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具体到抽象再由抽象到具体是理论思维的科学方法——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第三节“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同志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现在正崛起和形成三个新的大部门,即系统科学、思维科学和人体科学”。他认为,不仅要重视研究各种形式的思维规律,而且要努力发展各门思维科学。理论思维方法是思维科学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开展对理论思维方法的科学研究,对认识科学思维规律,发展思维科学以及发展其他各门科学都是有重要意义的。由具体到抽象再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这是理论思维中的一种科学方法。对于这种科学方法,虽然黑格尔在他的著作中也作过深刻的论述,但它并非科学的。

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唯物史观境域》

梳理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唯物史观之间的关系,不仅对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具有导向作用,而且能为社会经济发展实践提供现实指导。由徐文越撰著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唯物史观境域》(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11月出版)一书研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文本,系统解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实证化与哲学化解读模式及其问题,通过论证实证化经济学解读路径中辩证法的缺失、哲学化解读路径中批判性质的混淆,客观评述作为理论后果的“过时论”与“断裂论”,得出了只有在唯物史观境域内才可以保障政治经济学批判解读的正确性的结论,并在分析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唯物史观关系解读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探讨由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深入两者内在关系探究的实践路径。纵览全书,该书有如下几点特征。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叙述主题的演变及现实启示

对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观点和理论进行叙述是马克思40年政治经济学研究工作的重要内容。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叙述历史经历了以《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为题、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题和以《资本论》为题等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马克思创建唯物史观,对劳动价值论进行初步思考,为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题的叙述体系的呈现打下良好的基础;在第二阶段,马克思形成政治经济学的叙述方法,对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叙述结构和内容进行深入探索,为以《资本论》为题的政治经济学叙述阶段的开启创造条件;在第三阶段,马克思集中叙述40年政治经济学研究工作的成果。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叙述主题的演变过程中所包含的叙述经验,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进程与方法论变革研究——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两篇著作,联系研究背景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进程和方法论变革进行研究。马克思不仅逐渐形成了对以往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科学评价,进一步确定了其研究对象,而且逐步确立了其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与内容,即从抽象到具体的科学方法以及对逻辑和历史的正确认识;同时,还体现出与其哲学层面研究发展的双向促进。

政治经济学视域下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逻辑与内涵研究

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各行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数字新质生产力正在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关键力量。为了全面解析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逻辑和丰富内涵,进而推动其发展,本文采用文献分析、理论分析与数理推导的方法,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理论,探讨了社会生产力的历史演进及其发展趋势,深入解读了数字新质生产力的本质及内涵、外延,重点分析其形成逻辑和作用特征。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新质生产力的本质是由前沿数字技术创新驱动的,更具包容性、更体现新内涵的先进生产力。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外延涉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和产业结构的优化两个核心方面。数字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以及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三者的联合作用推动了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其作用特征表现为高科技、高效能和高质量。文章进一步阐释了数字新质生产力的构成,即以数字技术、数据要素、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为核心的动力机制与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生产要素相互渗透,进而提出了数字新质生产力的计算公式,用于评估其影响力。研究表明,数字新质生产力的出现既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继承,也是其创新发展,是社会生产力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具象表现之一,对数字新质生产力的深入研究,为理解并推动数字经济时代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视角。

健康中国建设的政治经济学解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劳动者健康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高度关切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为此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方法,提出并实施了健康中国建设的战略部署。健康中国建设贯彻以人民为中心、以改革创新为动力的发展思想,贯穿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凸显了卫生健康事业在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中的基础性地位和支撑作用,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一系列创新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实施健康中国建设,坚持健康促进政策,必将对我国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的文明史变革意蕴——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具有深刻的文明史变革意蕴。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论之下,文明的本质和内核不是宗教文化等社会意识要素,而是物质生产和财富创造,由此确立了“富裕”作为文明标尺这一“经济事实”,从“匮乏”走向“富裕”是文明演进的核心线索。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开辟的文明的“近经济”阐释的理论空间中,“文明社会”史与私有制历史同期、“富裕”与“贫困”并存成了人类文明史最大的经济悖论,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则把这一经济悖论推向了极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制度基础和制度优势之下,不仅体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而且体现人民物质生活共同富裕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协调,破解了文明的经济悖论,实现了对整个人类文明史的伟大变革,由此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从合目的合规律实践到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枢纽性范畴——国有企业存在性命题新解

