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德性到伦常德性

用“政治德性”与“伦常德性”的两分来考察古典德性论演变,较之“公德”“私德”的两分更为合宜。《尚书》中的“德”主要指政治德性:它是对政治人物的特殊要求,不是对普通人民的一般要求;它是政治人物应对政治事务的能力和品质,而非普通人民处理伦常事务的素质和修养。春秋时期的德性论说仍旧以政治德性为主,但是伦常德性已经逐渐开始受到重视。孔子试图平衡政治德性与伦常德性,提出了“民德”的观念,“孝”作为“民德”被特别强调。兼具伦常德性与政治德性含义的“仁”成为主德,用“仁”统摄其他一切德性。孟子则把“孝”拓展为“大孝”,并用孝悌统摄“仁义礼智”,其实质是用伦常德性来统摄政治德性。

西方公民政治德性思想的历史演进及当代启示

政治德性是公民成为一个“好公民”的重要内在维度,对于构建和谐的公民与国家关系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西方历史上,自轴心时代开始公民政治德性问题就备受思想家重视,形成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体系。西方公民政治德性思想大致经历了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将政治的德性视为最高德性的公民美德思想,到中世纪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推动公民参与的公民人文主义与理性主义,再到现代秩序中对于正义、自由、平等的热切期盼并强调个人权利保障的演进过程。西方公民政治德性思想对于培育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好公民具有多方面启示意义:要始终高度重视公民政治德性的培育和提升,注重作为公民政治德性基础的好人德性和好公民德性的养成,正确处理公民政治德性培育与公民政治权利保障的关系,营造个人自觉修养政治德性的社会氛围。

论习近平总书记的政治德性伦理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政治德性伦理思想的思想理论渊源主要有西方优秀政治德性伦理思想、中国优秀传统政治德性伦理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德性伦理思想。以此为基础,从新的实践要求出发,他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政治德性伦理思想,即政治德性伦理价值思想、政治德性伦理要求思想和政治德性伦理修养思想。这些思想在当代中国具有重要的价值,它既是时代的产物、又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进步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它的根本指向,是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提供有力的道德支撑和强大的精神力量;它既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德性伦理思想的中国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丰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政治制度伦理、政治规范伦理与政治德性伦理关系辨析

政治伦理可以分成政治制度伦理、政治规范伦理、政治德性伦理。三者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三者的研究对象不同、关注的重点不同、依靠的主体性质不同、在特性上有质与量的不同、在政治伦理建设实践上路径的不同、以及伦理层次的不同。但三者之间也有着密切的联系:三者都是政治伦理,都有政治伦理的共同性,政治制度伦理和政治规范伦理是政治德性伦理的保障,政治德性伦理为政治制度伦理和政治规范伦理提供实践前提和内在基础,政治制度伦理、政治规范伦理和政治德性伦理三者之间相互渗透、相互影响。

简谈休谟的政治德性

德性是西方政治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这一概念在古典政治学中曾经辉煌过,到了近代又衰落下去了,到了当代又开始复兴。而在其中,近代政治学家休谟对于政治德性的论述在古典和当代政治学中起到了一个承前启后的作用,为当代政治德性研究的复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休谟把对政治德性的认识从古典的目的论拓宽到正义规则上,并从知识论的角度为政治德性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

正义之前:古典政治德性及其教育——基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是经典诠释与政治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其中,正义问题的地位举足轻重。从经典诠释角度看,《尼各马可伦理学》与《政治学》中的正义观存在片面解读问题,需要元典解释,以此揭示正义作为政治德性的总体性、属人性与实践性的特征;从政治哲学角度看,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德性及其教育与正义观之间的关系存在被割裂的问题,特别是公共性和私人性的划分限制了今人对政治德性的完整理解,该问题可以通过公民政治德性的逻辑诉求、德目内容以及政治性教育的实现等方面的分析而得以重勘。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德性论及建构其上的正义观不仅深刻影响了马克思的正义观,而且对今天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生活特别是公民教育具有积极意义。

铸造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德性

在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少党员领导干部因经不起"糖衣炮弹"的打击而落马,暴露出党的建设过程中存在着的一系列突出问题。这些问题迫切需要我们每一位共产党人深刻反思,清醒认识,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牢记服务宗旨,强化"法治"理念,严于自律,在"共产党人如何保持清正廉洁"问题上交上一份令党和人民满意的答卷。

