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乡村教师政策的历史回溯与发展进路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乡村教师政策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政策现象、政策问题、政策价值负载等三个维度解读,意境显著不同。未来的政策设计应重新划分乡村中小学教师专业成长的阶段,强化乡村教师职前培养的乡土化模式,进一步完善乡村教师补充政策、评职评优的制度设计和培训的政策设计,持续优化乡村教师政策的呈现方式。

我国乡村教师政策工具的问题检视及优化方略——基于麦克唐纳与艾莫尔的分析框架

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作为一项系统性的教育民生工程,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环节,是深化教育改革的关键所在。基于政策工具视域,建立“乡村教师政策工具分类(X轴)—乡村教师队伍建设领域(Y轴)”二维分析框架,对21世纪以来我国乡村教师政策进行系统考察和计量分析,将有关政策内容划分为师德建设、师资补充、生活待遇、教师编制、职称评聘、城乡流动、能力素质、荣誉制度八大主题,将政策工具划分为命令型、激励型、能力建设型、系统改革型和劝诫型五大类型。通过研究发现,我国乡村教师政策体系初步确立,但部分建设领域政策供给相对缺失;国家相关部门联合颁布乡村教师政策,但参与主体聚类形式单一;政策工具组合类型多元,但系统化协作程度不高;政策工具使用重心迁移,但命令型工具的使用仍旧过溢。优化我国乡村教师政策,应该关注乡村教师队伍建设薄弱领域,完善政策供给体系;协同多方主体参与建言献策,实现决策正向“激励相容”;依循“整体-部分”建构理路,促进政策工具配置系统化、科学化;强化政策工具监管评估,兼顾长期效益和短期效益。

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乡村教师政策文本研究

基于政策工具和政策目标二维分析框架,对2015年后东、中、西部地区先后发布的《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实施办法》分析发现:东、中、西部地区的政策工具总体分布趋同,以权威工具为主且各政策工具的子类型主次分明;政策目标比例分布基本均衡;不同政策工具的使用主要受政策目标的影响,以组合搭配为主。对2015年国务院《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和东、中、西部地区实施办法的对比发现:各地区积极贯彻国务院政策精神,结合本地实际,在政策文本形式和内容上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创新。对2015年国务院出台的《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与2020年教育部等六部门发布的《关于加强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的对比发现,不同的政策工具、政策目标所占比例分布的样态基本一致,均在“下得去”下功夫最大,能力建设工具均全部用于“教得好”;2020年教育部等发布的政策更加强调乡村教师主体地位,政策工具结构走向多元,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由“输血”走向“输血+造血”的内涵式发展。基于此,将乡村教师政策嵌入宏观生态系统、政策循环系统、政策工具操作系统进行多维度分析,为乡村教师政策工具和政策目标的配置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教师政策执行力的内涵、特征及功能

教师政策执行力是落实教育相关政策的关键,对于提高教育政策效能具有重要意义。教师政策执行力是指教师在落实教育相关制度、政策和法规的过程中,有效结合教育实际,主动内化政策思想、目标、内容,并将其转化为有效行动的综合能力。教师政策执行力表现出强制性与自觉性相统一、动态性与整体性相统一、专业性与综合性相统一、实效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等特征,其具有联结教育政策与实践、引导教育实践发展方向、整合教育政策执行资源、平衡各类教育关系和反促教育政策革新等功能。

澳大利亚幼儿教师政策发展的新图景——基于《塑造我们的未来:实施和评估计划》的分析

幼儿教师是影响各国幼儿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为进一步提高幼儿教师培养质量、缓解幼儿教师供需矛盾严峻态势、推动幼儿教育高质量发展,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推出了《塑造我们的未来:实施和评估计划》。该计划从幼儿教师人才培养和人才留用两个方面着手,从源头上解决幼儿教师“引得进、育得专、教得好”等关键问题,以及从根本上解决幼儿教师“留得住、做得久”等核心问题。为此,围绕该计划澳大利亚教育部门针对幼儿教师进行了一系列政策部署:出台多种激励举措,简化教师注册流程;开发多种类型课程,进行全阶段培训;实施在线微认证,拓宽职业路径;增加财政投入,改善职业环境;推出心理健康项目,建立学习社群。这一系列政策体现出供需平衡、双向提升、协同融合、共融互促、相互融通等特点,有助于促进幼儿教师专业成长、提升幼儿教育质量。该计划虽然施行仅1年时间,其成效还有待检验,但对我国建设幼儿教育师资队伍、解决幼儿教师“引、育、留”等问题仍具有启发意义。

