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风险管理视角的公共政策风险评估及应对

近年来,伴随着社会发展进步的步伐,公共政策在我国社会发展进程中日益成为体制改革、经济增长和国家转型的路径手段和依赖工具。本文基于风险管理的基础和视角,对我国公共政策的风险评估作了相关概述,分析了当前公共政策风险评估实行的现实必要性,思考了公共政策风险评估的流程,并以此为基础探讨后期政策风险的关注点,进而探索我国公共政策风险有效的应对策略。

风险偏好还是风险规避?政策风险差异在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作用

针对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风险偏好”问题,基于组织学习理论,构建关于政策风险差异与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并阐释制度质量和经济依赖的调节作用。然后运用拓展的引力模型,基于2009—201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政策风险差异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负向影响,制度质量和经济依赖能够明显弱化政策风险差异的不利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发展水平较高东道国、与中国政治关系不够密切东道国以及中国援助较少东道国,政策风险差异的负向影响尤为显著。因此,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仍具有强烈的风险规避动机,其投资区位更倾向于选择与母国政策风险差异较小的东道国,同时也会综合考虑东道国制度和发展水平以及双边政治和经济往来而做出系统性决策,这对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具有启示意义。

公共政策风险识别系统研究

公共政策是政府根据特定时期的目标,在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综合、分配和落实的过程中所制定的行为准则。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存在着来自于政策系统内部以及外部环境的风险因素,从而影响公共政策的实施效果。在这种背景下,本文阐述的公共政策风险识别系统为进一步对公共政策过程的风险进行评价和控制奠定了基础。

关于三峡移民的政策风险初探

政策风险是与政策相关的风险,是政治风险的表层,包括政策的制定、实施与变化的影响,政策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变化是正常且必须的,但这一变化过程中的成本补偿分担又会产生新的矛盾。对三峡移民的政策风险的具体表现如两个调整进行了分析,认为政策风险的实质是社会经济风险的转移,三峡工程的长周期使得政策风险更加明显,从而影响了移民的预期,缓解政策风险不仅要求一定的补偿,而且要求尽早行动。

浅议房地产开发的政策风险应对

随着房地产业在我国的飞速发展,一些社会问题日益凸显,为了遏制房地产价格的非理性上涨及房地产投机活动的盛行,国家从2003年开始加强了对房地产业的宏观调控力度。文章分析了现阶段我国房地产开发面临的政策风险,并提出了开发商应对政策风险的建议。

上海自贸区离岸银行税收政策风险的法律控制

上海自贸区作为我国推进金融改革的新型发展模式,其离岸银行业务的税收政策在施行中可能会产生离岸银行业务优惠税制与我国现有税制的冲突、"税收洼地"导致"黑色经济"滋生、征管程序中出现"法律真空"地带等法律风险。而中国香港、新加坡离岸银行业务税收监管制度则体现出了低税负、高效征管的特点,有鉴于此,自贸区在对离岸银行进行税制创新时应当以税收政策的法定化、统一化为最终目标,协调境内关外离岸银行优惠税收制度与境内税制改革,建立离岸银行的国际化税收征管制度,以控制自贸区离岸银行业务税收政策的法律风险。

我国企业“走出去”中的政策风险防范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为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和利用境外资源,提高国际竞争力,我国企业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由于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起步较晚,缺少跨国投资与经营的丰富经验,在“走出去”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遭受到各种风险。其中,“政策风险”是企业在“走出去”中遇到的最大风险。分析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政策风险类型以及遭遇政策风险的原因,并提出有效防范政策风险的措施,无疑将对促进我国企业成功“走出去”发挥积极的作用。

复杂性视野下中国转基因政策风险区别组合管理

长期以来,公共政策理论与实践中潜在地存在着将公共政策简单化处理的倾向,这一做法忽视了政策系统内、外部的多样性、差异性、可变性等特点。本文试图摆脱这种传统,将复杂性思想引入转基因政策风险管理中,分析转基因政策系统的复杂性类型、根源以及中国转基因政策面临的风险。最后,引入威廉姆森的区别组合思想,提出对复杂的转基因政策风险进行区别组合管理,指出理想的转基因政策风险区别管理机制的基本构成,以期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中国转基因政策风险管理有所贡献。

基于Hilbert-Huang变换的金融收益政策风险因子识别方法

针对政策可能对金融收益产生风险问题,提出了基于Hilbert-Huang变换方法的政策风险因子识别检测方法。通过经验模态分解,Hilbert-Huang频谱分析得到金融时间序列的时域和频域特征,通过与量化处理后的政策进行匹配得到政策产生的异常波动情况,从而实现对政策因子风险的识别与处理。研究结果对于探究宏观政策对金融收益的影响具有重要参考意义。最后以国家房地产调控政策与地产指数为算例,发现本研究提出的方法识别精度高,具有非常好的应用前景。

货币政策风险与不确定性的统计学分析

货币政策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包括政策环境的变化,政策规则的制订,政策目标的实现及模型、变量的设定等方面,从统计学角度来看,可划分为归纳、演绎、简化三类问题,其中简化方法对于解决货币政策难题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贝叶斯方法在处理货币政策不确定性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中央银行及货币政策所面临诸多挑战与改革问题,根据历史发展的规律与经验,借鉴国外的相关经验,深化我国货币政策改革,对实现国家的特定经济目标与中介目标,以及宏观经济的健康运行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论政府的政策风险防范能力建设

