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学习视角下“对标先进找差距”运行模式研究——以安徽省“对照学习沪苏浙”为例

作为一种政策学习行为,“对标先进找差距”通过借鉴先进地区的成功经验,能够明确改进方向,推动本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从政策学习的多向维度来深度剖析安徽省“对照学习沪苏浙”行动,在启动机制上,该行动遵循权威逻辑、竞争逻辑和发展逻辑;安徽省主要将自身定位为沪苏浙的“追随者”,明确的角色定位能够提高政策学习的效率;该行动的学习过程包括政策信息收集、处理和运用三个阶段;在学习结果方面,该行动同时导致了学习主体的行为和认知改变。该行动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在建立常态化的全面学习机制、采取清单化和闭环式的工作方法、树立开放的学习思维等方面,为区域一体化背景下的省级政府之间的政策学习提供了经验启示。

调而不适:政策学习的目标替代机制研究——基于科技创新券政策的案例研究

政策调适通过知识整合和政策学习等机制,实现政策对象清晰化、政策工具精准化和政策目标明确化,是对政府治理复杂政策及其执行问题的适应机制。但是,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科技创新券政策调适过程,却呈现出目标替代的非预期结果,从而导致调而不适的政策现象。研究区别于现有研究将政策目标替代归因于科层组织中层级关系带来的利益冲突,立足于政策过程理论本身,基于政策学习理论,引入政策知识生产概念,构建政企双向学习合作知识生产路径,分析科技创新券政策过程中目标替代结果的形成机制。研究采用案例分析方法,选择科技创新券政策这一政企互动的典型案例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技术创新活动的特性,决定科技创新券政策属于高知识密度和高风险密度耦合的政策类型,政策学习指向新的政策知识生产,形成政企双向学习合作知识生产路径,政策知识生产不足,导致目标替代的消极结果。研究提出政策学习过程中的政企双向学习和知识生产,通过引入企业这一主体的政策学习过程,为政策目标替代的形成机制提供新的解释视角。此外,研究重点关注了高知识密度和高风险密度耦合的技术创新补贴政策,以期为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系列政策实践提供参考。

中国房地产政策演进韧性及其生成逻辑——基于政策学习与政策变迁的整合式分析框架

房地产政策变迁是中国经济转型和社会变革的缩影。然而,现有文献侧重于从经济学视角探析房地产政策的调控与效果等,房地产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解释不足。对此,本文提出“政策演进韧性”的概念,构建一个政策学习和政策变迁的整合式分析框架,力图刻画我国住房市场化改革以来房地产政策演进韧性并揭示其生成逻辑。研究发现:(1)我国房地产政策经历了改革起步、住房市场化调控、住房市场与民生并重、租购并举四个阶段的变迁,其演进韧性依次呈现为转型态、适应态、优化态和强化态,不同阶段的政策转型力与适应力虽有所差异,但总体不断增强。(2)环境刺激、经验汲取、政治势能以及自我建构推动了政策主体的学习行为,进而形塑了房地产政策演进韧性。(3)中国房地产政策变迁总体上表现为“全体人民住有所居”的政策理念引导政策调整、多方向与混合式的政策学习促进政策创新、渐进式政策变迁保持政策稳定等特征。

我国政府在萨斯危机事件中的政策学习能力透视

政策学习能力是一个政府公共政策决策过程的重要影响因素。文章剖析了政策学习的内涵与模型 ,阐释了政策学习能力的构成 ;通过对世界各国 (地区 )应对萨斯危机的政策梳理 ,透视我国政府处理萨斯危机的政策学习能力四个方面 ,即政策信息化、法制化、社会化和国际化的能力。以此为依据 ,归纳出提高我国政策学习能力的四条路径。

政策学习与特色小镇政策发展——基于政策文本的分析

特色小镇作为一项地方政府的政策创新成果,经过政策扩散和政策推广迅速在全国掀起政策实践的热潮。通过案例分析可以看出,自下而上和渐进式的政策学习是推动特色小镇政策得以发展的重要机制。中央政府对地方特色小镇政策创新的认可与鼓励,更加坚定了地方政府进行自主探索和创新的信心。未来,创新必然会不断活跃在政府治理社会问题的舞台上。面对地方政府的政策创新,中央政府一方面要积极扮演起"学习者"的角色,对地方政策创新及其取得的绩效进行科学的评估,判断该政策是否具有推广价值;另一方面则要发挥好"掌舵人"的作用,在统筹全国各地实际情况和区域差异的基础上,通过中央政府自身的政策创新对地方政府已有的政策进行调整和完善。

政策学习:理解政策变迁的新视角

政策学习作为解释政策变迁的一个较新的视角,在理论建构和经验研究上尚有很大空间。政策学习源自公共政策研究领域;随着学习在全球范围内日益被重视,政策学习概念也不断变迁。政策学习理论应用于社会政策研究中,将为丰富社会政策理论、分析政策的形成和变迁过程、增加决策合理性和政策效率作出贡献。社会学习理论对中国的社会政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对政策过程和政策机制进行深入探索,并且有助于推动中国的社会政策从被动适应向主动调适变迁。