尚待证明的国有企业存在性命题显露出我国缺乏关于国有企业的更深层次的自主知识,对此,政治经济学给出一个源于实践的合目的与合规律框架:在合目的性维度,国有企业是集体理性的产物,具有“政治—经济”二重性,建立国有企业的目的随社会形态变迁而实现多元化拓展;在合规律性维度,国有企业的存在及演进契合于各个时期的经济规律,国有企业成为各个时期标识性经济关系的人格化与微观缩影。从实践的感性直观升至理论的抽象思辨,国有企业是理解新中国各个时期经济制度、经济运行与经济发展的一把钥匙,是联通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中介,因而被确证为政治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枢纽性范畴。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共同性”生产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以哈特和奈格里为例

奈格里与世长辞是当代西方左翼力量的重大损失,他与哈特关于以重塑“共同性”实现当代共产主义复兴的思想余韵,仍在西方世界回荡。他们以当代数字资本主义劳动方式变化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带来的影响为问题意识,以“共同性”生产为核心概念,建构了一条从理论和观念形态通向共产主义的新路径。即便他们更多将问题停留在意识和观念层面,缺乏对新变化和新状况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分析使其具有软弱性,但他们对“共同性”的关注仍开启了时代性的新话题。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思考哈特和奈格里开启的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共同性”的研究,从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层面把握“共同性”之于当代共产主义现实运动的新意义,是当代值得研究的新问题。

以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基于《资本论》主线视角的探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并深入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使“中国式现代化”由政策话语正式升级为具有丰富内涵的学术范畴,将“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是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然选择。《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剩余价值”作为《资本论》的主线,在范围、结构、属性和目的四个维度分别呈现出线索性、枢纽性、宣示性和导引性的理论特质。文章以此为参照系考察发现:“中国式现代化”在范围上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全过程,能够明晰历史线索、聚焦研究对象和主题;在结构上作为中心范畴,以其蕴含的综合性内涵和逻辑性思维特征将经济运行各个方面的理论成果联结成为逻辑一致的理论体系;在属性上凸显出不同于其他经济学科的价值立场和制度背景;在目的上作为揭开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题眼,有助于推进学说最终目标的实现。因此,将“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主线能够充分发挥学科主线的作用与意义,新时代的理论研究应沿着这一主脉络不断丰富和拓展。

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符合历史、理论与实践三重逻辑。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历史逻辑体现为工业化驱动现代化生成,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符合现代化生成的历史规律。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遵循了唯物史观的理论逻辑,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有利于技术进步、生产力水平提升、生产方式变革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符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逻辑,有利于满足人口规模巨大的物质财富需要、促进共同富裕实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坚持人民至上是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对资本主义超越的重要保证。要坚持走数字经济发展道路,通过不断发展数字经济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劲动能。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方法再研究——马克思对“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形而上学方法质疑的回应

“从具体上升到抽象”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政治经济学的两种不同研究方法。前者是资产阶级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后者是马克思开展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的方法。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质疑马克思的方法是形而上学的方法。马克思通过论证“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具有批判性和革命性的唯物辩证法,表明其是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而非形而上学的方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具有高度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自觉,通过揭示资本的本质及其演绎规律,论证资本主义必将终结。“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表明《资本论》是哲学—经济学一体性研究范式的典范之作,研究《资本论》及其手稿需要从跨学科的研究空间对其进行哲学—经济学一体性研究。

