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治极化与亚太战略风险

政治极化,特别是民主、共和两党的党争极化,是当前美国政治的突出现象。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不仅在意识形态取向和重大国内外政策上分歧严重,双方对对方的“情感温度”也急剧下降。美国的极化政治波及对外政策的制定,导致其对外政策缺乏连贯性,过分夸大外部威胁,且过分强调美国优先。极化政治下的美国对外政策,不仅可能加剧中美对抗风险,也会给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蒙上阴影。

经济全球化、职业分化和美国政治极化

本文使用2008—2016年美国国家选举研究(ANES)数据库,考察经济全球化如何影响美国劳动力市场的职业分化,进而加剧美国政治极化。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全球化显著加剧了美国的政治极化,且这一结果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经济全球化通过影响劳动力市场的职业分化加剧了美国政治极化。美国各地区的再分配福利政策越好,经济全球化对政治极化的影响越小。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非西班牙裔,特别是白人非西班牙裔美国人,以及美国中西部地区、低教育和低收入水平劳动者群体,经济全球化程度越高,越会加剧政治极化。

民粹主义浪潮下的欧洲政治极化态势

在2015—2018年和2022年以来的两波民粹主义浪潮影响下,欧洲极右翼政党趁势崛起,并通过在政治光谱上进行一定程度的“左移”,向主流政党转型;激进左翼政党也一度壮大,但随后遭遇发展瓶颈,而左翼阵营则整体陷入力量分化和内耗之中。随着欧洲主流政党民粹化和民粹政党主流化在政治光谱两侧同时推进,该地区政党政治呈现出激进右翼和激进左翼“双峰凸起”并以前者更为突出的格局。在这种“失衡的极化”之下,欧洲的政党格局更趋碎片化,国内政治纷争和不稳定性加剧。欧洲政治极化态势在重塑地区政治光谱和政党格局的同时产生复杂的外溢效应,给中欧合作带来新挑战。

政治极化背景下的美式人权悖论——以堕胎权之争为例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多布斯案作出的判决认为,无论是从宪法文本、历史传统还是先例方面分析,堕胎权都不是一项宪法权利,从而推翻了罗案和凯西案的判决结论。美国堕胎权之争经历了从非罪化到入罪化,又到宪法保护堕胎权,再到堕胎权不受宪法保护的变化过程,折射出美国政治极化的演绎逻辑。美国有关堕胎权之争的实质是男女平权问题,而男女平权的争取与实现更是自美国建国以来就存在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的问题。堕胎权之争表明,美式人权所宣扬的以保障个人自由为中心的价值观并非为美国两党所真实奉行。美国两党在堕胎议题上的立场分歧,充分说明了在政治极化背景下美式人权存在着严重悖论,美国的人权观与人权实践无法做到自洽。

政治极化背景下美国共和党的“内斗”新态势

近年来,随着内部政治生态的演变,美国共和党的“内斗”态势愈加显著,并愈益撕裂着该党的聚合力。从形式来看,共和党的“内斗”主要表现在派系之间的相互角力、“楔子议题”的争论不休和外交政策的分歧加剧。内部的相互角力不断消耗共和党与民主党相抗衡的政治底气和资本,并以一种自内向外的方式逐步将该党推向分裂。共和党如此分化的局面是政党极化加剧、基层选民“部落化”以及特朗普个人争议属性等主客观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从影响来看,共和党的内部分化不仅将对2024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且也将对其未来权力结构、发展方向和美国国内政治生态的转型带来不可忽视的影响。

