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教育焦虑量表的编制与检验

家长教育焦虑是当前我国广泛存在的社会现象,但因缺乏规范的测量工具,深入研究严重受阻。为此,基于文献梳理、半开放式访谈和两轮专家评价,以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大学教育四个阶段的家长为调查对象编制家长教育焦虑量表,并检验其信效度。项目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和信效度检验结果显示,家长教育焦虑量表包含7个维度:学习成绩焦虑、学习习惯焦虑、学业负担焦虑、升学择校焦虑、自身教育能力焦虑、素质发展焦虑、教育投入焦虑。同时,家长教育焦虑量表的信度和效度均达到心理测量学标准,故可作为评估家长教育焦虑的工具。

我国城市中小学生家长教育焦虑生成与维持机制的质性研究

采用程序化扎根理论的策略分析了20位城市中小学生家长的访谈资料,构建了我国城市中小学生家长教育焦虑生成与维持的机制模型。研究表明教育焦虑的产生是一个动态过程,影响我国城市中小学生家长教育焦虑的因素包括认知因素(期望评估与教育效能感)、环境因素(教育体制、社会环境、同辈影响、学校环境、家庭氛围)、历时因素(个人经历与社会变迁)与行为反馈因素(积极反馈与消极反馈)。其中认知、环境与行为反馈因素对家长教育焦虑有直接影响,环境、历时与行为反馈因素会通过影响家长个体的认知因素影响其焦虑程度,而认知因素又调节了环境和行为反馈因素对教育焦虑的影响。因此,建议从改变家长认知、创设良好教育氛围和制度环境等方面缓解家长过高的教育焦虑情绪。

“双减”政策实施后家长教育焦虑的影响因素、原因分析及缓解对策

教育焦虑是我国家长真实心态的写照。在“双减”政策实施后,家长的教育焦虑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既有宏观的政策因素、中观的学校因素,又有微观的家庭因素和学生因素。究其根本,在于教育政策变迁的不确定性引发家长政策认知的不确定性,制度政策和教育模式的转变使家长面临教育理念上的价值选择困境,学校、家庭和社会等多元教育主体需要承担更多的教育责任致使协同育人模式转型困难,等等。“双减”政策实施后,构建家校社协同的育人生态是缓解家长教育焦虑的根本途径。具体而言,政府应强化引导意识,加强“双减”政策宣传;学校应发挥引导作用,增强家校社协同育人能力;家长应设置实际的教育期望,做好向导,不断提高教育能力;社会应加强倡导,推广素质教育理念;家校社应协同赋能,共担教育责任。

“双减”政策下家长教育焦虑情绪缓解效果评价——以甘肃省为例

掌握“双减”政策下家长教育焦虑情绪的缓解情况是进一步舒缓家长教育焦虑情绪的重要前提,文章运用层次分析法(AHP)对甘肃省498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家长的问卷调查数据综合评价,家长教育焦虑缓解效果得分总体上处于较高水平,但评分处于该区间的较低水平。分析研究结果后,文章从教育期望、教育资源、教辅氛围等方面提出了缓解家长教育焦虑的建议。

教育价值视域下家长教育焦虑的纾解路径

长久以来,家长一直被教育焦虑的问题所困扰,无论是对家长自己还是孩子甚至整个家庭都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家长所产生的这种焦虑实际是过度的、非正常范围内的情绪体验,究其原因是家长对教育价值的认识出现了偏差。缓解教育焦虑需要重新审视教育的价值,明晰教育的价值。文章通过厘清教育价值的内涵,从教育价值的角度出发,分析家长教育焦虑所产生的原因,提出纾解家长教育焦虑的路径。

