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制”到“法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家庭教育政策的演进逻辑与推进路径

家庭教育政策是规范与支持家庭教育发展的重要工具,是推进我国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手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家庭教育政策经历了以边缘性探索为中心的萌芽发展阶段、以系统性规划为抓手的改革发展阶段和以体系化建设为重点的深入发展阶段。在此过程中,其动力机制、价值取向、实施过程保障及话语规则均有其独特的演进逻辑。家庭教育法治化是我国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未来的发展中我国家庭教育从“法制”走向“法治”,可采取以下推进路径:形成强化基础建设、优质均衡发展的政策动力机制,秉持兼顾个体与社会、协调多元利益的政策价值取向,深化加强顶层设计、完善组织建设的政策实施过程保障,体现深入了解民情、广泛反映民意的政策话语规则。

“双减”政策执行中的偏差行为研究——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

为探究“双减”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政策执行偏差行为,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从理想化政策、执行机构、目标群体及环境因素四个层面采用个案研究法对G省L县“双减”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象征性执行、选择性执行、替代性执行等偏差行为进行成因分析,发现政策话语的模糊性和政策适应性的欠缺、目标群体利益基点下的理性选择、执行机构间的博弈及传统文化观念和教育生态环境的桎梏均对“双减”政策的执行效果产生叠加影响。基于此,提出如下纠偏对策:优化宏观设计,完善政策内容;革新教育理念,减少工具理性;完善利益协调机制,助力政策执行;突破文化桎梏,构建良好生态,以期为改进“双减”政策执行偏差问题并有效执行政策提供参考。

基于PMC指数模型的黑龙江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评价与优化研究

黑龙江省区位优势不明显,省份舒适性差,亟需通过政策手段吸引高校毕业生留黑就业。通过采用内容文本挖掘及政策建模一致性(PMC)指数构建等研究方法,为黑龙江省出台的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构建包含10个一级指标、44个二级指标的政策量化PMC指数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黑龙江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PMC指数均值为7.67,处于优秀水平;15项政策样本中,完美级别1项,优秀级别12项,可接受级别2项,无不良级别政策,优良率占比为100%。在此基础上,选择指数值最高的政策P14、指数值居中的政策P5和指数值最低的政策P2进行详细分析发现,黑龙江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整体上设计较为合理,一致性程度较高,仍有很大改善空间。

层层加码与层层递减:不同类型公共政策自上而下执行的权变逻辑

公共政策自上而下执行中层层加码的现象由来已久且较为普遍。基于不同类型公共政策主要直接功能存在的差异,对规范性、分配性、导向性等3类公共政策自上而下执行中对政策目标、政策工具、政策监控层层加码或层层递减的表现和结果展开分析,从利益逻辑、行为逻辑、制度逻辑探寻行为背后的逻辑动因。要消解政策执行中的层层加码或层层递减现象,应制定明确的政策目标并运用有效的政策工具,健全公共政策执行者激励相容机制,积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增强目标群体的民主法治监督能力和公共舆论客观理性,在减少政策执行层级的同时加强跨层级治理。

政策工具视角下残疾人就业政策研究——基于31份国务院政策文本的分析

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残疾人全面发展、融入社会、迈向共同富裕最为直接的路径。残疾人就业政策是促进和推动残疾人事业发展的制度依据。通过内容分析方法,构建政策工具和政策目标两个分析维度,使用Nvivo12plus质性分析软件对31份国务院发布的残疾人就业政策样本进行分析,探讨残疾人就业政策体系的内部逻辑、政策工具分布以及政策工具模糊性的问题。研究发现,残疾人就业政策表现出路径依赖、政策高模糊性和政府主导型的特点。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之下,提出调整政策工具结构、促进政策精细化和落实社会责任三项建议。

大学生乡村创业政策效应、弱化成因与优化路径

大学生乡村创业政策作为政府支持大学生乡村创业推动乡村发展的重要施政方略,在增强基层治理主体力量,提高基层政权公信力,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方面产生积极的政治效应,在催化乡村产业发展,强化科技成果转化,促进城乡资源要素循环流动方面产生良好的经济效应,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培塑乡风文明风尚,助力农民实现美好生活愿景方面产生积极的社会效应。受各种复杂因素影响,导致政策效应并不总是朝着预期方向发展。围绕乡村环境、政策体系和政策周期探究大学生乡村创业政策效应弱化的成因,乡村环境短板对政策产生抑制效应,政策体系携带短板效应,政策周期不同阶段存在递减效应。全面加强乡村环境建设,增强政策动力,强化政策驱动效应;出台适配性地方政策,构建系统化专项政策,完善政策体系,发挥政策整体效应;提供有效政策供给,强化政策执行效力,提升政策周期不同阶段功能,实现政策递增效应;是纾解大学生乡村创业政策效应弱化的有效途径。

