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共十三大以来政治改革、意识形态和反腐败斗争的新动向

越共十三大以来,越南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研究其新动向、判断其发展趋势,具有特殊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政治改革方面,越南仍然遵循着“小步快跑”的改革节奏。越共十三大以来,越南对其政治体制进行了更大幅度的改革,对其中心任务进行调整,行政机构更加精简和高效,地方的改革进一步提速。在意识形态方面,越南共产党高度重视并把意识形态工作放在极为突出的位置。从越共十三大报告及越共十三大以来的举措来看,越南对意识形态工作从政策、人事和思想3个方面加以强化。在反腐败斗争方面,越共十三大以来,越南从“高压反腐”和“积极防腐”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维持此前的高压反腐败态势;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和健全反腐败体制,把反腐败与反消极相结合。可以预判,越南政局将“偶尔有波动,总体稳定”,越南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更加巩固,执行能力更加高效及政治生态更加清朗将是发展趋势。

“社会行动取向”视角下“一月事件”后哈萨克斯坦政治改革进程探析

2021年底至2022年初,哈萨克斯坦因液化石油气涨价而爆发了全国范围内的社会动荡,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借助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力量迅速平息了骚乱,并且终结了自2019年3月以来的“纳扎尔巴耶夫—托卡耶夫双头政治”格局,随即拉开了政治改革的序幕。托卡耶夫的政治改革包括政党改革、议会改革、总统与议会权力再分配、行政区划调整等多个方面。马克斯·韦伯的“社会行动取向理论”是全方位认识托卡耶夫的政治改革深层动机的一把钥匙,“民主”“普世价值”等口号构成了改革的“价值理性”表征。而托卡耶夫的改革是出于“工具理性”的考虑,他在“一月事件”后所实行政治改革是一种权力的策略,其并没有因议会的“多党化”而削弱总统的权力。改革的目的在于重塑总统的权威,为解决“不能解决的问题”赢得时间与空间。此外,当前的改革还有“情绪”与“传统”的因素:看似是在宣誓与纳扎尔巴耶夫时代的切割,实际上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及纳扎尔巴耶夫所造就的哈萨克斯坦政治模式。

经济转轨、集体腐败与政治改革——基于中国转轨经验的经济学分析

腐败是经济转轨国家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中国当前的腐败问题呈现集体腐败的特征。文章主要是运用博弈理论对集体腐败行为进行解释。文章证明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转轨国家,由于缺乏一个独立的监督机构,一般都是上级官员作为其下级官员的监督者,他们非常容易合谋,形成集体腐败。随后文章对中国集体腐败问题做了实证分析,并且提出了相应的政治改革措施。

当前中国基层政治改革的困境和出路

目前中国基层政治改革的困境是十分明显的,这主要表现在:基层政治改革动力不足、空间有限、制度化水平低。而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需要对基层政治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有基本的共识,同时需要有一些必要的制度安排,要积极应对来自各方面的风险和压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改革若干思考

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主题,设定了中国自近代以来各种思想理论、政治力量、社会运动的历史价值和现实命运,规定了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基本路径。近代以来中国的民主发展经历了民族自决、人民认同和人民参与三个阶段。经过长期实践和反复探索,中国人民已经成功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历史和国情,体现中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民主政治道路,或者说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新的民主政治模式。这个模式就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它对于中国民主发展的重大意义,丝毫不亚于“三权分立”对于西方民主、美国民主的重要性。中国民主政治就是在这三者的统一中运行的。了解这种“三位一体”是了解和认识中国式民主的关键。中国的民主政治还要继续发展,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要通过持续和稳健的政治体制改革来促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必要的、重要的,但要遵循三条原则:确有必要,经过实验,逐步推开。

新世纪中国政治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思考

中国改革开放２０年来，与持续深化、成效显著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相比，政治改革显得步履维艰，严重滞后。因此，加大政治改革的力度，已成为新世纪中国面临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特别是要回应国体上的挑战，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库的政体，切实理顺党政关系，大力推进党内民主建设。

中国的政治改革为何难以形成稳定的共识——对当下政治改革讨论状况的一个观察

当下中国社会政治改革讨论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层面的复杂对抗的态度,是中国社会分层矛盾积累的结果,是社会危机"症候群"的反映。这也表明,中国社会的分化远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中间阶级结构,而是沿着极化的趋势,使阶级(阶层)关系充满着紧张的性质;这种紧张的阶级阶层关系反映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是官民矛盾的加剧,尖锐的官民矛盾导致"维稳"刚性需求的增长,一方面限制了官方政改的空间,另一方面反过来刺激了民间(互联网)政改讨论的过度活跃。由于阶级关系和官民矛盾的尖锐化,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备受掣肘,发育严重不良,因此无法形成稳健中庸的公民文化来支持建设性的政改讨论。对现阶段的中国而言,所有的"主义"都应纳入治理的视野,在保持思想的张力的同时,克服各自相互攻讧表现出来的戾气或局限,为中国的持续的稳健的改革(包括政治改革)提供建设性的批评和指引。

旨在促进经济发展的中国政治改革

一、对中国政治改革的不同评价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国情、独特的传统、独特的道路，特别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发展不平衡、历史悠久的发展中大国，不可能采取别国的模式，不管是苏联式“计划经济”模式，还是西方式的“民主化”模式，其改革与发展是始终...

