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问题域与当代性——《资本论》政治哲学阐释的三条路径

《资本论》政治哲学思想的当代阐释不仅是马克思政治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而且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从政治哲学角度阐释《资本论》的哲学思想,既需要在西方政治哲学的理论谱系中界定《资本论》的政治哲学意义,也需要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对于政治与经济辩证关系的理论自觉中解读《资本论》的政治哲学思想的理论特质,更需要立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建构的理论语境,激活《资本论》政治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思想史、问题域和当代性分别在“纵向”“横向”和“坐标系”的意义上,构成推进《资本论》政治哲学思想当代阐释的三条路径。

《资本论》对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批判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旨在探寻“解放何以可能”。在这个意义上,《资本论》就不仅仅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还内含着对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批判。《资本论》对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批判主要体现在内容、理路、任务三个方面:就内容而言,近代西方政治哲学提供了一个关于时代的理想性图景,马克思批判了这一图景,通过《资本论》的“对象”,在思维中再现了资本主义的现实;就理路而言,近代西方政治哲学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马克思批判了这种理路的抽象性和非历史性,主张从物质实践出发解释观念;就任务而言,近代西方政治哲学提出确立资本主义永恒性的时代任务,《资本论》提出的则是把人从物的普遍统治中解放出来、把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变为人的独立性和个性的历史任务。

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理论的政治哲学深蕴——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现实的个人”分析为例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以对德国思辨唯心主义哲学抽象化叙事的批判为逻辑前提,主张把对“人”的理解从观念领域回归现实世界,将“现实的个人”置于具体社会历史进程给予分析,将现实个体及其阶级视为政治活动的主体,强调从“粗糙”的物质生产及其承载的社会关系层面把握“人”的本质属性。“现实的个人”是从事实际生产活动的感性力量,“人”在实践过程中将自身的本质力量外化、对象化为历史的发展。马克思指明,在资本主义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各自分裂的情形下,“人”被异化为二重化存在的现实,市民社会中的“人”是“现实的个人”,但也是非真实的;政治国家中的个人是真实的,但也是非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下的“人”是异化的理性“工具人”,要实现人的个性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必须摆脱唯心主义和非批判的经验主义意识形态的束缚,投入颠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现实斗争之中,将“人”从市民社会的人提升至社会化的人类,进而真正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马恩政治哲学的贡献、价值及其当代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政治哲学(后文简称为“马恩政治哲学”)对人类政治哲学和政治文明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这些价值对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完善和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具有重大现实意义。马恩政治哲学创建了以人类彻底解放和普遍幸福为终极追求的政治哲学体系,描绘了具有现实可行性的美好理想社会,找到了实现理想蓝图的强大社会力量,开辟了破坏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可靠路径。马恩政治哲学给政治哲学提供了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确立了全人类立场和价值取向,将每一个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规定为政治的终极目的,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普遍性的核心理念和基本原则,明确了政治哲学改变世界的根本使命和实践要求。马恩政治哲学研究和回答了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其政治本性论为政治文明进步奠定了牢固的动力基础,政治目的论为人类普遍而永久获得幸福指明了正确前进道路,政治制度论为社会长治久安贡献了政治哲学智慧,政治活动理论为实行人民统治和治理提供了可行的实践方案,政治权力论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充分理论论证。

试论《唐虞之道》的政治哲学理路

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尽管《唐虞之道》对禅让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构建,但因为是对尧舜传说的哲学解读,这使得对政治的哲学思考与对历史的政治叙事结合在一起,其中有一些问题需要厘清。如禅让是否可以包含传子,制度维度的“位”和美德维度的“德”之间是什么关系;禅让和内圣外王是什么关系;血缘原则的“亲”和德行原则的“贤”之间是什么关系;禅让是否被理解为必然的;等等。厘清这些问题,对于推动《唐虞之道》以及先秦禅让思想研究的深入开展是有意义的。

《资本论》中自由问题的政治哲学反思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式考察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的人的自由问题,揭示出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社会生产方式塑造了现代个人。相比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主题,从抽象的概念、原则出发讨论“何为现代国家中的个人自由”,《资本论》则从社会经济运行现实层面探讨“何为现代社会中的个人自由”的政治哲学问题,或者说,《资本论》通过对自然法权、经济人假设、国家伦理转向等问题的反思,来表征《资本论》的政治哲学研究主题不同于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主题。马克思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得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的自由只是形式上的自由,其实质为隐藏在物与物关系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奴役与被奴役的异化的、非自由的关系。《资本论》的政治哲学逻辑认为,人的现实自由只有在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以后,才能真正实现。

人民本位、共同体追求与德性政治: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哲学意涵

政治哲学旨在以筹划和设计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丰富而深刻的政治哲学意涵。中国式现代化有力地纠正了资本主义现代化“人”与“物”关系错位,实现了人民本位的价值旨归。中国式现代化高度肯定主体间与主客体间的交往意义,积极推动各层次共同体建设,彰显了对共同体的实践追求。中国式现代化克服了近代以来政治领域去道德化的弊端,坚持发扬德性政治的价值感召力,实现了对政治道德的理性重建,展现出鲜明的道义性。

