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唐甄与柳馨远的政治革新思想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唐甄与同时代朝鲜思想家柳馨远在政治革新思想方面有较多相似之处,这是目前所见的文献中几乎没有深入论及之处。他们虽处于不同的国度,但重塑政府组织结构却是二人政治革新的共同选择;在重塑过程中,都更加注重各个部门和机构的“实权”;为了让政府组织更高效地运行,二人都选择了“省官”这一办法;二人对于官员的选拔与任用,都把“实功”作为最核心的指标。他们之间存在着这样的相似之处与二人所处的相似的社会现实和刻在他们骨子里的儒家民本思想有关;相似的社会现实是外因,儒家民本思想是内因。对其二人的政治革新思想进行比较分析,可以为学术界研究唐甄与柳馨远的思想提供一定的启发。

越南政治革新的主要绩效和基本经验

越南20年的政治革新,已取得丰硕的成果,其基本经验是: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与创新;坚持党对政治革新的领导,把党的自身体制改革放在首位;努力创造政治革新与经济革新良性互动的局面;充分依靠群众,鼓励群众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勇于承认和改正工作中的缺点,正视党和国家面临的危机;以正确态度借鉴外国经验尤其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

民主的扩展与阶层的固化——十一大以来越南政治革新的成就及挑战

越共十一大以来,越南的政治革新在以往成就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深化和发展:首先是进一步加强了对政府的监督力度;其次是干部选拔制度更趋民主化;再次是越共对不同的意见采取了更加包容的制度,从而使得民众对越共的认同感大大提高。与此同时,社会结构固化,贪污腐败积重难返,极端的民族主义成为了越南政治现代化的三大障碍。越南政治革新成功的原因根植于越南政治化中的优良传统,面临的挑战来自其中的消极因素。

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后国民联盟的政治革新与成效

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落幕后,败选的玛丽娜·勒庞带领国民联盟开启了新一轮的政治革新,包括更改党名以吸引政治盟友,调整定位以改善政党形象,柔化纲领以扩大选民基础。这一系列举措帮助国民联盟在多个重要选举中取得了不俗成绩,但同时也伴随着某些非预期的负面效应。虽然国民联盟在2022年总统选举中获胜的机会不太大,但这一轮政治革新标志着它正逐渐朝“建制性政党”发展,从而将使法国的政党政治呈现出更加多元的特征。

杨廷和与嘉靖初年的政治革新

杨延和历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并在明武宗正德年间与明世宗嘉靖初年出任内阁首辅，是嘉靖初年的元老重臣。他在嘉靖初年进行的政治革新，取得了积极成效并对明朝中期政治有重大影响，对此应予以充分肯定。

越南政治革新的新进展及启示

近年来,越南政治革新进展迅速,先后成功实践了总书记差额竞选、国会代表差额直选机制,最近又提出逐步推行党的各级领导人差额直选的设想和包容党内不同意见的主张。越南的政治革新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成功引入了直选机制,既加强了对政府的监督,又改善和加强了党的领导,值得我们借鉴。

论越南政治革新的主要经验

越南政治革新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主要经验在于:与经济革新相联动;以国会改革为突破口;以扩大党内民主为重大推力;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基本任务;以保障公民政治权利为落脚点;以他国政治发展经验为镜鉴。

“政治革新”与台湾当代美术的泛政治化

台湾当代美术的兴起与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革新"有很大关系。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政治"解严"后,台湾政治格局开始动荡不安,政治权威逐渐弱化。在此背景下,党外运动和各种社会运动兴起,各种既有秩序遭到挑战,艺术权威被各种新势力消解,以前卫艺术为代表的台湾当代美术登上前台。作为对长期政治戒严、思想禁锢造成的压抑、悲观情绪的反动,加上社会的转型期恰在此时到来,台湾当代美术对台湾的政治、文化进行激烈的批判,开启了一个泛政治化的新时代。台湾当代美术在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因反抗权威和反对传统而呈现出多元和自由的局面;另一方面也因此造成泛政治化、传统价值观的丧失以及创作水平的下降。

从中国视角看越南的政治革新——评《越南政治革新研究》

1986年12月，越南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全面革新路线与指导方针。到如今，越南政治革新已走过了20多年的历程。越南政治革新发轫自经济领域。在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和国内经济举步维艰的情况下，越南通过政治革新承认公有制以外的多种经济成分对国家经济的贡献作用，并逐渐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越南的经济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

文化继承与政治革新的纠葛——秦汉时期儒学的衰与兴

秦汉之际儒学衰败与兴起的历史,也是儒家在政治领域中沉浮的历史。这段历史充分体现了当时文化继承与政治革新的纠葛。先秦儒、法两家同属于中原文化,拥有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然而他们却在构建自己的政治理论之时,因为对汤武革命、《诗书》典籍等历史文化的不同选择,走向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也呈现出不同的结局。这使我们深刻认识到政治革新之时,必然要解决如何继承文化的问题。若要解决政治革新和文化继承之间的纠葛,就必须清醒地认识把握并实现文化的意义和作用。