人民本位、共同体追求与德性政治: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哲学意涵

政治哲学旨在以筹划和设计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丰富而深刻的政治哲学意涵。中国式现代化有力地纠正了资本主义现代化“人”与“物”关系错位,实现了人民本位的价值旨归。中国式现代化高度肯定主体间与主客体间的交往意义,积极推动各层次共同体建设,彰显了对共同体的实践追求。中国式现代化克服了近代以来政治领域去道德化的弊端,坚持发扬德性政治的价值感召力,实现了对政治道德的理性重建,展现出鲜明的道义性。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文主义德性政治的演进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借助文学、艺术、音乐等手段,始终以宣扬和凝聚社会道德价值共识为目标,“德性政治”成为人文主义政治思想的核心。彼特拉克开启人文主义德性政治复兴,继后的人文主义者们致力于围绕道德教化与德修楷模以实现社会道德风气的革新,在信奉共同体共善为先的伦理道德与政治统治之间架构桥梁。然而,马基雅维利摒弃了传统伦理道德,转而主张政治功能化和德性制度化。通过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文主义德性政治演进脉络的研究发现,在意大利人文主义政治思想中存在着对政治与道德关系问题的探求,这也是当代西方政治应当加以重视的议题。

美德与革命:法国大革命中的德性政治

在18世纪法国,美德是人们用以表达意识形态诉求的重要理念。在法国大革命中,公民美德与革命政治相结合,孕育出了大革命独特的德性政治。美德演变成一种政治理念、政治话语和革命意识形态。它推动了大革命的诞生和新政治秩序的成型,激化了革命政治,乃至以一种美德共和国实践的形式,与恐怖相结合,激发且合理化了革命暴力。热月政变后,随着摆脱恐怖统治成为共识,美德脱离了作为人民品性的角色,重新回到了智性的范畴,大革命德性政治就此式微。可以说,一方面,德性政治清晰地展现出大革命历史的阶段性特征,完美呈现了大革命政治文化的演变过程及其特性;另一方面,大革命德性政治的失败,也体现出美德理念本身的矛盾以及它与政治相融的困难。

政治德性与道德德性可分吗?——重新审视孟德斯鸠思想中的一个难题

政治德性与道德德性能否区分,是孟德斯鸠思想中的一个难题。在1757年版《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补写了一个“著者说明”来强调该区分的重要性。但是,在围绕政体问题的具体论述中,这种区分并不清晰,似乎只是他回应批评的一种修辞策略。然而,如果跳出政体论的局限,从更一般的道德哲学来看,政治德性与道德德性的区分在孟德斯鸠那里是可以成立的。他认为,随着现代商业社会的兴起,政治德性的地位进一步被削弱,而道德德性的内容也发生了转化。在政治德性与道德德性区分的背后,孟德斯鸠提出了一些新的道德原则,从而在西方德性思想从古代到现代的转换中,扮演了承前启后的角色。

德性伦理和临终关怀

源于古希腊哲学的德性伦理在当代道德哲学中开始复兴。它关注道德行为者品性,而不是具体行为对错,但也被批评为乌托邦、相对主义、循环论述和个人主义。辩护后的德性伦理仍需结合现实分析,以得到临终关怀的德目结构。对人格德性的内容和结构讨论,更深层次涉及至今被忽略的政治德性或制度德性,揭示医生、患者和政治应有的德性,回应具体伦理问题:接受或拒绝可能延长生命的治疗,是否以姑息镇静方式减轻痛苦,如何面对死亡本身的挑战。

德性政治: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对权力合法性的再造

14—15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大量的文本信息都涉及了德性这一主题,人文主义者以德性为中心展开的政治思考可称作“德性政治”(virtue politics)。通过研究“德性政治”的思想渊源及功能价值可以发现,德性是人文主义者政治价值观的主导。在德性政治的统摄下,人文主义者一方面为彼时带有头衔缺陷的统治者寻求合法统治的新依据,另一方面通过构建新古典主义荣辱观呼吁统治者重视道德教化的力量,希冀在全社会形成一套以德性为标杆的社会价值认同体系。