民心即天命:董仲舒政治哲学评议

董仲舒作为‚群儒首‛,代表了一个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董仲舒从形上学高度论证‚民心即天命‛,凡是赢得民心的政权,一定是顺受天命的政权;凡是丧失民心的政权,必定也是被天命所否定乃至废绝的政权。通过剖析‚民心即天心‛‚仁,天心‛‚天为民立王‛‚屈君而伸天‛‚臣道有为‛‚不敢有君民之心‛、尚忠义、贤能治天下、‚逆命‛与‚顺命‛等等一系列命题与思想,我们发现董仲舒力图论证政治哲学根本性问题:何为政治之善?董仲舒的回答是:超越现实私己利益,将现实政治制度、政治决策、政治伦理、制度伦理和社会政治理想目标建立在儒家仁义这一文化依托与道德精神之上,以是否‚爱民‛作为政治原则,以是否顺应民心、是否符合仁义作为社会政治最高圭臬与终极奋斗目标,就是政治之善。为天下立法,是董仲舒孜孜以求的社会使命。

董仲舒关于“孝”的政治哲学

董仲舒的“孝”思想有浓厚的政治意蕴,孝可以保证邦国的和谐,保证君王拥有“自然之赏”。董仲舒以五行生克关系论孝,这样孝就起到了调节阴阳五行的作用,从而有助于阴阳的和谐;董仲舒用天命的思想论孝,从而使得孝可以起到调节君臣和父子的矛盾的作用;董仲舒用受命来论孝,从而使得孝的功效具有普遍性。董仲舒的孝哲学不是一个孤立的思想史现象,代表了孝哲学的一个取向,即政治哲学的取向。

政治哲学:“有历史的”抑或“非历史的”?

接续近代历史主义传统,当代政治哲学出现了“有历史的”和“非历史的”两种进路的分野。以政治理论中的剑桥学派和施特劳斯学派为例,分歧集中于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存在终极永恒的真理,还是说历史之外无真理?第二,是向上追求智慧和至善,还是向下照顾平庸和人的欲望?第三,是将政治哲学锚定于“积极生活”,还是坚持认为政治哲学乃是一种“消极生活”?分歧最终表现为:是在有朽的世俗世界谈论世俗化的政治,还是从全能者视角出发追求超越性的恒久真理与至善?凡此种种,最终造就了两条进路的理论差异,同时也必将涉及两者对于人的欲望动机、理性筹划等观念,以及灵性和信仰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的判摄差异。

政治哲学的双重功能与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契合的政治哲学理论

通过分析人类文明形态由传统到现代的变革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基于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实践基础的变革,近代政治哲学的兴起既产生了批判旧文明形态的实际效果,又建构了资本文明和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理论基础,从而发挥了批判和建构的双重功能。囿于当代西方社会实践发展的限度,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当代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只做到了在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内部反思、维护和完善现有的资本文明,其批判和建构的双重功能都趋于弱化,因而无法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实践中蕴含着超越资本文明的现实可能性,因此,我们应在批判资本文明的基础之上,在深入推进“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基础上,建构一种批判旧文明形态与建构新文明形态并重的、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契合的政治哲学。

历史与政治的张力: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独特意蕴——俞吾金教授历史与政治哲学研究方法探微

与各种超历史和纯观念论的政治哲学思想不同,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思想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与规律性的基础之上的,但与对历史唯物主义线性、机械化的理解不同,马克思将历史理解为有政治实践张力和弹性的历史,从而为政治行动的能动性与主体性留下了足够的空间。这意味着马克思政治哲学是充满张力的政治哲学,其是内在的和历史的,而不是外在的和抽象的,既给政治行动与实践足够的空间与场域,又为其规定了不得不直面的难题与困局。

数字生态文明的理论意涵、异化风险与规范进路——政治哲学视域内的考察

关于数字生态文明的已有研究,大多与形式层面的技术分析相关,很少有政治哲学视域内的深入考察。数字技术催生出了新兴的生态治理结构和生态政治样态,具有深刻的政治哲学意蕴。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话语,数字生态文明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规约下进行的,“数字技术”应当依附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而存在。当下,数字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着生态伦理失范、技术理性泛滥和绿色主体幻象等潜在的异化风险,引发了“人”与“数字技术”谁才是自然的看护者、数字技术是生态解放契机还是新的自然控制形式、数字技术会激活还是抑制生态治理的新主体等相关思考。对此,需要加强对数字生态文明的公共规范与政治哲学审思,建立数字生态文明的正义程式,防范技术理性本身成为数字生态文明的发展目的和运行逻辑。