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规律的有力探索——读陈明凡的《越南政治革新研究》

因我于2007年10月去越南考察调研两周，对越南的革新开放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有了一定的研究。当我读到清华大学副教授陈明凡撰写的《越南政治革新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9月出版）一书感到有话要说，本书通过对越南政治革新理论与实践的剖析，通过中越两国政治体制改革（或政治革新）的比较，进一步探讨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规律。理论的严密性、鲜明性、现实性是该书的一个特色和创新。作者没有停留在对越南政治革新举措和政策的简单评价上，而是力求对每个重大举措提出的理论源头作出深入分析，对其基本经验和教训提升到理论层面进行概括和总结，从中提炼出带有规律性的结论，对我国下步改革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公民社会”构想与越南政治革新的新进展

"公民社会"是越南政治革新进程中出现的一个新概念,"公民社会"构想主要包括尊重和保障公民权利、进一步扩大言论自由、改革国家权力运行机制、改革党的领导方式、建立社会反腐败体系等内容,"公民社会"建设将对推进越南政治革新向民主化、法治化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略论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及其渊源——兼论其对政治革新家的态度与评价

在经济政策的见解上,司马迁主张让社会经济生活自然发展,而反对过多的行政干预。司马迁的这种经济思想与儒、道、法三家俱有渊源。他较多地吸取了管子、老子与荀子的学说,而把孟子与韩非子的思想当作了反面的参照系。司马迁对政治革新家的态度,主要与他的经济思想有关。本文试以他对商鞅变法的态度为例,剖析他对政治革新家的评价中褒里有贬的原因。

越共十二大以来政治革新的进展及态势研究

越共十二大以来,越南共产党和越南政府为防止党员内部"自我演变""自我转化",通过革新党内选举制度、提升社会民众政治参与度、健全和完善反腐败制度体系等一系列政治革新举措,加强了越南共产党自身建设,巩固了越南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越共十三大充分肯定十二大以来政治革新取得的成效,同时以"建设廉洁强大的党和政治体系"作为大会主题,明确继续深化党的制度建设,建立纯洁坚强精锐的党;持续推进国家权力制衡,坚定社会主义方向;继续推动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保障人民主体地位,为越南社会主义建设举旗定向、谋篇布局。

陈炯明与闽南护法区的政治革新

作为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备受争议的人物,陈炯明在护法运动期间的重要地位几乎被忽略。由陈炯明政治理念以及闽南护法区政治革新可见,陈炯明是闽南护法区的直接指挥者,其个人政治素质对闽南护法区的政治革新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是护法运动的重要政治力量。

唐三省制度述论——兼论唐太宗的政治革新

三省制度是我国古代封建国家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它始于秦汉,形成于魏晋南北朝,完备于隋唐。隋唐三省制度的完备,标志着我国封建社会的重大发展。现就唐朝三省制度有关的几个问题,作初步述论。一、唐三省制度的完备和宰相制度的变革三省制度从创始到完备,经历了几百年的演变过程。秦时,三省之官属少府,是宫廷中侍候皇帝的近侍,历史上称“中朝官”。三省之官地位很低,但他们都是皇帝的亲信。

越南共产党在政治革新中对执政地位的坚守

自革新开放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越南的政治革新因探索大胆、富有特色而备受关注。然而,无论国内外形势如何变化,也无论政治革新如何进行,越共始终坚守执政地位。为此,越共主要采取了五个方面的措施:不断凝聚党内共识、坚决反对多党制、牢牢确立法理执政地位、稳健排除异己派系、持续强化执政的物质基础。

中国关于越南经济与政治革新的研究现状述评

越南作为与中国相邻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30年革新开放已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并受到了广泛关注。关于越南革新开放的经验和教训等问题的研究,对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系统梳理和全面总结中国学者关于越南经济与政治革新的研究,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对进一步促进该领域的研究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染乎世情 系乎时序——宋代诗文革新与政治革新成败探因

有宋一代,是中国历史上国运最孱弱的王朝。在国内,朝廷恩加于百官唯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不留其有余;对外,一直无力抵御外侮,对待异族之敌始则“奉之如骄子”,继而“敬之如兄长”,终至“事之如君父”。由此,构成了宋室“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颓败局面。为了挽救国运,相继出现了“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等政治革新运动。诚然。

“政治革新”之前的台湾“情治”问题管窥

1949年国民党退据台岛一隅后,为安身立命计,更加强化了“情治”工作。一是通过整饬,建立了便于运作的“情治”机构,打破了延续至台的派系纷争。二是完善侍卫制度,使“太上”“情治”职能再度强化。三是窥测风云,不断调整和变换活动手法:实施戒严法,派遣武装“情治”人员袭扰大陆,发展“敌后武力”,培养“情报细胞”……随着两岸关系的进一步缓和,台湾“情治”工作仍将发挥应有的耳目作用。在严密控制岛内局势的同时,将可能在客观上为两岸统一做些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