中产阶层家长教育焦虑是如何形成的?——基于8省市初中生家庭教育状况的调查

家长教育焦虑已经成为当前的普遍现象,中产阶层家长尤为甚。本文基于2022年在全国8省市开展的初中生家庭教育状况调查,采用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究了中产阶层家长教育焦虑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1)中产阶层家长普遍存在教育焦虑,整体呈现“高焦虑情绪,低教育参与”的特点。学业和身心健康是家长最为焦虑的内容,学业监管是家长最主要的教育参与行为;(2)家长的教育成层认知正向影响其教育焦虑;(3)教育期望在家长的教育成层认知与教育焦虑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且直接效应远高于间接效应;(4)家长对教育竞争的感知在教育期望与教育焦虑之间起调节作用。可见,在中产阶层家长教育焦虑的形成机制中,家长的教育成层认知是逻辑起点,教育期望是直接原因,教育竞争感知是关键环节。要缓解家长的教育焦虑,应从降低社会分化、完善社会建设;建构低筛选、弱竞争的基础教育结构;弱化文凭的等级性和教育竞争性;引导家长建立合理的教育期望等方面进行系统性改革。

社会加速视域下家长教育焦虑:意蕴、成因与纾解进路

家长教育焦虑是家长因对其子女教育问题的焦虑过度化而产生的紧张、忧虑、不安、烦恼等负面情绪状态,是未来焦虑、身份焦虑、存在焦虑的三重叠加。社会加速背景下竞争逻辑、美好生活的文化应许以及个体的承认斗争是家长教育焦虑的主要致因。纾解家长的教育焦虑,应从回归教育本体价值、发挥校—家—社协同育人合力、转变家长教育时间观等方面入手。

“双减”政策背景下新生代进城务工家长教育焦虑研究

随着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举家迁移到城市发展,子女的教育问题引起新生代进城务工家长的焦虑。目前,“双减”政策的实施并没有缓解新生代进城务工家长在学业负担和培训负担上的焦虑。相反在市民化意愿催化下和教育内卷背景下,新生代进城务工家长呈现焦虑表征为:教育负担加重、子女综合素质的忧虑、升学择校的不确定性和父母角色转变的不适应。新生代进城务工家长教育焦虑对家庭、学校和社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为此提出三方面建议:优化教育理念,发挥家庭教育功能;发挥实施“双减”政策的主体作用;着力保障教育公平,注入终身学习理念。

“双减”后家长的教育焦虑减轻了吗?——基于江西省靖安县初三学生家长的一项质性研究

教育焦虑是我国家长教育心态的真实写照。“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家长们的教育焦虑表现出新的波动。子女学业成就和家庭综合资本共同影响着家长的教育焦虑。在“双减”背景之下,对我国江西省靖安县子女学业成就不同、家庭综合资本不同的13位初三学生家长进行半结构化的一对一访谈,采用质性研究软件NVIVO11.0对访谈材料进行编码分析,结果发现:子女学业成就不同的家长教育焦虑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其焦虑水平排序为中等生家长>优等生家长>后进生家长;家庭综合资本薄弱的中等生家长更焦虑;无论家庭资本如何,优等生家长普遍存在焦虑。其中,家庭综合资本较高的优等生家长考虑更长远的社会公平问题,更多关注孩子的长远发展;家庭综合资本较低的优等生家长的焦虑来源于子女当下学习状态的变化、补习费用上涨带来的经济压力以及难以提供辅导支持的责任压力。

家庭密集型教养路径受阻时的教育焦虑反应及阶层差异

多年来,我国家庭以过度校外培训和过量作业练习为路径构筑起了密集型教养的“内卷化”竞争赛道,而“双减”政策使得家庭所依赖的这两条密集型教养路径受阻。分别对2037位和12位中小学生家长进行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发现密集型教养路径受阻时家长的当前学业焦虑和未来地位焦虑被激发。在当前学业焦虑方面表现为校外培训路径受阻激发的资源焦虑和课后作业路径受阻激发的缺失焦虑;在未来地位焦虑方面表现为担忧子女学业优势不足而感到博弈竞争焦虑,担忧未来教育竞争力提升路径受阻而感到应试焦虑,担忧社会阶层向上流动路径受阻而感到分层焦虑。对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比较发现,高、中SES组家长感受到的教育资源主观剥夺感更强,而低SES组家长在密集型教养实际路径方面受阻更多。对在密集型教养路径受阻的情境下,“密集型教养—当前学业优势—未来学业竞争力—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动力路径和文化资本对该路径的差异性作用进行了验证。

