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程序、机制与路径——基于政治过程的分析视角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能够有力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它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构建起中国政党政治的民主链条,将人民当家作主理念融入中国政党政治的运行过程之中,形成了不同于西方单一“选举民主”的政治逻辑。依据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功能定位和运行程序,可以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机制,划分为党的领导机制、政治协商机制、议政建言机制、合作共事机制和民主监督机制。基于政治过程的分析视角,明确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推进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路径,有助于坚定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正确政治方向,不断提升民主协商的实效性、民主决策的科学性、民主管理的参与性和民主监督的柔韧性。

作为政治过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一种形态化的阐析

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中国式民主在政治实践中的经验表达,是以政治过程为特质,抽象和概括出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新政治理念和新型民主形态。在这一理念和形态下,民主不仅是在宪法和法律条文下的一种制度,更是一种生机勃勃的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强调民主的实践过程,致力于在运行过程中不断完善制度和规范程序,努力使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民主宗旨得到实质性的保障和实现。

论中国政治过程中的内输入模式

内输入是当代中国政治过程中利益表达与综合的主导形式,也是中国特色的利益输入模式。在中国,政治系统外部缺乏独立自治的社会力量和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社会中多元的利益诉求都是通过政府主动的体认和考察从而输入到政治系统当中的。内输入模式既不同于由多元利益集团进行竞争从而表达社会利益需求的多元主义模式,也不同于强调垄断性社团与国家建立制度化沟通与合作从而实现利益输入的法团主义模式。虽然内输入模式平衡了政治系统的稳定性和代表性,但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化,其局限也将日益凸显。

政治过程视域下群众路线的功能演化

基于政治过程的理论视域,可以发现群众路线中国不同历史时期在政治过程中的功能演化。在革命时期,群众路线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对群众利益的聚合,并成为政策执行和政治动员的手段。在建国后三十年的政治中,群众路线成为领导人政治表达、权威建构及调控内输入模式弊端的工具。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中,内输入模式受到挑战,中国共产党通过对群众路线的再运用,一方面打开制度之门,实现从内输入到有限政治参与的转变,以此来适应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另一方面,用来调适自身以应对治理挑战,同时重塑国家、政党、社会与群众之间的关系,以达到新的政治平衡。群众路线是当代中国政治实现有效治理的重要补充和辅助,只要中国政治未实现充分的制度化,弹性化的群众路线就能够在中国的政治过程中发掘政治空间并发挥作用,因此是当代中国政治可资利用的的宝贵传统。

政治过程与预算改革

公共预算的本质属性是政治性,它体现了利益权威分配的政治过程。作为反映预算改革进程的一面镜子,《预算法》修订浸透着错综复杂的权力博弈和决策选择。从预算改革的政治学角度看,《预算法》修订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预算是"国家的钱袋子",而掌控这个钱袋子的权力,是政治权力的核心,因此《预算法》修订与政治过程紧密相连。作为分配利益的工具,预算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修改和完善《预算法》,但是政治改革是一个渐进调整的过程,在注重政治过程预算权力配置改革的同时,推进技术性项目改革是《预算法》完善的必由之路。

统一战线在优化政治过程中的作用

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新时期,它依然可以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出突出的贡献。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不仅仅需要完善相关制度和机制,"政治过程的优化"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统一战线可以在意见表达、意见综合、信息传输和监督等环节上发挥独特的作用。在深刻理解一般理论和清晰把握政治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深入挖掘自身的体制机制潜力,统一战线可以依据自身独特的优势,促进意见表达的全面性、保障信息传输的真实性,也可以通过协商程序的规范化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奠定基础。

政治过程、交易成本与治理机制——政策制定过程的交易成本分析理论

政策制定过程是一个真实时间中的政治过程。由于政治交易各方的信息不对称、机会主义和资产专用性,政策制定过程存在大量交易成本。借助于经济分析的交易成本理论,建构出政策制定过程交易成本分析的基本框架,厘清政治过程交易成本的构成与节约交易成本的治理机制,可以为理解政策制定提供一个新的、合理的解释窗口,提供政策过程微观政治分析的可能,从而为节约交易成本,改善政策制定提供依据。无论是对现有政策的评价、不同政策的规范化评估或是替代政策的推荐等,都必须认识到制定政策面临各种交易成本的约束,这些交易成本影响了政策制定的效率,使政策制定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或计算问题,而是许多试图影响政策制定者(代理者)行为的参与者(委托者)之间的一种政治博弈,政策是政治博弈均衡的结果。