资源约束情境下政策企业家的朴素式创新:网络、窗口、塑造——基于C市团委的个案分析

政策创新一直是公共部门关注的核心议题。通过构建“网络—窗口—塑造”框架,以C市团委“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的朴素式创新案例为例,探讨资源约束情境下政策企业家如何推动朴素式创新,展示政策企业家在朴素式创新过程中的行为细节和动力机制。就创新路径而言,政策企业家在资源约束下与同级公共部门、专家智库等多主体进行正式或非正式互动中增强政治势能,以政治合力推进政策创新;就创新时机而言,问题流、政治流、政策流三流合一形成“政策之窗”的机会转瞬即逝,把握“前置窗口”则是完成政策创新既定目标的另一优化选择;就创新动因而言,政策创新既需要对创新主体的动因进行分析,也需要清晰地理解政策创新背后的影响机制。据此,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政策企业家在资源约束情境下,应注重朴素式创新,通过创新的政策设计、实施方式以及资源获取方式推动政策发展和治理进程;充分发挥政策网络的作用,进行有效的资源整合;积极引导和培育公众参与,构建多方协作的政策环境。

基于政策“主题-主体-工具”维度的企业数字化转型产业政策演化研究

数字化转型产业政策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国家各级政府、各职能机构纷纷出台相关政策,推动企业转型升级。然而,政策主题焦点变迁、主体协同关联、政策工具运用等是否存在问题,仍有待评估。基于2007—2022年企业数字化转型产业政策文件,运用LDA主题建模、共现分析、文本语义相似度计算技术,从政策“主题-主体-工具”三维框架进行文本挖掘,并结合可视化方法呈现结果。研究发现:①政策主题由“信息化发展→数据化发展→智能化发展”依次演进;②政策主体由“松散型→松散多主体型→紧密多主体型”网络结构依次转变;③政策工具运用呈现“重供给、中环境、弱需求”的特征,对“公共服务”“数据系统”及“服务外包”等次级政策工具的应用尚显不足。基于此,从注重政策主题的前瞻性规划、加强主体协调机制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基于主体-工具-主题的中国节水政策演进特征研究

通过构建主体-工具-主题三维分析框架,运用文本挖掘技术和社会网络分析法,对1988—2023年中国节水政策的演进特征进行深入研究,揭示了节水政策的主体合作机制、工具组配方式以及主题关联效应。研究发现,我国节水工作已步入系统化推进阶段,但仍存在政策平均效力偏低、政策主体协同度不高、政策工具使用结构失衡、政策主题领域分布不均等问题。提出了健全法律法规体系、打破政策行文部门间壁垒、加强政策供给型和需求型工具应用、大力推进节水产业创新等建议。

“需求-目标-工具”框架下失独扶助政策的失范与矫正——基于22个省级行政区政策文本分析

失独扶助政策的目标包括维持基本生存、增进民生福祉、构建管理制度、营造舆论环境与促进社会融入五大目标。失独群体的个体性与结构性困境有不同层次的政策需求,政府部门需要灵活使用不同类型的政策工具,发挥社会政策的工具性效应,从而实现个体需求、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的政策目标。基于全国22个省级行政区失独扶助政策文本量化分析表明:政策需求维度中以满足生理和安全需求为主,爱与归属、尊重和自我实现需求欠缺;政策目标维度中以维持基本生存和增进民生福祉的目标为主,构建管理制度、营造舆论环境和促进社会融入等目标欠缺;政策工具维度中以命令型工具为主,激励型和系统变革工具为辅,劝告型和能力建设工具欠缺;从政策区域异质性来看,相较于东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中部地区政策文本结构在政策需求、政策目标与政策工具维度最为全面、多元与完善。未来政府应优化扶助政策的政策需求与政策目标,调整政策工具供给,促进政策公平性。

我国乡村教师政策工具的问题检视及优化方略——基于麦克唐纳与艾莫尔的分析框架

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作为一项系统性的教育民生工程,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环节,是深化教育改革的关键所在。基于政策工具视域,建立“乡村教师政策工具分类(X轴)—乡村教师队伍建设领域(Y轴)”二维分析框架,对21世纪以来我国乡村教师政策进行系统考察和计量分析,将有关政策内容划分为师德建设、师资补充、生活待遇、教师编制、职称评聘、城乡流动、能力素质、荣誉制度八大主题,将政策工具划分为命令型、激励型、能力建设型、系统改革型和劝诫型五大类型。通过研究发现,我国乡村教师政策体系初步确立,但部分建设领域政策供给相对缺失;国家相关部门联合颁布乡村教师政策,但参与主体聚类形式单一;政策工具组合类型多元,但系统化协作程度不高;政策工具使用重心迁移,但命令型工具的使用仍旧过溢。优化我国乡村教师政策,应该关注乡村教师队伍建设薄弱领域,完善政策供给体系;协同多方主体参与建言献策,实现决策正向“激励相容”;依循“整体-部分”建构理路,促进政策工具配置系统化、科学化;强化政策工具监管评估,兼顾长期效益和短期效益。