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原则

党一以贯之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尊重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带领人民创造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这是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的伟大创举。坚持党的领导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既保证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又是正确处理自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原则。从历史维度看,党带领人民经历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光辉历程;从理论维度看,党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指导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建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从实践维度看,党在领导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根据中国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不同阶段面临的主要矛盾,持续改革,不断突破,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局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守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求为目的,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则是遵循资本逻辑,最大限度攫取剩余价值,这是二者的本质区别。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高校思政课的关联——以理论互补与实践协同为问题分析视角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到学习好、运用好、发展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强调要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高校思政课承担着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阵地。在高校学科体系中,政治经济学占据着重要地位。作为高等教育的两个重要学科领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思政教育之间的关联性和互补性逐渐受到学界关注。

论政治经济学批判革命视域中马克思的理论革命--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地位和意义的再认识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以下简称《草稿》)不能仅仅被看成是《资本论》研究的第一稿,还应当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来认识和评价其地位和意义。《草稿》使马克思在科学上真正超越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创立了以剩余价值学说为核心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推动了政治经济学革命的发生,进而催生了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独特而根本范式的形成以及整体性理论范式革命的发生。

孙冶方关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及启示

孙冶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的早期探索者和重要贡献者之一。本文首先探讨孙冶方经济理论的现实依据与理论基础,继而提炼孙冶方关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规律”思想基石和“最小—最大”逻辑主线,归纳孙冶方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体系的观点创新。

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百年》

站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回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走过的百年历程,以历史叙事的方式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下的百年经济实践与经济理论的探索过程,既具有重要的历史考据意义,又为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参考坐标,不仅有利于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路径的开创性,而且是促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与中国经济实践融合的必要手段。

马克思的数学研究及其在政治经济学中的运用

数学是马克思进行科学研究和发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重要工具。马克思数学研究的进阶路径符合人对事物认知的一般规律,马克思由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是其钻研数学的根本前提,马克思开创了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研究数学的先例,为当时数学、经济学及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协调发展提供了光辉范例。马克思推动了高等数学的发展,提出“无穷小量”与“0”之间的辩证关系,独创了■求导法,系统梳理了“神秘微积分”“理性微积分”“纯粹代数微积分”的特点和不足,敏锐发现了代数学向微分学转化的环节,揭示了微积分的本质。马克思借助数理逻辑,在阐释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发现了剩余价值论,并用数理逻辑、文字逻辑和现实事例论证了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严谨完成了《资本论》整体理论建构。新时代科学发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数理分析,可强化数学及其他基础学科交叉应用研究,在解决时代问题中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数理理论。

精神工业与普遍无产阶级化——斯蒂格勒的“精神政治经济学新批判”

斯蒂格勒的“精神政治经济学新批判”探究了精神工业与持留经济所造成的意识时间的商品化与共时化突变,剖析了短视资本主义增值的秘密机制。“新批判”揭露了技术对劳动、生活和理论知识的代管所诱发的普遍无产阶级化,澄明了经济体系对技术体系的霸权致使力比多毁坏的后果,阐发了个体化的丧失、欲望的结构性毁灭以及精神的贫困等生存之痛。斯蒂格勒拓展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化思想,推动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当代发展,但因其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视域而造成对马克思思想的误读,最终陷入“技术本位主义”并诉诸乌托邦式的救赎方案。

列宁与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论的“具体化”——基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文本讨论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一直是西方左翼解读《资本论》的流行语法。然而,他们通常忽视了“从抽象到具体”过程的“开端”问题。马克思在以英国为个案的《资本论》的“原始积累”章节中所处理的,正是这个理论任务。回顾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的讨论,完成了马克思关于考察俄国资本主义以补证《资本论》证据的愿望,丰富了“从具体到抽象”的开端问题。列宁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客观必然性、农民的解体与小生产者的破产是其发展的必然环节,以及俄国不是因为没有国外市场而无法实现额外价值等方面,论证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过程的必然性与资本主义发展最终被社会主义替代的一致性,实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论的“具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