机会空间、资源策动与城市流动摊贩的管理困境:政治过程的解释框架

摊贩现象是世界各国在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普遍问题。从政治过程的角度来理解街头商贩的行动逻辑可见,政治社会环境的变化、外部资源的利用,使商贩实现了由弱者向政治行动主体身份的转变;而运动式的城市管理模式却从一定程度上导致城市管理者体制资源的耗散,这是摊贩治理失效的体制根源。要解决城市流动摊贩问题,有必要探究和借鉴发达国家的治理经验。

政治过程视角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治理效能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前提、以团结合作为依托、以党际政治协商为平台、以相互监督为保障构建的一项国家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政治过程动态分析,可将新型政党制度的运作视为政治引领、政治整合与政治协商的联动过程,在价值理念、政党职能与政治参与上体现出"人民本位"的利益代表、多元互动的利益整合与有效参与的利益实现等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深刻揭示了新型政党制度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功能与价值。

“政治过程”视域下邻避运动的发生逻辑及治理策略——基于双案例的比较研究

探究“中国式”邻避运动的发生逻辑与治理困境意义重大。借鉴政治过程理论构建邻避运动的分析模型,为洞悉邻避运动的“内部黑箱”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工具。通过比较农民和中产阶层两个群体的抗争行动,可以发现,政治机会结构是公众邻避运动的重要外部条件之一;从行动者社会网络互动视角观之,不同的利益相关群体在社会网络中的作用体现出差异化;互联网有助于邻避抗争的动员和议题发酵。三者共同作用,构成我国邻避运动发生的逻辑链条。这一认识为其治理提供了思路:重视公众的风险感知、加强风险沟通;扩大政体的开放性,建立健全邻避设施的补偿机制和重大工程的社会风险评估机制。

澳大利亚建立全民医疗保险的政治过程

本文采用描述政治过程的方法,比较全面地回顾了澳大利亚全民医疗保险的缘起,并特别关注系统建立和完善过程中政治因素的影响和对中国同行的启示。全民医疗保险制度是一个具有鲜明政治特征的社会政策,它是人权运动和社会公平思想与传统的经济学和市场理论相互较量的结果。全民医疗保险正在成为中国学术界和政界的一个重要议题,是提高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澳大利亚建立全民医疗保险的故事,可以让我们开阔视野和深入思考。

政治过程中的共产党、共青团与中国青年

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共青团是执政党的青年组织,青年是各种阶级势力争夺的对象,赢得了青年就赢得了未来。共青团是党团结、教育青年的群众组织,肩负着把青年团结凝聚到党的周围,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的重任。党与团的关系和团与青年的关系是共青团组织存在的逻辑起点和基本问题。认识中国政治过程中党、团、青年关系的曲折与嬗变,对于理解共青团,打造一个有吸引力凝聚力的共青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监督话语与政治过程: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中的舆论监督--以“云监工”的监督话语分析为例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舆论监督作用突出,由央视频等官媒开通的关于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的慢直播引起了上亿网友“围观”,公众的这一监督行为被称为“云监工”。“云监工”的监督范式是舆论监督的新形态,研究其参与监督的政治过程、监督特征及监督机制对完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分析可见,公众对国内的疫情防控能力及廉洁状况普遍持积极情绪,大部分公众对国家疫情防控部署持肯定和支持态度。“云监工”政治过程呈现出监督方式的有序性,参与方式的围观性,监督话语的政治性,且具有监督主体获得感强,监督客体内容广泛,监督过程持续跟进的特征。“云监工”的监督范式具有助推公众与政府间的良性互动、利于政务公开以及便于“下情上达”去科层化的政策启示。

社会与政治过程的交易解释:评查尔斯·蒂利的《身份、边界与社会联系》

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是著名的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与历史学家，他在有关政治与社会过程、社会运动、民族一国家理论以及欧洲史等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国内学术界在最近几年才开始逐步重视和引介这位学术巨人的思想（董国礼，2007；陈健，2009），因而他的学术著作也陆续有了中文译本。