文旅融合政策创新体系研究——基于中央政策文本的“主体-路径-工具”三维框架分析

机构改革开启了文旅融合政策创新的新篇章,中央发布的文旅融合政策对地方政策创新和行业实践发挥“风向标”作用,但学界一般关注的是文化旅游政策,而非融合相关政策,也鲜少以一个立体化的研究框架去分析其结构和关联特征。文章以中央政策文本为例,构建了“政策主体-融合路径-政策工具”三维框架,研究有以下发现。(1)文旅融合政策创新主体以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及财政部等部门为主,发文方式独立创新为主、合作创新为辅。政策文件的主体属性包括单核、多核、单边等6种。(2)融合路径存在偏好性,以体制融合、业态融合和产品融合为主,其中,政策支撑、产业融合类型和高品质文旅产品等细分类别较为突出,其他路径政策内容相对较少。(3)政策工具的使用具有倾向性,以供给型为主、环境型为辅,需求型最少,其中,产业培育、目标定位、示范试点和公共服务是较为重要的工具类别。(4)文旅融合政策创新共有386条创新路径,提炼出6类典型政策创新路径。政策创新逻辑是以核心层部门为主,从体制、产品和业态等融合路径,调动供给型、环境型工具促进文旅融合。该研究进一步提出制定文旅融合专项政策、加强主体合作、优化融合路径和均衡政策工具4点政策优化建议,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高位推动、注意力配置与中国政策扩散模式——基于三个典型案例的比较分析

传统渐进模式和以政策爆发为典型样态的非渐进模式,共同勾绘出中国政策扩散实践的整体图景,但鲜有研究对二者的生成机理进行比较阐释。依循注意力基础观的“情境—过程—结果”逻辑进路,注意力视域下的中国政策扩散分析框架包含“高位推动—府际注意力配置—政策扩散”三大核心链条。多案例比较分析结果发现:由高位推动嵌入主导的“吸纳-辐射”过程,是诱致压力型体制下大规模政策扩散的决定性力量;受府际注意力配置机制驱动,地方源创新的竞争性政绩建构,实现了对上级注意力的有效吸引,高层注意力的纵向传导,催化下级潜在采纳者注意力的再分配与聚合,形构出“地方首创—上级吸纳推广—地方跟进采纳”的一般扩散路径。不同高位推动策略所蕴含的政治势能存在结构性差异,约束政策采纳议程设置的响应速度和集中程度,最终形塑出渐进或爆发的差异化政策扩散模式。

我国数字乡村试点的政策工具偏好及区域差异——基于全国72个试点县域的扎根分析

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建设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战略目标。自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数字乡村试点以来,全国各试点地积极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实践。已有研究或从乡村发展与变迁视角来阐释数字化建设对于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意义,或从数字治理视角呈现数字化驱动乡村治理的过程和机制,而较少关注“试点”政策本身,更缺乏政策工具的类型学归纳和分析。基于政策工具视角,研究对全国72个数字乡村试点县域的一、二手资料进行扎根分析,最终提炼出能力建设型、协同治理型和创新激励型三类政策工具,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数字乡村建设的“价值实践张力—动力机制—政策工具选择—政策目标实现”分析框架。研究表明,以政府主导为依托的能力建设型工具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在此基础上叠加协同治理型与创新激励型两类政策工具,共同促进数字乡村建设的纵深发展。具体而言,东部沿海及部分中部地区因其自身物质基础较好,偏重多种政策工具的组合运用,西部及东北地区则更偏好能力建设型工具的运用。然而政策工具的选取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情境的变化由单一转向动态化与多样化。本研究可为数字乡村试点的深入推进提供工具借鉴,也可为相关部门的决策提供参考。

与时俱进:我国国家层面开放科学政策分析

我国推进开放科学运动,需要完善国家层面的开放科学政策。文章运用Nvivo12Plus质性分析软件和扎根理论分析法,以我国国家层面出台的开放科学各实践维度政策为分析对象,通过三级编码进行量化分析,得到开放获取政策、开放数据政策、开放科学基础设施政策、开放科学保障政策和开放科学合作政策等五个方面主要内容。研究发现:我国开放科学政策具有政策制定与时俱进、政策制定主体不断延伸并向顶层转移、政策重点突出、政府部门政策为国家顶层设计奠定基础的特点,建议加强开放科学顶层设计、完善开放科学政策关键要素、通过政策引导建设统一的开放科学平台、健全开放科学保障与激励政策、完善开放科学合作政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粮食政策变迁与政策主体协同网络演化研究--基于1953-2022年政策文本的分析