智能推送、政治极化与民粹主义:基于传播学的一种解释路径

基于大数据及算法技术的信息智能推送推动了信息传播业的深刻变革。其初衷是优化受众阅读体验、简化其信息检索与甄别流程,然而却有可能导致"信息茧房",以及用户信息接收与观念表达极端化。传统新闻业构建社会共识的努力逐渐式微,网络用户政治极化趋势愈发明显。形态各异的全球民粹主义浪潮对世界和平发展造成威胁。被政治集团利用从而影响乃至控制公众观念的智能推送,打破了信息传递与接收的平衡,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民粹主义进程。从智能推送到信息茧房,再到群体极化与社会运动,算法对新媒介环境中的民粹主义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本文尝试从传播学角度阐释这一现象,提供一种新的解释路径。

竞争型政治:美国政治极化的呈现与思考

在当前美国政治中,“政治极化”日渐成为高频词汇,突出地表现为政党的极化、国会的分化、公共政策的分歧,以及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的分裂。政治极化虽然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民主的运转,但亦与政治僵局、政策震荡和社会分裂紧密相关,易于异化公共政治的应然目标,导致政治焦点的偏离,带来一系列消极的经济社会与政治后果。政治极化是竞争型政治的副产品。“联邦主义+国家主义”的竞争型政治模式、竞争型政党体制、竞争型选举政治逻辑、竞争型政治文化、竞争型政治下的媒体分裂,以及不断加剧的经济社会不平等,共同塑造和强化了政治极化现象。当然,在审视美国政治极化的严重程度及其带来的消极影响时,不应过度夸大其严重程度与影响范围。政治竞争的时空限度、基础意识形态的共识、国家与社会的边界、精英与大众的分野、流行政治文化的变迁,以及相对成熟的制度规范和法治环境,都会化约和平衡政治极化的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如何将竞争型政治所演绎的政治极化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不仅是美国政治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亦是全球现代国家治理所应关注的话题。

社交媒体竞选如何强化美国政治极化:基于美国新冠议题的框架化考察

政治极化是指人们越来越倾向于用“我们”和“他们”来描述当前的政治与社会,一个社会中的正常多样性越来越沿着一个维度发展,政治与社会共识变得难以达成。政治极化存在政党制度、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富分化、政治文化等多元成因,社交媒体竞选进一步强化了政治极化。聚焦社交媒体竞选如何强化当前美国政治极化的问题,运用框架化理论下的“级联网络激活模型”,可以发现总统候选人的框架建构加强了二元对立的框架竞争模式,在框架扩散中两党政治精英中建制派与反建制派的对立强化,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在框架选择中也存在差异,因而公众在对框架认知方面亦强化了观点对立的模式。在社交媒体竞选时代,民主党和共和党政治精英与各自的支持者之间形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信息闭环,各自的话语框架不断被强化,同时也迫使独立公众“选边站”,尽管信息的选择越来越具多元性,但民意却越来越呈现分裂与对抗。

西方社交网络的政治极化与算法传播的角色反思

近几年西方政治极化与社交网络的选择性亲和关系日趋明显,政治极化呈现出一系列新变化,并在算法传播的推波助澜下有泛滥网络之势。西方政治极化表现在社交网络上是种族民粹主义的传播和民粹政治、情感政治的崛起。其原因首先是主流媒体信誉下降为社交网络崛起提供契机,而算法传播在其中扮演了助推器的角色,它促成网络集群的聚合,算法的个性化定制也为组织化政治操纵提供便利渠道。规避社交网络政治极化的风险需要加强网络民主建设,调整算法设计以利于民主协商的过程,同时通过提高算法透明度和可审核性的努力,使算法传播在改善西方网络政治极端对立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

政治极化与美国对华政策转型

当前,美国政治极化的程度史无前例,西方学者使用“极端极化”来描述这一状态。美国对华政策本身正在经历1979年以来最关键的转型,政治极化增加了转型的风险、极端倾向和不确定性。近年来,美国对华政策“政治化”“工具化”态势明显,特朗普、拜登竞相在极端强硬的方向上“一路狂奔”。未来一段时期内,美国对华政策仍然会处于“动荡期”,暂时还看不到回归理性、平衡和稳定的迹象。