政策学习与政策创新:中国碳排放权交易的案例分析

政策学习是政策创新的核心机制,它具有过程性、系统性、整合性等特征。新政策的知识密集程度及其与既有政策的接续关系决定了学习的难度和成本。碳交易是一项复杂的政策系统,我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省市的政策创新经验表明,密集学习和学习机制的创新对该项新政策的发展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随着碳交易工作进入到实际操作阶段,需尽快转变学习方向,构建全新的政策学习模式。

“医改”的政策学习与政策工具--中国公立医院改革与新加坡经验

中国正在进行的公立医院改革应该立足中国实践基础,更多借鉴亚洲国家的改革经验。比较政策分析应该导向更有效的政策学习。新加坡1980年代开始的公立医院改革,与筹资改革相配套,以公司化为主要内容,在保证政府对医院产权所有的基础上,采取一系列政策工具,重组医疗领域的各种激励机制。在财政投入方式、供方支付方式、法人治理机构、政府监管方式和信息披露机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值得中国借鉴。新加坡的经验说明,对于医疗服务这个存在天然性市场失灵的领域,要达致资源合理配置,让市场发挥作用,必须以增强而不是削弱政府的调控力为前提。政府应在保持公有产权和必要财政投入的基础上,合理运用各种政策工具。

政策学习与政策变迁:以人才住房政策为例

近些年,我国许多地方政府推出了针对绝对收入并不低的人才群体的支持性住房政策,意味着中国公共住房政策的目标群体发生重要变化。这一现象尚未得到学界充分重视和解释。公共住房目标群体的变动反映了政策目标的变化,对政策范式变迁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政策学习和政策范式研究,文章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并利用人才住房的案例进行了检验。基于在代表地区进行的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研究揭示了地方政府是如何通过上下互动、前后互动和地方互动三种学习路径,以及信息获取、信息处理和信息运用三个阶段的学习过程,出台了针对人才群体的住房政策。厘清地方政府的政策学习过程和路径,有助于理解外部和过去的政策经验如何影响和塑造中国的公共住房政策,可以推动中国社会政策从被动适应走向主动调适,对理解地方政策过程具有启示意义。

政策学习:推动政策创新的新工具

政策学习是政策创新的基础。影响政策学习的主要因素包括政策网络结构、上级政府、政府间竞争、社会公众与本土化资源。推动政策创新的关键是推动政策学习的发生,为此,有必要构建开放型政策网络、建设政策协商机制、建设政策学习的动力机制、完善政策移植机制等政策学习机制。

治理现代化目标下地方政府政策学习成败分析——基于政策工具与社会冲突两种类型比较

学习关系到人类行为的进步,政策学习关系到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地方政府在治理过程中必须进行政策学习才能适应市场和社会的发展需求。从政策学习动力机制分析,地方政府政策学习可分为两种类型:基于内生驱动的政策工具和基于外部压力的社会冲突。在学习意愿和结果二维分析框架中,政策工具型政策学习以治理工具为主,内容更丰富,结果较好;社会冲突型政策学习以邻避抗争为主,内容较为单一,结果较差。从根源来看,二者分别来自凝闭型政策体制的"凝聚力"和"闭合性";从机理来看,分别依托内部市场化和委托-代理机制;从特征来看,分别体现渐进应对和突发应对;从结果来看,分别导致常规政策变迁和非常规政策变迁。在新时代背景下,城市政府要树立政策工具治理思维,客观认识政策变迁周期,理性对待政策学习机制,始终坚持政府掌舵下的市场化改革,大力推动政策体制从"凝闭"向"迎臂"转变,不断满足民众向往和追求美好生活的需求,从而激活地方治理体系,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

政策学习的障碍及其超越 以中国国家饮用水标准为例

本文通过对政策学习理论的梳理,借鉴了Latour的联结社会学的概念,对政策学习的社会性作了拓展,并将政策学习的问题定义为政策相关的行动者网络和异质性理念的共同演化。作者认为,在政策学习的过程中,随着网络联结的固化和知识集合稳定为"共识",政策学习的障碍也由此"共生";相反,由处在不同网络联结关系中行动者的个体学习所引发的多样性的"失衡",也为政策学习障碍的超越奠定了必要性的基础。本文进而以中国饮用水标准20年演变过程为例,验证了政策学习障碍的生成及其超越的机制。作者认为新标准的推出是在新的行动者加入的情况下原有的"环保"问题被转译成"公共安全"问题所致。同时,反思了饮用水标准本身被20世纪70、80年代和21世纪两次标准化繁盛时期边缘化的原因。最终针对标准执行过程中"公共"贯彻的不彻底以及没能透彻的理解"安全"的含义等社会体制方面的阻力,揭示了新饮用水标准在执行中可能面临的深层次困难。