重思杜威政治哲学中的自由与个人主义

自由与个人主义问题是杜威在政治哲学领域里关注的两个重点问题。杜威对传统的自由概念进行了重新阐释,他将自由概念的哲学意义建基于霍布斯物理性的自由概念之上,进而在社会自由方面提出社会制度权威与个人自由的关系问题。在杜威看来,传统的个人主义将制度性权威与个人自由二分,从而造成了社会制度权威与个人自由的对立,但人类历史上这二者并不处于一种分离对立的状态。虽然这一分离对于激发个人首创性和进取精神具有伟大的意义,但旧个人主义已经蜕化为经济个人主义或唯利是图的利己主义,从而阻碍了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的社会进步,因此,需要重塑个人和个人主义。新型的个人是体现现代科学合作精神和创新精神的个人,是与现代科学技术水平相适应的个人。

朱熹民本思想的政治哲学意蕴及其当代价值

朱熹民本思想的政治哲学基础、基本原则、基本范畴是朱熹民本思想主要内容和政治实践活动的理论内核。“天理论”是朱熹民本思想的政治哲学基础,“得民心”是朱熹民本思想的基本原则,“尊君”与“民本”是朱熹民本思想的基本政治哲学范畴。朱熹民本思想的这些政治哲学意蕴,为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供了思想借鉴。

蜕变与开端——《学问的进展》与现代政治哲学

《学问的进展》是西方哲学从古典传统转向现代的关键文献。培根一方面质疑理性的绝对权威和哲人的沉思生活,另一方面着力提升方法在哲学/科学研究中的地位,从而开启了哲学的现代蜕变。培根力促修辞学与哲学的合一,如此哲人与智术师的关键区分便不再有效;当修辞学不再讲高贵的谎言,也就不再能服务于真理。修辞学与哲学的再度合一,意味着传统哲学与修辞学的退场、新的哲学与修辞学的诞生。哲学的蜕变化解了哲学与城邦的张力这一经典问题,从而消弭了古典政治哲学,开启了现代政治哲学。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政治哲学探究——从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开始

晚年马克思致力于探索一个重大问题:东方落后国家如何能够跨越资本主义的“轭门之辱”。长久以来,关于他提出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学界一直争议不断。澄清此争论的关键在于,应从现实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来理解跨越的实质与可能。在此过程中,更应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观照现实的无产阶级革命及其国家建设,并阐述科学社会主义政治新形态的规范性要求与实践性基础。人民群众、共产党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有机统一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人民主权、彰显了人民主体地位,从而为驯服资本、克服“物的统治”创生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正是建立于社会主义国家不断建设与完善的过程中,这一过程始终立足于实践,并在不断的自我革命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共同富裕作为基本准则。这一系列努力促使世界历史及其演进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

马克思恩格斯政治哲学的形成、内涵与特征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下简称“马恩”)的政治哲学不是马克思一个人的政治哲学,而是马恩两人共同创立和完善的政治哲学体系。马恩政治哲学批判地继承了西方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但主要是在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及其理论依据自由主义思想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马恩政治哲学是以唯物史观为主要本体论根基,以全人类彻底解放为现实目标,以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为社会理想,以每一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以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为实现现实目的的主要手段和主要力量,以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而各尽所能地为社会作贡献为实现理想社会的基本途径的政治哲学体系。它具有理想性与实践性、人类性与阶级性、革命性与建设性、系统性与深刻性有机统一的主要特征。

回到政治经验本身--论阿伦特对传统政治哲学的现象学解构

阿伦特政治思想的中心关切是对政治与政治行动的重新评价,而这一思考的理论背景是她对现象学思想的充分吸纳。她开创性地以现象学方法理解政治的意义,将行动之复多性视为人之为人的根本,在政治由以生发的人类生存条件与意义的基础上理解政治,从而将现象学的“回到事实本身”具体化为“回到政治经验本身”,突显人之为人的政治性,强调在具体经验场所中呈现人自身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空间的根本意义,并由此对强调沉思生活、拒斥政治经验的传统政治哲学展开批判,探索一种善待政治经验、充分考虑人之创生性与复多性的全新的政治可能。

“非政治”“免疫”和“非人格”——罗伯托·埃斯波西托的政治哲学术语变革

为了解决20世纪政治哲学面临的“绝对性”危机,埃斯波西托从改造其术语系统出发,通过“非”的方式对既有术语进行重释,同时又注入医学上、哲学上和法律上的概念,对其进行了一场政治哲学的术语变革。具体说来,埃斯波西托对通过“非政治”“免疫”“非人格”这三重范畴进行的“术语变革”来建构其理论范式,形成了其独特的理论自觉。通过掀起这样一场“术语变革”,埃斯波西托摆脱了原有政治哲学分析范式的束缚,消解了政治哲学的绝对地位,以“非”为研究视角对政治哲学中的政治、共同体和人格概念赋予了全新内涵,从而构建出能够解释当代西方生命政治现实的全新政治哲学。这一术语范式的转化,无疑为我们把握当代社会提供了新的视角,为推进重新考察社会内部秩序结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式,从而实现了对现代社会的政治哲学进行理论范式的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