政策系统的内部和外部环境中都存在着一些风险因素,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难以做到完全规避风险,而政策风险会给国家和社会带来负面效果,认真分析政策风险产生的原因,从系统管理、信息管理、风险管理、法制等各个层面和角度加强政策风险防范能力建设是有效之举。

风险沟通视角下重大民生政策风险评估公众参与研究

风险沟通作为一种随着风险社会发展出来的治理工具,是风险社会里人们应对风险的有益方式,也成为多元主体进行社会治理、促进社会良性运行的有效手段。重大民生政策风险评估离不开社会公众的参与,公众参与政策风险评估的过程亦离不开对风险问题的沟通。在分析程式化的风险评估机制给我国重大民生政策风险评估所带来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应从加强风险信息的交流与整合、社会参与渠道的建设与拓展、政策风险议题的管理、整体风险评估框架的构建等方面来促进重大民生政策风险评估中的公众参与,使整个重大民生政策风险评估能够更加科学。

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的机理探索——美国两次次贷危机启示

本文运用案例分析的方法,比较分析了美国1998年和2008年两次次贷危机的差异,从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的角度,以银行被动风险承担和主动风险承担的内在机理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了宽松货币政策对银行的风险识别能力(被动)和风险承担意愿(主动)的影响,认为宽松货币政策条件下要高度警惕金融体系的过度顺周期性,并建议中央银行要充分考虑宏观审慎监管与货币政策的协调与配合。

房地产开发经营货币政策风险及其应对研究

为保持房地产业的平稳健康发展,我国政府从2003年开始逐渐加大对房地产业调控的力度。其中主要采用的是货币政策。中央银行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以及通过货币供应量来调节利率进而影响投资和整个经济以达到一定经济目标的行为就是货币政策,它与财政政策共同成为国家进行总需求管理的两大基本经济政策。本文着重对房地产开发经营的融资现状以及2003以年来国家出台的货币政策给房地产开发经营带来的风险展开分析,探讨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积极应对货币政策风险的对策。

基于动态博弈的矿业投资政策风险研究

在矿业市场中,地方政府既是矿业市场的管理者和监督者,也是独立的利益主体,与矿业投资者产生利益争夺,这就造成了政策上的不确定性,给矿业投资者带来政策风险,而投资者可采取的防范政策风险的对策非常有限。文章运用博弈论工具分析了地方政府与矿业投资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构建了动态博弈模型,探讨了不同类型的政府所选择的均衡策略,解释了管制型政府作为利益主体有积极性通过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给矿山企业以较大的政策风险来获得好处这一事实。文章还提出了矿业投资者防范政策风险的一个基本对策,即安排客户、银行、保险公司以及其他权力部门等多方参与进来,并通过博弈模型对该对策进行了分析。最后对肯尼科特公司在经营智利铜矿中规避政策风险的案例进行了分析,通过实例证明了该对策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从大学“债务门”看我国高等教育的政策风险

随着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高教事业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与此同时,办学条件与教育发展之间的矛盾也日益突出,高校在财政资金和自筹收入不能满足建设需求的情况下,大量利用银行贷款,加大了高校的财务风险。因此,正确分析高校财务危机中的政策风险,寻找防范政策风险的对策,对促进高校的健康快速发展十分必要。

我国积极财政政策风险及其防范

积极财政政策实施近 3年来 ,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其风险也逐渐凸现出来。在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的同时 ,应积极有效地防范财政政策的风险 :一是在积极财政政策目标上要从片面追求年度经济增长转移到确保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上来 ;二是积极财政政策着力点应从拉动需求转移到改善供给上来 ;三是对财政政策工具的运用必须注意协调配合 ,同时要注意财政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及经济制度的密切配合 ,并处理好财政政策作用与市场机制作用的关系。

积极财政政策风险的化解

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手段重心从货币政策转向财政政策后,已经取得刺激经济的效应.但对扩大国债规模的看法存在极大的分歧.如果对这一问题缺乏共识,既会影响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又可能对财政政策的风险掉以轻心,本文拟作探讨如下.一、对国债发行风险指标的解释与认识目前对1998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中扩大国债发行规模的不同看法是,一种认为我国国债发行规模已超过财政可承受的限度,必须高度警惕并尽快缩小规模;另一种认为发行规模有很大空间,继续扩大并不可怕.这是对国债发行风险指标的不同理解引起的,这些指标主要涉及到四个,有的文章把它们归为两类:

我国财政政策风险分析

结合近年来政府财政活动的主要特点和所推行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一般效果 ,对可能涉及的主要政策风险进行了初步分析。在对财政政策风险控制的一般原则进行说明后指出 :即使在财政过程中不可能零风险地推行以总需求管理为目标的审慎财政政策 ,但政府只要严格遵循科学的预算管理规则并精心组织其各项财政活动 ,规避和化解政策风险还是可能的。

“村镇合并”政策风险分析

本文通过对“村镇合并”的实际效果与理论设计效果之间的差距的分析，探讨 实行“村镇合并”可能产生的政策风险，并提出解决风险的合理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