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造政治文明新形态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政党政治作为关键和决定性因素、作为一个国家政治社会经济发展晴雨表的特点更为凸显,政党品质和政党政治的运行质量越来越成为影响国家治乱兴衰的重要变量。论述政治文明形态的“一般”与“新”的不同特征,阐明“既有”政党制度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产生的时代条件、运行机制、标识性内涵,阐释西方国家政党制度已发生和正在发生的政治衰退,论说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机制特征、实践优势与光明前景,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政治发展意义。

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形态话语逻辑的解析、批判与超越

政治文明形态是人类文明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特定政治文明结构与发展水平的系统性呈现。作为政治文明核心的政治权力是理解政治文明形态的钥匙。权力来源、授权形式、权力结构和运行方式是政治权力系统的基本话语构成,以此为视角,社会契约、选举授权、分权制衡与资本主义民主法治的“契约型”话语逻辑构成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形态基本理论叙事。理论上的契约权遮蔽事实上的资本权、周期性选举积弊、分权制衡治理低效、资本主义民主法治内生缺陷等,导致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形态实践面临诸多困境。超越资本主义政治文明话语逻辑的理论叙事是建构技术权、双向授权与整合性权力相统一的话语逻辑。

礼以纪政 怠礼失政——国家礼仪制度与政治文明建设关系论纲

自夏商周以降的传统国家礼仪制度,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元素,一直影响中国古代经济基础以促进生产力发展,推进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建设以促进社会进步与繁荣;新中国成立至2012年,在对传统礼制解构与传承的基础上,创造性地继承与创新性地发展传统国家礼仪制度,进而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礼仪制度,促进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逐步实现了由传统“礼仪之邦”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礼仪之邦”的蜕变;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之后,进一步完善新时代国家礼仪制度,是促进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而新时代政治文明建设,又会促使国家礼仪制度更加完善。故从历时性、理论性、实践性三个维度,综合运用文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研究范式,来集中回应“如何以国家礼仪制度促进政治文明建设”这一重大问题,正是新时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者的一种共同责任及应该具有的历史担当。

全过程人民民主创造了人类政治文明

文明是人类生活的一种进步状态。在追求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两大奇迹,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背景下提出和发展的适应中国式政治现代化发展需要和中国式现代化整体进步需要的民主政治形式。立足于新时代,我们必须要从文明的高度来理解和定位中国发展已经取得和将要取得的成就,而对于政治文明的自信自立更显紧迫。通过分析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可以发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产生具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并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民主观为指导,在现代化实践中坚定社会主义民主这一根本性质和人民当家作主这一根本目标,创造了具有鲜明科学性、实践性、人民性和开放性的民主政治形态,超越了资本主义民主,推动和引导了人类政治生活的进步。如果说中国式现代化已经并且正在创造着人民文明新形态,那么,代表中国式政治现代化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也已经并正在创造着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

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 为人类政治文明贡献伟大创造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深刻洞察力、敏锐判断力、理论创造力,深刻总结党的百年历史经验,科学把握人类民主政治发展规律,创造性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民主观的历史性飞跃。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坚持把聚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列为“七个聚焦”之一,并就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作出具体安排,进一步彰显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时代价值和实践意义。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进步的必然要求。

批判继承与创新超越: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双重使命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是简单延续中国传统政治文明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政治文明模板,也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践的再版,更不是西方国家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翻版。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球化时代全新的政治文明发展工程,必须完成批判继承和创新超越的双重使命。一方面,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没有割断历史联系,而是在人类既往政治发展基础上的新发展,因此它必须继承创新中国传统政治文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批判超越现代西方政治文明。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开创未来,要创造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因此它必须创新超越中国传统政治文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现代西方政治文明。批判继承是手段,创新超越是目的。没有批判继承,无法创新超越;没有创新超越,批判继承没有意义。同时,批判继承与创新超越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交错展开和相互促进的统一过程。

普通人的身份焦虑与身份自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文明进步的微观呈现——基于《人世间》主要角色的分析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是中国人身份意识巨变的时代。经过改革开放的洗礼,中国人的身份意识发生了质的飞跃,正在经历几千年来普遍存在的身份漠视、身份歧视到逐步实现身份自觉的根本性变革。这可能是较之于经济社会发展更为深刻也更富有文明意义的心灵深处的变革。借助这一深刻变革,中国人在主体性自觉方面大大地向前迈出了一步,这种转变无疑会体现在普通公民身上。在《人世间》中,周秉昆作为底层社会普通人的代表,是经历改革时代虽有变化但并没有大富大贵的大多数普通人中的一员。他及与他相似的人们,普遍经历了从身份自在到身份焦虑再到身份自觉的过程,记录下了改革时代普通人身份变革的丰富历程。基于《人世间》原著和电视剧的内容,通过对主要角色周秉昆从身份焦虑到身份自觉过程的全面分析,可以窥见中国变革时代主体性自觉的历史脉络和经验教训,进而为促进新时代中国人自主意识成长提供某些有益的启示。

经济根源与权力系统:一个政治文明形态的理论分析框架

阐明政治文明形态的基本内涵与核心要素,构建政治文明形态的理论分析框架,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政治文明新形态进行探讨的理论前提。政治文明形态是人类文明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特定政治文明结构与发展水平的系统性呈现,历史性、具体性是政治文明形态的本质属性,权力是分析政治文明形态的核心内容。在政治文明形态的核心要素中,物质生产和阶级关系是形塑政治文明形态的经济根源,权力系统是政治文明形态的内容规定,包含权力来源、授权形式、权力结构和权力运行方式。循此,基于唯物史观,构建政治文明形态“经济根源—权力系统”分析框架,作为系统分析人类政治文明形态的历史更替、当代形态以及中国式政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工具。