中国互联网内容监管的变迁轨迹——基于政策学习理论的简单考察

十余年来中国政府主导的互联网内容监管政策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时间维度上监管力度渐强,在空间维度上监管范围渐广,在技术维度上监管措施渐多。早期面对新生事物时的迷惘混乱已被克服,整体思路开始明晰。监管政策的变化,体现了明显的政策学习痕迹。

政策学习视角下农村扶贫政策演变的内在机理研究

政策学习是由内生学习、社会学习和政治学习构成的复杂、多维和多层的结构体系,将其应用于分析农村扶贫政策的过程,可揭示出这一政策演变的内在机理。内生学习确保了精准扶贫政策吸纳前两个阶段政策的有益经验,同时对其带来的不足和弊端进行矫正,使得政策内容和执行方式更加科学化;社会学习促使政策行动者对贫困问题的理解更加明晰、多维和深入,并通过学习机制反馈到扶贫政策的各个方面,促使政策内容、执行方式、资源供给、参与主体等方面发生重要变革,构成政策演变的核心;政治学习则聚焦农村扶贫政策释放的政治意涵、时代价值和责任认定,并伴随政党资源调动、监督考核和惩戒机制等过程,使政策的内涵变得更为丰富,外延持续扩大。总之,内生学习和社会学习使得扶贫政策的科学化和系统化得以显著增强,而政治学习促进了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集体行动,显著提升了扶贫政策的效能。

政策学习视角下地方科技政策与气候政策协调——以武汉为例

政策学习是政策变迁的主要动力,政策协调实际上是政策参与者通过政策学习实现政策融合的过程和结果。中国地方公共政策不协调的情况比较普遍,其中科技政策与气候政策的协调问题具有代表性。运用政策学习的理论框架,分析武汉市低碳试点中科技政策和气候政策的学习历程,发现武汉政策参与者的学习主要是对外部经验的学习,尚处于初级阶段,学习的平台也比较欠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构建政策网络,促进政策信念的学习,创新运用政策工具,开展低碳技术政策评估。

互联网金融的联盟冲突与监管政策学习——基于倡议联盟框架的分析

伴随着云计算、移动支付、搜索引擎和即时通讯等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互联网金融呈现出爆发式增长趋势。有人形象地将2013年称为"互联网金融元年"。互联网金融日新月异的创新与变革,对我国经济金融发展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但也对金融监管方式和政策提出新挑战。如何强化互联网金融监管,做到既充分包容创新又确保监管到位是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而倡议联盟框架理论(ACF)为研究互联网金融政策变迁和学习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基于倡议联盟框架理论,本文通过阐释互联网金融的兴起与破坏性创新理论,以促进互联网金融监管政策从"适应性调整"向"主动调适"变迁为目的,深入探讨互联网金融的联盟冲突与监管政策学习。

关于政策学习的理论探索

一、政策学习的研究源起：与创新理论的互动共进 政策学习,顾名思义,就是以政策作为标的,通过学习的方式进行知识交换和经验分享。关于政策学习与创新之关联的阐述,可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

APEC科技创新合作中的联盟冲突与政策学习--基于倡议联盟框架理论

APEC科技创新合作对于推动亚太经济社会可持续均衡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根据倡议联盟框架理论,认为APEC成员由于不同的信念体系构成三类倡议联盟,并存在联盟冲突,进而导致APEC科技创新合作进展缓慢。政策学习是化解联盟冲突的重要途径。基于冲突程度、问题可分析性、专业论坛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发现当前APEC科技创新合作中联盟政策学习的可能性不足,进而从明确信念、义利兼顾、增进沟通三方面进行建议以促进联盟政策学习、提升合作成效。

基于结构功能视角的地方政府非常态政策学习行为研究

基于AGIL分析图式建立非常态政策学习的结构功能分析框架,探讨危机情境下地方政府的政策学习行为及其运作逻辑。可以发现,地方政府的非常态政策学习行为是有其内在结构的行为系统。作为系统功能的载体,适应系统保障政策学习与危机情态的无缝衔接,目标系统规定政策目标的选取和实现程度,整合系统确保学习行为与总体部署的良好嵌合,维持系统构建支撑政策学习长续运作的价值体系。四重子系统在其结构位置上协同作用,形塑着非常态政策学习的具体样态,使其呈现出自主与被动并存、创新与模仿交织的复杂面貌。

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学习:以城镇土地使用政策变迁为例

在有关中国改革的研究中，政策学习是一种具有潜力的分析视角。然而在当前关于政策学习的相关研究中，不管是概念定义还是研究框架都难以很好地适用于中国的实际情况。此外，实证研究中经验证据的获取存在很大的难度，这也是制约相关研究的瓶颈。本文尝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发展适用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实际情况的政策学习的概念和研究框架，并且以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土地使用政策变迁为案例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土地使用政策体系的建立过程是一个典型的“变革愿景引导之下的目标与技术手段共同演化”的政策学习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