改革开放40年教师政策体系演进

改革开放40年,我国教师队伍建设取得巨大成就,这得益于以政策为先导,建立日渐完备的教师政策体系,并将其切实贯彻落实。经过40年的努力,我国建立了教师政策体系中的总政策、基本政策和具体举措的纵向结构,形成与世界接轨,包含教师教育政策、教师招聘与就业政策、教师工作量与专业自治权政策、教师专业发展政策等教师政策体系的横向结构,并通过补短板的方式,不断充实幼儿园教师、农村教师、特殊教育教师政策体系,为新时代加速教师政策具体落实,加强教师政策体系的评估、监测和督导夯实基础。

短板下的聚焦:乡村教师政策演变分析——基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实施十年的思考

乡村教师是教师队伍建设的短板。十年来,我国政府不断补足政策短板,乡村教师政策聚焦于村庄学校、教学点教师,再进一步深度聚焦于最薄弱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国家级贫困县、“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的乡村教师。通过细化补充、强化保障、优化管理和深化质量等多方面不断加强乡村教师政策体系建设,有效缓解了乡村教师“下不去、留不住、教不好”的问题,为提高乡村教师质量,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打下坚实基础。但乡村教师政策仍有缺失,尚需进一步以调查、监测手段,夯实政策改进的研究基础,并彰显教师政策制定的乡村立场。

“十二五”期间我国教师政策计量分析与前瞻——基于政策工具视角的文本计量研究

基于政策工具视角,以基本政策工具类型为横向维度,以教师政策要素为纵向维度构建二维分析框架,采用文本计量方法,分析"十二五"期间国家层面出台的57项教师政策。研究发现,政策工具的使用频次表现出明显的类别化特征。"十二五"期间,我国教师政策工具组合和要素结构不断完善,政策体系初步形成。但命令工具使用过溢,激励、能力建设、权威重组工具使用不足;教师聘用、解聘和权益保障等政策供给相对不足;教师编制、职称政策存在冲突与矛盾。建议在后续政策制订中以权威重组工具为抓手,调整部门职责权力,从根本上消解教师编制、职称政策的内在冲突;加强权益保障、聘任等薄弱环节的政策供给,不断完善教师政策体系;立足我国层级治理的本土政策实践,加强各级政府政策执行机构和人员能力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教师政策的演进与改革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教师政策经历了三次主要变革:第一次是以民办教师为中心的政策建构,第二次建构是"民转公"教师和师范生毕业分配制度为中心的政策建构,第三次是以城乡统一统筹,向农村倾斜为政策方向和目标的政策建构。从近几年的实际效果分析,此次建构并未改变农村教师补充困难,队伍流失严重的问题。农村教师政策下一步调整应坚持城市农村分别建构的政策取向,以农村现有的基础和条件为依据,从补充、待遇、职称、编制、培训方面着手建构适宜于农村实际和需求的教师政策体系。

标准·绩效·协同——21世纪初澳大利亚教师政策的核心

进入21世纪,澳大利亚政府出台一系列旨在"提高教师质量与积极性"的政策与措施,其核心为标准、绩效与协同。"标准建设"是教师专业化与质量保证的基点与标杆;"绩效激励"是提升教师士气与积极性的触点与催化剂;"协同合作"是推动教师专业发展与队伍内部质量均衡的孵化器。

特岗教师政策合理性审思

特岗教师政策是农村学校师资问题的一项新政策。审思特岗教师政策的合理性,实际上是针对特岗教师政策中不利于教师发展的甚至阻碍教师发展的不科学之处不断优化政策的过程。从政策角度反思教师发展,是从根源处找出制约教师发展瓶颈,目的是为了教师更好地发展。合理性特岗教师政策应当是教师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教育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乡村教师政策发展的特点、问题及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教师政策发展呈现出政策变迁由调整恢复向全面深化逐步转变、政策取向从独立单一到综合灵活日趋完善、政策对象由隐性到显性渐渐凸显的特点。但是尚存在政策制定向乡村教师倾斜缓慢且实施操作泛而不精、政策措施缺乏延续性且顾此失彼未能整体推进、政策缺少追踪评估不利于适时调整等问题。现阶段,乡村教师政策处于重要调整转折期,要加大乡村教师政策倾斜力度,确保实施操作更为精准;保证乡村教师政策延续性,协同各项政策整体推进;完善政策追踪评估机制,促进政策适时改进;探索基于大数据的乡村教师政策决策支持等,引导和促进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推动乡村教育事业发展。

我国地方普惠性民办园教师政策分析及其启示

国内有关普惠性民办园发展的地方政策探索主要有两种路径:一是通过普惠性民办园管理政策保障教师队伍建设,二是直接为普惠性民办园教师队伍建设提供财政支持。两种路径的政策开发重点都优先放在教师待遇的保障上。地方政策探索带来的启示有:政府对普惠性民办园的财政投入不应只用于办园,更应用于支持教师队伍建设;教师队伍建设应"政策投入"与"财政投入"并举;应"待遇""质量"两手抓;应打破教师队伍的"身份制"管理,保障合格教师的合法权益;政府提供财政支持的前提应是普惠性民办园的"非营利性"。