[目的/意义]粮食政策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制度设计,研究其政策变迁历程及特征对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粮食政策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方法/过程]本文以1953-2022年发布的410份粮食政策为研究样本,运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理论,结合重要事件法,划分了粮食政策主题变迁的历史阶段,发现粮食政策变迁的相机组合模式。基于社会网络理论,利用政策文本计量方法,研究了粮食政策主体的协同网络演化特征。[结果/结论]研究发现:(1)我国粮食政策变迁的总体基调由“以取为主”向“以予为主”转变,调控手段由政府主导向市场引导转变,实施目标由数量安全拓展到数量质量并重;(2)粮食政策变迁呈现出由强制性变迁向诱制性变迁转变、激进式变迁与渐进式变迁交替呈现、调控手段路径依赖等鲜明特征;(3)粮食政策主体具有典型的“小世界”网络特征,协同的复杂性、协调性与全域性愈发显著;(4)“广度-强度”二维分析框架表明,政策主体协同网络先后呈现出分散型、局部集中型、“中心-边缘”型、“中心-极化”型、均衡多主体型的演化趋势,且核心主体地位趋向稳固。

中国稀土政策演进分析及评价研究

稀土是国家发展与产业升级的重要资源,建立完善的稀土政策体系至关重要。通过构建稀土政策分析框架,利用文本挖掘、社会网络、PMC指数模型方法,从稀土政策演进历程、政策关系网络和政策量化评价三个方面,对我国1985年至今发布的48项稀土政策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稀土政策演进分为4个阶段,其中规范稀土资源开采程序、整顿稀土市场秩序一直是我国稀土政策的核心;政策网络体系已初步构建,但政策间关联性较差,存在较多孤立政策,政策协同关系需要加强;政策总体设计较为合理,但在激励措施以及效力级别等方面略有不足。最后,针对我国稀土政策的特点及存在的不足提出了优化与完善建议。

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减负政策量化分析

按照政策从发布到贯彻执行、再到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问题以出台更多的政策,据此形成一个政策阶段的原则,并以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减负政策数量的突然变化及义务教育阶段标志性减负政策文件的出台等为时间节点,将2014—2022年间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减负政策的发展分为3个阶段。通过构建政策工具-政策执行主体二维分析框架,对在此期间颁布的29项学生减负专项政策进行编码分析。结果发现: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减负政策的政策工具结构不科学,主要表现在象征和劝诫工具使用过多、能力建设工具和激励工具使用较少等方面;不同政策执行主体的政策供给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涉及政府的政策过多、涉及学校和家长的政策总量偏少、涉及培训机构的减负政策有待优化等方面。因此,应进一步调整政策工具结构并针对不同政策执行主体调整政策供给安排以促进减负政策落地。

中国旅游电商政策的演进与发展趋势

以186份中国旅游电商相关政策文件为研究样本,综合使用政策计量、数据分析和人工判读等方法,全面梳理了中国旅游电商领域政策发展历程及演变特征,为今后更好地制定相关政策、促进旅游电商经济发展提供启示和借鉴。结果发现:中国旅游电商政策演进大致可分为4个阶段,分别是2001—2008年萌芽期、2009—2014年起步期、2015—2019年上升期、2020年至今成长期;旅游电商政策主要内容包括在线旅游企业和平台监管、扶贫语境下乡村旅游电商发展、智慧旅游和电商促产业发展等三大类,整体呈现出发文主体多方参与但合力不足、发文主题与时俱进并不断丰富等特征。未来需要在电商行业市场秩序监管、数字文旅产业创新、业态融合力促部门深化合作、乡村振兴配套政策支持等方面增加政策关注。

短视频平台公共政策传播的信息框架效应——基于“双减”政策的视频内容分析与实验

[目的/意义]短视频作为新兴的互联网信息表达方式,已逐渐成为政策传播的重要工具。探索短视频平台在公共政策信息传播中的效力以及受众采纳意愿,有助于提升公共政策传播效果。[研究设计/方法]以“双减”政策为例,根据框架效应理论和信息采纳理论,通过内容分析法归纳总结短视频平台中“双减”政策信息框架的组织方式,同时分析不同政策信息框架对传播效果的影响;此外,采用在线控制实验法验证了不同政策信息框架对受众采纳意愿的影响。[结论/发现]在短视频平台中有近四成的信息使用了目标框架,其中损失框架居多,多数采用集体主义视角和非叙事陈述方式;目标框架、文化框架、叙事框架对受众的评论、转发、点赞意愿并未产生显著影响;双减政策信息中,损失、收益框架,集体、个人主义价值观以及叙事和非叙事要素都能增强受众的采纳意愿,并且目标框架与文化框架之间存在交互效应。[创新/价值]研究结论对于政策宣传部门及相关政府机构优化政策传播策略,提高传播效果具有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