父母教育焦虑与青少年学业自我设限的“控制悖论”

学业自我设限是一种非适应性控制策略,是个体在学业竞争中不付出全部努力或声称受到外部因素影响使得能力发挥受限,以便在竞争失败时将失败归因于努力不足或某种外部因素,而非能力不足,以保护自尊和自我价值免受质疑。本研究对小学四年级到初中三年级的1247位青少年及其父母进行问卷调查,发现父母教育焦虑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的学业自我设限,父母教育焦虑既可以直接作用于青少年学业自我设限,也可以通过三种间接路径发挥作用:青少年学业焦虑的中介作用、父母心理控制的中介作用、父母心理控制和青少年学业焦虑的链式中介作用。本研究提出并验证了父母教育焦虑与青少年学业自我设限的“控制悖论”:焦虑的父母越是加强对子女发展的控制,其子女越倾向于采用自我设限这种消极的控制策略让自身能力无法发挥,以在结果不可控时实现对自身能力评价的控制。

学校课后服务对家长教育焦虑的影响机制——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实证分析

缓解家长教育焦虑是当前教育改革亟须关切的现实问题。已有研究对学校课后服务与家长教育焦虑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但并未打开“黑箱”对学校课后服务影响家长教育焦虑的传导调节机制进行实证探索分析。本研究以全国152个地级市10947份中小学生家长问卷为依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的方法探究学校课后服务对家长教育焦虑的影响效应及调节机制。结果显示,学校课后服务对家长教育焦虑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学校课后服务越是能满足需求,家长的教育焦虑情绪越是能得到缓解;家校沟通频率和校外教育规范程度在学校课后服务与家长教育焦虑之间起调节机制作用。未来应在拓展学校课后服务功能、加强家校沟通、持续治理校外教育以及推动义务教育高位均衡等方面着力缓解家长教育焦虑。

纾解群体性的教育焦虑何以可能:基于价值论视角的省思

作为客观事实的教育焦虑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影响程度,但现代社会赋予了教育焦虑全新的意义,使得它成为具有群体性、结构性的教育体验。从认识论角度来看,教育焦虑的实质在于被功利主义思想所引发的教育价值错位与偏移,具体表征在价值、内容和过程等方面,最终导致教育的非人格化。纾解教育焦虑的关键在于以“存在的勇气”直面教育焦虑本身,在与焦虑共存的同时坚守教育的育人本位,在健全的教育关系中重建人的本体性安全,从而将教育焦虑转化为促进个体成长的不竭动力。

“双减”政策下家长幼小衔接教育焦虑现象的纾解与治理

随着“双减”政策的实施,针对幼小衔接教育阶段,家长所面临的教育焦虑现象日益凸显。研究旨在探讨该政策背景下,家长教育焦虑的成因、影响及其有效的纾解与治理策略。分析指出,教育政策变化、社会竞争心态和家庭教育观念是导致家长焦虑的主要因素。针对这些因素,研究提出了多维度的解决方案,包括政策层面的优化调整、家庭教育指导的加强、社会教育观念的改革以及家校合作机制的建立。这些策略旨在为家长提供更全面的支持,减轻其教育压力,促进孩子全面和谐地发展。通过这些综合措施,希望在“双减”政策下有效缓解家长的教育焦虑,为幼小衔接教育阶段创造更加积极和健康的环境。通过分析教育政策、家庭教育环境以及社会压力等因素,提出具体的纾解和治理措施,以期为家长提供有效的心理支持和教育指导。