我国新时期的农村教师政策评析

农村教育是我国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农村教育，其关键在农村教师队伍的建设。由此，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为促进农村教师队伍的健康发展，党和政府始终十分注重对农村教师政策的制定、调整和完善工作。

我国现行幼儿教师政策的“身份制”特征表现与成因分析

我国现行幼儿教师政策在教师管理方面具有明显的"身份制"特征,其对幼儿教师队伍的影响表现在:民办园教师未能享有与公办教师同等的法律地位;农村幼儿教师的"教师身份"得不到认可;其他非公办幼儿教师权益未得到有效保障。"身份制"政策形成的原因主要是"公办优先"的发展战略导致非公办幼儿教师遭遇不公平的待遇;"城市优先"的发展战略导致农村幼儿教师遭遇制度性歧视。要建设一支高质量的有活力的幼儿教师队伍,就必须打破"身份制",探索能够真正实现幼儿教师"行业管理"的政策措施。

乡村教师政策靶向瞄准优化策略研究

乡村教师的发展状况在较大程度上决定着我国农村教育的发展水平。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持续加强了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力度,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性较强的政策文件,有效提高了乡村教师队伍的整体质量,促进了乡村教师的专业发展,为教育扶贫和乡村振兴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在乡村教师发展政策实施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乡村教师"向城化"现象突出、工资满意度不高、教师培训环节薄弱、职称评聘困难等现实问题。为此,瞄准关键问题和深层次问题,精准设计相关政策,不断提高乡村教师职业吸引力;瞄准政策领会和执行中的偏离问题,切实解决政策执行最后一公里难题;瞄准政策监督监测过程中的形式主义问题,不断提升政策实施效果。唯有如此,才能把科学制定出的好政策落实好,不断提高和完善乡村教师政策全过程治理实效,有效促进乡村教师发展和队伍建设,为实现乡村教育发展和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优质师资力量保障。

合理调整我国教师政策价值取向初探

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分析新世纪新阶段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深刻变革,适时地调整我国教师政策价值取向十分必要。当前我国教师政策价值取向应进行三个方面的调整:教师社会价值定位从阶级定位向职业定位转变、教师政策价值标准从干部标准向人才标准转变、教师政策价值追求从加强管理向促进发展转变。合理调整我国教师政策价值取向操作层面的四个途径方法:确立“四个尊重”的社会主流价值导向、实行教师政策职能机构的相对专门化和人员的专业化、建立开放互动的教师政策制定系统、建立和完善教师政策评价制度。

完善我国非公办幼儿园教师政策的思考

我国幼儿园教师政策的调整必须打破"身份制",以"行业管理"思想来实现幼儿园教师队伍的统一管理。其中,完善非公办教师政策是重点。为此,首先需要调整学前教育管理范围和方式,在此基础上将非公办教师纳入管理范围;其次,完善非公办幼儿园教师政策体系,须质量与待遇"两手抓",需要在幼儿园教师资格政策、教师待遇政策和教师权益保障政策等方面做出一系列制度安排,包括落实幼儿园教师资格制度,严格执行非公办幼儿园教师准入政策;探索制定非公办幼儿园教师工资政策和养老保险制度;完善非公办教师维权的法律救济制度,规范幼儿园教师聘任制;培育和发展幼儿园教师中介组织。

教师政策评价分析——基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实施五年的思考

《教育规划纲要》实施五年间,我国教师政策体系不断完善,教师政策短板得到充实、教师专业标准强化明显。但高等职业教育教师政策、民办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的总体战略部署和规划,以及教师政策框架下的内部要素:教师职称政策、教师待遇、教师退出机制等尚处于政策真空状态,而《教师专业标准》也缺乏可以依凭的评价阐述,削弱了标准的可操作性。因此,未来五年,教师队伍建设尚需健全各级各类教育教师总政策、补充完善教师政策框架内部要素相关政策和细化教师政策具体内容。

我国教师政策发展的新亮点及其实践意义

《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和《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年)》,从国家战略与教师使命的高度对教师队伍建设和教师教育改革发展谋划了顶层设计,既是教师教育的国家意志与国家力量,也最为集中地体现了我国教师政策发展的国家智慧与最新成果;既进一步明确和强化了关于教师队伍建设的常规政策,同时又闪耀出一些教师政策发展创新的亮点。这些亮点也构成了我国教师政策发展的新趋向:教师队伍建设的目标追求更加务实合理;全新认识教师工作的"极端重要性";遵循教师成长发展规律成为教师工作的指导思想;首次明确教师职业的"公共属性";教师教育的"源头地位"得到回归与振兴;教师教育学科建设被提到议事日程;综合大学参与教师教育的责任更加清晰;教师培养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了推进依据;"育考结合"将成为保障中小学教师质量的新举措;教师教学发展成为高校内涵发展的新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