“一国两制”与中国现代政治文明——香港双重代表制的生成逻辑

香港特区选举制度改革以修改《基本法》附件的方式落地,在理论上意味着对香港地区代表制模式进行了调整,以实质代表对形式代表进行了平衡,通过双重代表制在“一国两制”框架下补齐了原本有所缺位的主权要素,给香港地区带来了安全与稳定。历史地看,从修正港英政府的代议制改革偏差,到有序推进民主进程,香港地区双重代表制的形成过程正是以中国智慧在实践中逐渐驾驭竞争性选举机制的过程。同时从制度原理来讲,香港地区作为中西方文明的交融地带,“一国两制”设计本身即蕴含了文明交流互鉴的意味,而这又是在拥有中国主体性视角的前提下进行的。形式代表制蕴含的民主价值应该被肯定,但其理论内涵需要被厘清;实质代表制的功能也需要被正名,传统贤能政治与马克思主义以人民利益为主旨在此得到了结合。双重代表制作为我国宪法中已有的制度设计,是中国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体现,其在香港地区的实践展现了现代中国国家治理“多元一体”的制度自信。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政治文明的生成逻辑与价值意蕴

深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政治文明的生成逻辑及其价值,需要全面、准确把握这一概念的理论内核,彰显政治文明的可能性、现实性、发展性和开放性。对政治文明的剖析可以从三重维度的辩证视域中审视:从理论溯源与生成脉络出发把握政治文明“由何而来”,从科学内涵与核心要义出发考察政治文明“以何而成”,从价值意蕴与文明超越出发探析政治文明“意旨何在”。

列宁晚年政治文明建设思想精髓及其价值意蕴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和俄国人民开始为巩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努力。然而,在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加快恢复经济的同时,苏维埃体制逐渐暴露出党政不分、官僚主义盛行以及国家机关过于庞大等政治问题。为了解决这些深层次的问题,列宁在晚年对政治文明建设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其核心在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关键在于加强执政党的建设,重点在于反对官僚主义和改造国家机关,保障在于健全监督机制。这些宝贵的经验对于我们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创造现代政治文明新形态等具有重要的价值意蕴。

人民共和: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在当代中国的发展

人民共和是马克思主义共和政治学说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在价值意蕴上,人民共和重塑了共和政治的主体论、目的论和自由论,在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第一次证成了“人民”在共和政治中的主体地位;在制度结构上,人民共和创造了“三位一体”的新型国家制度,在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中展现了相较于传统共和政治分权政体的显著优势。人民共和作为社会主义的共和政治形态,在共时态上具有鲜明的比较优势,在历时态上具有较以往的共和政治显著不同的超越性特质。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文明意蕴论析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创造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文化基因是一条根源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民主形态,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它的理论底色是一条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形态,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追求民主、发展民主、实现民主的经验总结。它的价值意涵是坚持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民主形态,离不开对其他文明特别是西方自由民主的批判借鉴。它的实践旨归是丰富人类政治文明形态的民主形态,离不开世界文明之间交流互鉴,共同促进人类社会发展进步。

论政治文明的质、量、度

任何类型的政治文明都具有质和量的内在规定性。政治文明的质即政治文明的阶级性 ,是我们认识某种政治文明的起点 ;政治文明的量指每一种政治文明实际发展的程度和水平 ,使我们对政治文明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政治文明的度是质与量的统一 ,是保持政治文明特定质的量的限度。把握政治文明的度使我们可以正确认识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

中华政治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构建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把重点放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上,以此巩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成果,同时也包括中国式现代化的一切成果。在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要紧紧抓住政治制度建设,不断推进制度创新,同时要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生态文明与政治文明建设的制度化结合

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是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在明确生态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关联性和耦合性的基础上推动两者协调发展和制度化结合。作为新时代的重大政治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的治理需要长远的政治思维和政治行动,应着力从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全球生态治理等方面贯通党的领导优势、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生态治理逻辑,不断推动党和政府的生态意识和生态自觉转化为政策体系、各界共识和行动方案。中国式现代化是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中国实践。中国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具有丰富的生态意蕴和广泛的世界意义。

黑格尔论“教化”与政治文明发展

“教化”(Bildung)是黑格尔哲学的基础概念,有比“教育”“修养”等更深、更广的意义,其含义是把精神从个别性的粗野状态向普遍性的文明状态提升。黑格尔的教化思想对政治文明发展有很好的阐释力:从奴隶制发展为抽象普遍的人格意识;从初级国家的破裂中发展出个人主观的普遍性原则;以主观性原则为基础的现代国家的具体普遍性。这些不断发展的文明阶段表明人类精神获得了越来越高水平的教化。

功能性分权:建构现代政治文明的中国探索

现代政治文明是人类在政治活动中取得的伟大成果,民主、自由、法治、清廉等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价值,而分权是实现民主、自由、法治、清廉等价值的制度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西方经济基础的显著差别造就了不同的政府、市场和社会关系,西方三权分立的分权理论无法指导中国的实践。功能性分权理论力图从中国实际出发,基于中国特色公有制的经济体制、中国政党与政府的整体性关系,提出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框架,探索中国政治自洽的内在逻辑、权力结构和运行机理,并致力于解决公权力体系与民主、自由、法治、清廉等价值的统一,构建中国现代政治文明的权力结构与运行机制。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六论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政治进步的整体状态,体现为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政治制度、政治行为和政治关系。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以民主、自由、法治、人权、效能、稳定、廉洁、公正等基本政治价值为内核。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向量,表现为治理和善治的实现程度。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应有境界——从与西方政治文明、中国传统政治文明比较的视角看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的政治宣言中提出的重要内容。文章立足于对 西方政治文明和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理性审视,阐述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应有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