开拓政治价值:政治德性与政治理性

政治德性与政治理性,是政治价值的两种基本形式。政治价值既为政治权力的运行设置价值目标和原则要求,也使得政治权力的存续具有一定正当性,从而成为政治得以稳固发展必不可少的因素。历史地看,儒家的道德政治彰显出政治德性;源于近代西方的权利政治表现出政治理性;而侧重于功利的法家政治虽具缜密政治逻辑,但在价值上存在明显缺失。在现代化道路上,中国需要在继续动态地通过顺民意、促民生等实践方式维护政治正当性的同时,平行开通并拓展政治德性和政治理性的生发途径,强化政治的道德价值和理性价值,使民主法治具有更大的道德正当性、权利正当性和法律正当性,避免陷入单纯的利益政治或功利政治。

中学生公民政治德性的现状与反思——基于五地区5243名中学生的调查

对国内部分省市中学生的调查表明,中学生在班级、学校、国家三个不同政治生活层面呈现出积极参与班级自治,有勇气监督、质疑和变革学校管理以及理性对待爱国等国家议题的特征。这反映进入新世纪以来,面对变动社会的社会背景,中学生对公民政治德性的理解,以及中学生的公民政治德性在日常生活中的践行情况。在学校管理实践与理论、公民德性与学校规范以及公民素养教学形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应引起重视。

共和主义的歧路: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利政治德性的解读

以波考克和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学者试图把马基雅维利阐释为共和主义者。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把后者政治思想中离经叛道的元素纳入共和主义框架。然而,在德性问题上,剑桥学派因先入为主的共和主义逻辑而歪曲了马基雅维利之德性政治化取向的真实含义,未能完整呈现其思想的新异性和冲击力;同时又因过分倚重公民美德而未能如实展现他对"大人物"之德性的专注,从而遮蔽其国家主义本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剑桥学派对马基雅维利所作的共和主义式阐释难以称得上是成功的。

从德性政治到威权政治(上)——谈董仲舒在儒学转型中的作用

作为"百家争鸣"的一部分,原始儒学是由孔子创立,经孔门弟子后学继承发展,体现了倡仁礼、重修身、重教化的德性政治光芒。而到汉朝,儒学与君权逐步结合,特别是汉武帝颁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由民间学术一跃成为官方学术,内容发生了质的转变,纲纪观念浓重,呈现出强烈的威权政治色彩。西汉儒生在儒学的这一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董仲舒作为其中的一员,为使儒学更好地适应汉代政治,对儒学做出了新的改造,使儒学呈现出新的特点。

孟子引《书》与德性政治

《孟子》一书征引《尚书》计二十三条次,其中为孟子本人征引者凡二十条次。孟子引文与《尚书》原文的字句虽然往往相异,但基本思想却一脉相承。孟子引《书》强调政治领袖的道德品质,指出政治领袖实现仁政之责任,表彰仁德政治,揭示儒家民主政治的天道、民意以及传统基础,肯定德性政治以刑辅仁、除恶安良的两面性,并对暴恶政治进行强烈批判。孟子引《书》所体现的德性政治思想在儒家传统中源远流长,道贯古今,为人类政治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启示或警诫。

从德性政治到威权政治(下)——谈董仲舒在儒学转型中的作用

作为"百家争鸣"的一部分,原始儒学是由孔子创立,经孔门弟子后学继承发展,体现了倡仁礼、重修身、重教化的德性政治光芒。而到汉朝,儒学与君权逐步结合,特别是汉武帝颁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由民间学术一跃成为官方学术,内容发生了质的转变,纲纪观念浓重,呈现出强烈的威权政治色彩。西汉儒生在儒学的这一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董仲舒作为其中的一员,为使儒学更好地适应汉代政治,对儒学做出了新的改造,使儒学呈现出新的特点。

论《洪范》的古典德性政治学原理及其体系建构

自来说《尚书》以《洪范》最为难明,《洪范》几成为中国古代政治的“启示录”。但以往儒者解读《洪范》大都或专推灾异,或泥于象数,虽各有所明,皆不能无执滞。马一浮的《洪范约义》一扫以往儒者偏于用灾异、象数等神秘化方法对《洪范》的解读路径,认为《洪范》正是最典型地体现了孔子“为政以德”的《书》教大义的经典文本,借《中庸》的尽性之说作为解《洪范》九畴的根本纲领和基本宗旨,把《洪范》作为“为尽性之书”阐发其“修德行仁事义”,展示古代圣贤以德教施于政事,垂于后世、化治天下的推展过程。马一浮以此不仅将《洪范》完全纳入其以道德化取向为主导的解读、诠释框架中,实现了在《洪范》诠释史上的独特理论创新,而且实际上也据此构建起了其古典德性政治学原理及其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