从当前“村民自治”看政治改革

最近几年,不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工作实务,村民自治都“碰上了天花板”.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高层曾有明确表示,公众也有强烈希冀,原都看好村民自治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推进,将在政策上法律上有重大突破,甚至实现从村庄直接选举到乡镇直接选举、更高层次直接选举,可所谓的突破和提升迄今幽没有动静.

以制度平衡为导向的新加坡政治改革--基于合法性三重意蕴的分析

为了满足民众的新期求和加强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新加坡自2009年以来进行了以制度平衡为导向的政治改革,具体内容包括:(1)通过缩小集选区规模、减少六人集选区数目和增加单选区数目的改革,使改革后的制度能够更为公平对待所有参加选举的政党,以增进政治制度的正当性;(2)通过增加非选区议员人数、把官委议员制度确定为永久性制度的改革,使改革后的制度更能让国会出现各种不同的意见,以增强政治制度的认受性;(3)通过设立冷静日的改革,以及对于不实行比例代表制的坚持,使改革后的制度更能够选出一个强而有力及效率高超的政府去治理国家,以增加政治制度的合理性。

寓政治改革于经济改革之中——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特征

寓政治改革于经济改革之中———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特征黄卫平肖俊政治体制改革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涵，政治体制改革实践则是中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邓小平早在１９７９年就明确提出了“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

政治渐进主义——邓小平政治改革理论与中国政治发展

中国原有的集权政治体制在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后失去了合法性基础。邓小平从经济与政治互动的角度分阶段构建出政治改革理论 ,分别以民主、效率和稳定为取向。改革后中国出现以渐进式政治转型为标志的政治发展 ,主要表现为政治制度化水平提高 ,国家法理型权威确立 ,务实主义的意识形态为主导 ,政治动员程度缩小等。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仍有很大的合法性空间 ,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

当代中国政治改革与发展的体制资源——对地方官员的一项初步分析

对政治改革和建设的态度,地方官员队伍已有着越来越强的独立思考,要求政治改革的期望与压力日益强烈,但他们认同于现行的基本政治框架,对政治改革渐进性的认识与理性程度已明显增强。这说明,在地方层面的现行正式体制中,政治改革的体制资源与动力基础已越来越强。

民主之困局与出路——对中国政治改革经验的反思

民主是一种世界性进程和世界潮流,民主政府已被视为可接受的合法政权形式。但民主必须是宪政的,即必须通过宪法和法律对社会政治行为和政府活动实施有效控制以保障公民权利的民主,才是合理的。民主化是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民主化包含双重任务——控制政府与规制民意。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进行政治改革,按照宪政民主的要求以自己特殊的方式推进着民主化的进程,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绩,并积累了宝贵经验。面对民主化需要继续解决的一些问题,中国政府应积极推进政府创新来拓展有效的政治发展空间,寻求和培育新的制度生长点,逐渐建构一种能够应对民意挑战的政治体系,这样才能化解来自民主化等方面的压力,走出民主的困局。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美国城市政治改革

１９世纪后期美国城市的迅猛发展和城市政治体制的缺陷造成城市社会形势的严重恶化和腐败行为的泛滥，从而引发了城市政治改革运动的兴起。改革家虽然都出身于中上层阶级，但改革的方向有多种，改革的支持者也复杂多样。总体来说，城市政治改革的进行实现了城市政治体制的重大发展，增强了城市政府治理城市的能力，政治腐败也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2014政治改革清单与走向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文简称《决定》）。是以经济改革为主的“改革60条”。但在我看来它也是—份政治改革的大清单。

论乡村民主政治的发展——兼论中国乡村的民主政治改革

在传统乡村社会,可以有“自治”,但不会有“民主自治”,也不存在对民主政治的需求;产生于社会结构转型时期的乡村民主政治,是全社会民主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应该是全社会政治变革的最后一个环节。在中国推行乡村民主自治制度的进程中,富人政治和宗派政治可能会强化;乡村政治改革应遵从民主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

后苏联时代初期政治改革的非道德性及其后果

后苏联时代初期的社会政治体系的形成和发展都具有明显的"非道德"特色,多党派发育方式的非道德化、政党行动的自我利益中心化、政治实践过程的实用主义化、种族和边疆地区政治活动的分裂化、对特殊人群和阶层安置问题上的非人道化是其集中表现。非道德的政治改革导致社会陷入全面混乱、国家政治发展失去价值指引、政权的不稳定性极度增强等后果。

非政府组织和印尼的政治改革

非政府组织经常被看作是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的基础。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社会发展来说,非政府组织至关重要。关于这一点,印尼这个东南亚地区的最大国家体会得相当深刻。本文将通过探讨苏哈托政府时期印尼非政府组织的生存发展,展示非政府组织在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中的杠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