响及作用渠道。政府转移支付对共同富裕的实现具有“兜底”作用;相比于政府转移支付,技能培训对共同富裕的促进成效更高;技能培训可以通过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两个渠道促进共同富裕;政府转移支付会滋生“福利依赖”,不利于推进共同富裕,社会捐助反而能防止“福利依赖”的发生,进而促进共同富裕。应该优化政府转移支付的受益结构,丰富技能培训形式,鼓励社会捐助,从而促进共同富裕。

政府转移支付对国有企业发展绩效的影响——以皖维集团为例

选取皖维集团作为研究对象,以该集团2016—2020年的相关数据为研究样本,从规模角度阐述政府转移支付情况,对政府转移支付对国有企业发展绩效的影响机理进行分析和实证检验,在中介效应的影响下进行政府转移支付与国有企业发展绩效的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政府转移支付与国有企业发展绩效具有正相关关系。

个人所得税、政府转移支付与个体行为激励--基于拉弗曲线的统一讨论

本文依据拉弗曲线所阐明的道理分析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中个人所得税对个体行为激励的影响。本文尝试:1)将拉弗曲线应用于政府对个人所得税与转移支付(即负所得税)制度的设计,并思考了这些制度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包容性增长"的意义;2)将个税起征点与补贴初始点引入拉弗曲线,分析了它们变化时对税收、转移支付与产出的影响,以及个税起征点与最优税率、补贴初始点与最优转移支付率之间分别会遵循的关系,并为"差别化"个税起征点与补贴初始点提供易于操作的理论依据。本文发展和深化了拉弗曲线的许多内涵和政策主张,并回答了原有拉弗曲线没有回答的许多问题。

政府转移支付制度的区域均衡化效应分析

分税制体制实施之后,我国区域间财力差距拉大及公共服务能力悬殊的矛盾日益突出。因此,迫切需要在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同时完善政府转移支付制度,缩小区域间财政能力的差异,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均衡化的战略目标,以促进区域间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转移性收入视角下的政府转移支付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以辽宁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辽宁居民收入差距保持持续扩大态势。政府转移支付作为对地区财政收支不均衡和不同社会阶层收入不均衡的调节,理应起到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但经研究发现,转移性收入视角下的政府转移支付不仅扩大了居民的收入差距,而且城镇—农村之间、城镇内部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率呈现逐年上升态势。因此,应该不断扩大转移支付中用于调节收入差距的比重,通过财政体制的改革,建立起严格、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使转移支付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功能逐渐发挥出来。

比例税的税收、政府转移支付和平衡预算乘数的理论推导

针对目前国内权威《宏观经济学》教材,关于三部门经济中比例税的税收乘数、政府转移支付乘数和平衡预算乘数的论述和推导具有各种矛盾结果。运用宏观经济的基本原理和数学模型,重新界定并推导了三部门经济中比例税的税收乘数、政府转移支付乘数和平衡预算乘数。

构建促进西部开发的政府转移支付制度

政府转移支付制度通常是解决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 ,目前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悬殊 ,主要原因就在于政府财政体制长期对各地非均衡利益格局的维系 ,缺乏一种与市场资源配置互补的政府配置机制来协调 ,补充西部发展的资源配置缺损。因此 ,利用政府转移支付制度 ,选择科学、合理的转移支付方式 ,带动和引导社会资源流向西部 。

公共财政体制下对政府转移支付制度的思考

一、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一）政府问财权与事权划分不对称，导致政府职能交叉和滞后 财权是中央与地方关系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中枢神经。财权在各级政府间的划分，是分级财政的核心内容。财政体制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各级政府间划分财政权限，即“分权”．而不是分割财政收入，即“分钱”。

完善我国的政府转移支付制度

我国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改革,已初步建立了适合当时情况的转移支付制度,但由于经济体制和财政体制的约束,使其存在诸多的不完善、不规范之处。本文通过对我国目前转移支付现状的分析,为我国转移支付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提出了多种思路和方法。

完善我国中央对地方政府转移支付制度的策略选择

一、我国中央对地方政府转移支付的现状 财政转移支付是各级政府间按照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合理划分财政收入的一种分配形式，一般指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财力补助。转移支付是中央政府促进地区问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均等化的重要制度安排。和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一样，