“双减”政策下家长幼小衔接教育焦虑现象的纾解与治理

随着“双减”政策的实施,针对幼小衔接教育阶段,家长所面临的教育焦虑现象日益凸显。研究旨在探讨“双减”政策背景下,家长教育焦虑的成因、影响及其有效的纾解与治理策略。分析指出,教育政策变化、社会竞争心态和家庭教育观念是导致家长焦虑的主要因素。针对这些因素,研究提出了多维度的解决方案,包括政策层面的优化调整、家庭教育指导的加强、社会教育观念的改革及家校合作机制的建立。这些策略旨在为家长提供更全面的支持,减轻其教育压力,促进孩子全面和谐的发展。通过这些综合措施,望在“双减”政策下有效缓解家长的教育焦虑,为幼小衔接教育阶段创设更加积极和健康的环境。通过分析教育政策、家庭教育环境和社会压力等因素,提出具体的纾解和治理措施,以期为家长提供有效的心理支持和教育指导。

幼儿家长教育焦虑的实证分析与纾解路径

随着教育“内卷化”的升级,家长教育焦虑从高中阶段下沉至义务教育阶段进而下沉至学前教育阶段。采用混合研究法,对3 634名家长进行问卷调查,对17名家长进行访谈。研究发现,幼儿家长从“娃娃”开始就对孩子寄予了超高教育期待,教育投入远超家庭承受能力,导致教育竞争无限下移,造成了许多消极影响。“提前抢跑”的异化幼儿教育观、“僧多粥少”的优质教育资源分布状况、社群互动的隐性增压以及教育职责的“内卷化”等都是造成幼儿家长教育焦虑不断升级的症结所在。要纾解幼儿家长的教育焦虑,需要直面根源性问题,促进社会教育观念的变革、构建幼儿教育发展的多元格局、营造绿色健康的社群环境、构建家庭教育支持网络。

家长教育焦虑的生成及其纾解策略

家长教育焦虑是家长因对其子女教育问题的焦虑过度化而产生的紧张、忧虑、不安、烦恼等负面情绪状态,是存在焦虑、未来焦虑、身份焦虑的总和。从外部世界和自我的角度来看,社会竞争催化的时间恐慌、时空分离引发的选择困境以及自我认同缺失遭致的集体无意识状态是家长教育焦虑的主要致因。纾解家长教育焦虑,应从社会、学校和家庭入手,回归教育的本体价值、确保学校的育人主导地位、唤醒家长在教育中的主体意识,促成教育焦虑的积极转化。

幼小衔接中大班幼儿家长教育焦虑类型及成因分析

幼小衔接阶段家长的教育焦虑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通过随机抽样,采用问卷法和访谈法选取若干幼儿家长为研究对象,分析幼小衔接背景下家长焦虑的现状,并从家长、幼儿园和社会三个层面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帮助家长形成正确、科学的育儿观念,从而进一步推动家园共育、促进幼儿全面和谐发展。

教育焦虑背后的思维和观念审视

教育焦虑作为当前我国社会日益凸显的一种现象,其深度和广度令人忧虑,其背后反映出的深层次思维和观念问题亟待审视。序列化思维和实体化思维的局限,以及不当的人生观、职业观、教育观,共同加剧了教育焦虑的程度。为缓解教育焦虑,需要从思维和观念层面进行深刻调整:尊重个体差异,提供多样化教育路径;拥抱教育中的不确定性,寻找成长的可能性;将教育视为自我实现和提升的过程,而非单纯追求外在成功的手段。

“双减”背景下家长教育焦虑的探析与纾解

教育焦虑是我国家庭长期以来的真实写照。“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家长的教育焦虑得到部分缓解,但升学焦虑和教育结果焦虑依然占据高位。传统观念“学而优则仕”的影响、教育评价制度不健全、网络舆论推波助澜、优质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以及家长对信息甄别和自身教育能力不足等都是诱发家长教育焦虑的主要原因。推动教育生态修复,构建良性教育生态是解决家长教育焦虑的有效途径,具体须深化教育评价机制改革,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发展,持续推进“双减”政策,大力推进普职融通,推动教育焦虑从源头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