威胁认知、政治极化与美国外交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重大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领域,美国两党长期秉持着协作精神,共同应对大国竞争局面与国家安全威胁。这种协作精神一度随着主要竞争对手的弱化乃至消失、美国所面对的安全问题复杂化,以及美国独特的政治结构和政党制度,而变得越来越困难,政治极化现象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美国对外政策领域。不仅外部世界质疑美国对外政策的可靠性和连续性,而且美国盟友的凝聚力、美国对不同竞争对手的外交管控能力也因之下降。但总体而言,由于对国家核心利益认知的趋同、两党基本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接近,使得美国政治极化又具有一定程度的局限性。

美国政治极化与对华政策的极端化

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两党的斗争异常激烈,政治极化程度之深为近几十年来所罕见,有学者甚至称其为"超级极化"。面对政治极化及其背后的深层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为巩固执政权威、两党政客为解决国内经济问题,都将对华强硬作为优先事项。美国部分学术界精英等提出为了凝聚人心和强化国家认同,呼吁与中国开展新冷战。这股强大的力量与中美两国结构性矛盾趋于尖锐一起,共同推动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极端化。但与中国对抗无法缓解美国激烈的党争,难以改善其国内的不平等问题,也解决不了美国国家认同面临的长期挑战。美国要走出政治极化,需要共和党或民主党通过选民重组获得对另一方的压倒性优势,从而长期主导政治议程。未来美国的党争还会非常激烈,但不管其国内政治如何演进,美国对华强硬的趋势都很难改变。

美国政治极化的现状与未来

政治极化在美国的表现和后果包括:政治光谱失衡,橄榄球变哑铃;两党水火不容,执政效率更低;是非曲直不辨,反智主义盛行;各种矛盾激化,社会撕裂更甚。贫富差距拉大和社会矛盾激化是美国政治极化的根本原因,两党制和党派博弈的劣质化是美国政治极化的制度原因,现实社会发展对选举制度的冲击是美国政治人物极化的直接原因,新媒体的发展是美国普通民众政治极化的技术原因。美国的政治极化趋势在短期内难以逆转,其对国际社会特别是我国可能造成重大的负面影响,必须予以高度警惕。

美国政治极化中的妥协困境

政治妥协是利益多元化的现代代议制民主得以运行的重要条件,然而在美国政党政治与意识形态高度分化的背景下,其民主运作中的政治妥协遭遇着巨大挑战。当前美国政治中的妥协困境呈现为政治力量的结构性对抗态势,主要表征在支持两党的选民态度中。通过分析“美国国家选举研究”(ANES)等最新数据发现,美国普通选民对于政治妥协的态度高度分化,这一格局受制于政党认同、意识形态、政治精英等因素。其中,年轻的、低收入且意识形态保守的坚定共和党人是最为反对政治妥协的群体,他们同时也构成了2016与2020年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的基本票仓,数据还同时表明在特朗普执政四年后左翼的民主党人也更加趋于不妥协,美国政治妥协困境仍在加剧。当前拜登政府治下的美国,以民主-共和两党为基本载体,社会在各个维度的撕裂已日趋固化,从政治精英到普通民众,妥协的日渐消失是当前美国民主运行面临的重大挑战。

政治极化:选举民主的宿命?——兼论协商民主的功能与局限

近代以来,以争取人民选票为中心的选举民主被认为是实现民主理想的最佳方式,甚至成为衡量一个政治共同体是否民主的唯一标准。但选举民主与生俱来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政治极化。政治极化,已经成为当今实行以选举民主为主要民主形式政体的重大弊症。晚近西方兴起的协商民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选举民主的局限,降低了政治极化,但由于协商民主自身的不足,以及其地位仍处于选举民主的补充地位,其克服政治极化问题的作用非常有限。解决政治极化问题,既需要进一步发展民主、完善民主,更重要的是要从国家治理的视域进行审视,运用法治等多种手段协同治理。