政府转移支付的成本效益分析

随着公民对公共服务重视程度的不断加强,政府的转移支付作为公共服务均衡化发展的重要手段,也备受关注。通过以成本效益分析作为手段,着重分析了政府转移支付过程中需要考虑的效益和成本因素,并且针对我国现行政府转移支付的进一步完善提出了几点建议。

“加剧”还是“缓解”:政府转移支付与农户家庭未来减贫——基于贫困脆弱性视角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8年CFPS数据和Logit模型分析政府转移支付对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及异质性。研究表明:政府转移支付总体上对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并未产生积极的改善效果,反而进一步促进了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增加。从区域异质性看,政府转移支付对贫困脆弱性的正向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中、西部地区,并且以中部地区尤为明显。从家庭特征看,政府转移支付主要促使收入贫困农户、非融资约束农户、非土地流转农户、非组织参与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增加,并且对绝对贫困农户的促进效应要大于相对贫困农户。对非收入贫困户、土地流转户和组织参与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不显著。从户主特征看,政府转移支付主要对户主健康家庭、自雇户主家庭的贫困脆弱性产生正向促进效应,对稳定受雇户主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不显著。

政府转移支付对灵活就业人员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应及传导机制研究

从贫困脆弱性这一前瞻预测指标视角出发,利用2016-2018年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CFPS)数据,分析灵活就业人员贫困情况,使用分位数回归与倾向得分匹配实证研究政府转移支付对灵活就业人员贫困脆弱性影响,并运用中介效应分析政府转移支付对灵活就业人员贫困脆弱性的传导机制。研究结果发现,社会贫困线标准下灵活就业人员相对贫困现象较为严重,灵活就业人员贫困脆弱状况严重,大部分灵活就业人员无法摆脱贫困脆弱状态;政府转移支付在2016年的任一贫困标准下,能够显著降低灵活就业人员的贫困脆弱性,但是2018年政府转移支付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应明显减弱,而且对于不同类型的贫困人群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减贫效应有限。通过传导机制检验,发现政府转移支付通过储蓄效应和私人转移支付的“挤入”效应来进一步减缓灵活就业人员贫困脆弱性。

政府转移支付的扶贫效率、减贫效应及减贫方案选择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计算了各项政府转移支付的垂直支出效率、溢出指数、减贫效率、贫困距效率,以及扶贫资金等额分配方式和等比例分配方式两种情况下各项转移支付的减贫效应。结果发现:(1)扶贫特征明显的政府转移支付(五保、低保和特困户补助)的瞄准效率和减贫效率相对更高,将养老金看作市场收入结果变化不大;(2)扶贫资金等额分配方式和等比例分配方式下,瞄准农村地区的总减贫效应大于瞄准城市地区,瞄准西部地区的总减贫效应大于瞄准中部和东部地区;(3)与等比例资金分配方式相比,等额资金分配方式的减贫效应更大;(4)特困户补助和五保的减贫效应随贫困线上升表现出先上升后下降趋势。扶贫工作应当提升政府转移支付(尤其是五保、低保和特困户补助)的瞄准效率,建立面向贫困家庭的瞄准机制,给予极度贫困家庭更高的权重,并设置合理的贫困线。

收入不均等与农村贫困:聚焦政府转移支付的作用

一组来自中部省份连续11年的大型农户调查数据显示：第一，当前的农村贫困完全是由收入不均造成的；第二，由家庭资本及其配置所决定的家庭经营收入不均是贫困的主要原因，尽管其不均程度在扩大，但由于其在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快速下降，其对贫困的效应在不断下降；第三，与城镇化相关的工资性收入不均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而且其效应在不断上升；第四，救济性和养老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指向了贫困人口，其偏向贫困人口的不均分配有助于贫困缓解；第五，带有普惠性质的补贴性收入并没有让农村人口获得更多利益，其指向生产经营能力强的农户激励式补贴方式导致贫困上升。

对政府转移支付制的思考

政府间转移支付是分税制的主要内容 ,我国自 1 994年实行分税制。政府间转移支付存在很多问题 ,其均等化效果不明显。政府应提高两个比重 ,建立横向转移模式等措施 ,实现转移支付均等化的目标。

政府转移支付：均衡与公平分配机制

政府转移支付：均衡与公平分配机制陈柏源政府转移支付问题，实际上是各级政府之间利益机制的建立和完善问题。它的目标是实现财力在纵向和横向分配上的均衡与公平。中央集中多少，地方分散多少是转移支付的界限；如果中央集中的度和量界定不标准，它将直接影响到转移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