公共政策的政治过程探索

公共政策政治分析模式建构已成学术热点,但尚未揭示公共政策中主体互动的过程。回到马克思现实的个人思想,发现这种过程是在利益、观念、组织与制度等构成的政治社会环境下,相关政府与社会主体通过策略运用将权力资源与社会问题相结合,以认识、表达与回应等环节相互作用,有条件地由问题直接相关主体互动的自发阶段走向一般环境中其它主体介入的扩展阶段,实现问题处理、利益分配与社会重建的。文章的研究突破了主流政策分析模式,在公共管理过程研究与实际控制上具有重要价值。

改革年代侨乡社区的宗族组织与政治过程

改革年代的侨乡宗族组织得到了复兴和发展,但在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框架中已经丧失了其社会控制的功能,相反,个人、家庭、家族、村级地方基层政权以及各类自愿性社团组织等对村落社会的结构和权利进行了分割和重组。一方面,国家逐渐淡化行政监督权力,通过多元化的形式实施对村落社会的影响和控制;另一方面,社区中的个人、家庭和自愿性社团积极介入村落社会的政治实践过程。家庭组织在结构和功能上的新变化已经开始影响村落社会政治权利的分配过程,它演变成为了村民主张个人权利和义务的策略单位。

动员与整合:群众路线实践的政治过程

群众路线是共产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和组织路线的统一,是被经验证明正确的党的认识路线。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互动过程即群众路线的实践过程,这一过程主要包括政治动员和政治整合两个层面。政治动员是群众路线实践的政治基础,政治整合是群众路实践的政治目标,有效的政治动员和政治整合过程共同推动群众路线的丰富和实践。为推动群众路线实践的丰富发展,关键在于群众路线中的政治动员和政治整合在党的执政水平、群众的政治参与、机制实践的路径拓宽和道德规范及意识形态的构建这些方面应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国家-社会-生态的互动:当代中国的环境政治过程

国家-社会-生态的互动体现了当代中国的环境政治过程,当代中国的生态建设更多地依赖于国家建设,而较少受社会建设的影响。在国家﹑社会和生态三者之间,国家居于主导地位,社会与生态处于从属地位。环境政治过程主体包括个人和团体,其中团体是环境政治过程的主要参与者,按照团体属性的不同,可以将其划分为政治性团体、经济性团体和社会性团体;在环境政治过程中,各主体之间围绕着环境利益的分配进行着利益协商和博弈。当代中国环境政治过程的形成机制复杂,多重环境利益的分配格局决定着各环境主体的行为方式和策略选择,最终型构了环境政治过程。优化当代中国环境政治过程,要依法规制政府环境行动,牵住环境政治过程优化的"牛鼻子";大力推动环境NGO等社会组织的发展,切实保障社会环境利益的实现;逐步完善环境诉讼制度,保障公民个体的环境利益;努力参与国际环境事务,为我国环境利益的保障争取更为有利的外部国际环境。

非均衡利益集团对政治过程的影响——以《G市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管理规定》的立法博弈为例

可以通过个案研究探讨转型时期利益集团的非均衡性及其对政治过程的影响。转型时期中国政治过程中的利益集团因为有着不同的生成路径和资源渠道,因而在公共政策博弈中呈现出显著的非均衡性。强势团体利用其体制内的资源主导了公共决策过程中的利益表达,而行业协会及公民等利益主体总体而言处于弱势地位。与此同时,作为国家对社会吸纳渠道的正式立法制度安排,也因为权力的集中和正式制度的非正式运作而出现普遍的"失灵"现象。强势集团对政治过程的宰制和国家正式制度的失灵两个方面互相加深和强化,导致现有利益格局的固化,阻碍了制度的合理变迁。

单位体制下男女平等就业的政治过程及其局限性

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在男女平等就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些成就是国家通过单位体制的制度设置,运用政治过程推动和实践的结果。单位组织作为联结国家和个人的中介,将男女平等的国家意识形态在就业方面予以贯彻落实。同时,单位组织自身的福利性质以及对家庭功能的替代为女性的平等就业提供了条件。但是,在单位体制下,促进就业平等的政治过程仍然存在着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女性比较难以进入核心部门;在组织中处在较低的职位层次;片面的平等对女性造成身心伤害。这些被平均主义分配政策掩盖的问题在市场化改革后逐渐显露出来。单位制度的变革,一方面使男女平等就业失去了有力的组织和制度保证;另一方面,也在为克服以往性别平等的局限性创造着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