青年政治精英的政治极化——美国政坛70后的职业背景与政治倾向

本文研究了美国1970-1979年出生的联邦和州两级主要民选政治人物的教育背景、职业经历和政治倾向。通过数据分析发现,美国70后政治精英在意识形态和政策倾向上形成明显的两党政治极化现象,且从代际比较来看,共和党70后政治保守总体程度甚至高于党内前辈,而民主党则表现出比党内前辈更加温和的姿态。

政治多元化与美国政治极化:迈向关系网络的理路

政治极化包括精英极化与大众极化两个方面。就意识形态和政治行动而言,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的政治精英和政党活动家们呈现出极化趋势,但全方位的大众极化并未出现。政治极化的真正威胁在于它对政治多元化的侵蚀,而基于关系网络的视角,我们可以对政治极化作出新的阐释。

社交媒体时代的认知与情感:当代欧美国家政治极化的心理根源

社交媒体是当今欧美社会政治活动的结构化要素。社交媒体独有的传播方式和传播秩序迎合了人类认知的吝啬规律,为偏狭的政治认知的形成提供了契机;行动者更倾向于在社交媒体中暴露或夸大自身感受,敏锐感知他人情绪,从而引发情绪共振与情感叠加。置身社交媒体时代的现代人更容易形成偏执、怀疑、自负等以“偏激”为核心特征的后政治心理,并逐渐以其为行为准则。当偏狭的理性认知和偏执的感性情绪与党派归属、阶级身份、公共形象塑造、公共政策选择等迎头相遇,政治极化的形成和扩张便拥有了动力源和助燃剂。随着民众对特定领导人非理性的追捧或声讨,对党派阵营产生强烈的心理依附与行为追随,对政策制订与颁布采取极端态度,对异己群体愤恨和仇视,政治极化的强度、深度和幅度逐渐加剧。政治极化的愈演愈烈使群体内部同仇敌忾、群体间激烈冲突、社会舆论两极分化,进一步助长了后政治心理的升级和蔓延,使“绝对自负”与“怀疑一切”、“无限恐惧”与“毫无敬畏”、“政治狂热”与“政治冷漠”等情绪和态度弥漫于民主政治的各个角落。从当前情形来看,扭转以偏激为核心的后政治心理是缓解政治极化的可能路径,其中,校准接收和传播信息的心态和方式最为关键。

美国政治极化的文化与意识形态根源

政治极化作为当代美国政治最突出的问题已成为美国国内政治研究的热点。对于美国政治极化及其程度的确定既可采用政治“观测值的双峰分布”和“离散分布”等经验描述方式,也可以采用量化的统计分析方式。对于美国政治极化原因的解释,经济上的阶层分析和政治。上的制度分析具有解释力,但对于种族与身份政治、生育与性别权利等领域的解释则力不从心。当种族、民族和宗教团体取代阶级力量而成为美国政治变化的社会基础时,文化与意识形态分析更具有现实有效性。宗教保守派和宗教自由派之间的矛盾、少数族群基于群体身份而提出的文化多元主义与以个人自由和民主为核心的盎格鲁-撒克逊式的美国传统共识价值之间的冲突成为美国政治极化的文化根源。现代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之间的对抗则是美国政治极化的意识形态根源。政治极化固然激发了选民的活力和政治参与积极性,但它因损害美国的自由与民主精神,削弱立法与决策能力而使美国政治陷入困境。

社交媒体在当代美国政治极化加剧中的作用

美国的“政治极化”是近几十年来美国政治的一个突出现象。随着近年来美国政治极化的加剧,越来越多的学者希望通过分析极化发生的种种诱因,加深对这一现象的认知。本文在研究社交媒体特点和传播学意义的基础上,认为社交媒体为基于互联网的交往选择和信息选择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不仅为虚拟世界“群体极化”现象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更为美国公众层面政治极化过程的加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