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敦煌郡南塞防御体系的构建

西汉敦煌郡为抵御南羌,构建了南塞防御体系。西汉于元狩三年(前120)在南湖绿洲部署屯军,此为敦煌防御南羌肇始。敦煌置郡后,构建起以敦煌城为中心的四层防御体系。即围绕敦煌绿洲建造的敦煌城墙、古塞城、天田等三层防御设施以及由北部长城防线、西部两关防线、南部南塞防线组成的第四层防御体系。敦煌最初应以“南湖绿洲屯戍点——南湖塞墙——党河、鸣沙山——天田与古塞城南段”为南塞。后随着西汉对敦煌郡经营的深入,南塞推进至南山(阿尔金山、祁连山)一线,部分烽燧修筑至南山南麓,新的南塞由大量烽燧、少量城鄣以及局部地区修建的塞墙构成。敦煌南塞自西向东主要包括:阳关都尉及所辖雕秩候官、敦煌县南部的博望候官、广至县南部的“徼”以及冥安与渊泉二县以南的屋阑、南塞、益广、广校①候官,其中位于渊泉县南的南塞、益广、广校候官应即“南塞三候”,或设置于昌马盆地一带,属敦煌郡直辖。此外,南塞沿线还修筑羌备城坞并设置众多的亭。足见西汉敦煌郡已经建造起较为完备的南塞防御体系。

西汉敦煌郡聚落与移民、水渠关系研究——以敦煌出土文献记载大穰里为中心

西汉敦煌郡聚落的形成与移民到来、水渠修筑有着密切关系。通过对大穰里相关文献的综合考察得知,西汉敦煌郡效谷县设置大穰里,该里与悬泉置长期密切合作,大穰里从民房、牲畜、车辆乃至人力等层面对悬泉置工作形成支持,并得以增加收入。大穰里的得名有祈求丰收之意,另外还有可能该里是由南阳郡穰县移民建立,因而得名。此外,敦煌文献记载敦煌东部有大壤渠、大让渠、大让庄,其名称来源可能都是源自西汉大穰里,并且唐宋时期的大壤渠、大让渠可能也是继承自西汉时期。足见西汉敦煌郡所建立的聚落与水渠在唐宋敦煌地区还仍旧发挥着作用,大穰里等村落的得名是西汉移民文化的标志,而这些地名或渠名能够延续至唐宋时期继续使用,亦可彰显出西汉移民实边政策及由此形成的移民文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阳关:西汉经敦煌郡与西域间交流交往的关隘——基于史籍与出土文献的考察

西汉敦煌郡阳关、玉门关的命名与设置布局应是仿照中原关隘布局而来的,即复制或者移植了中原地区的关隘名称与布局。而悬泉汉简所载“敦煌塞”很可能就是指阳关一带的边塞,也即阳关都尉所辖边塞。阳关是西汉中原前往西域地区使用最多的关隘。西汉敦煌郡九置组成的邮驿系统向东可通达长安,向西从最西端的龙勒置就近经由阳关出塞,又经文候鄣可抵达鄯善国伊循城,至此连接西域南道。这条阳关通道相对玉门关通道更便于通行,因而,阳关通道是文书传送之路,也是戍卒、施刑士来往之路,还是西汉与西域间通使、通商之路。因此,阳关应当是为了与西域诸国通使通商需要而设置的关隘,此后成为西汉中原与西域交流交往交融的一扇大门。

敦煌写本《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功德颂》研究

敦煌写本P.2686V《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功德颂》是敦煌名士窦良器于大中四年十月撰写的歌颂张议潮收复河西地区德政的一篇贺词。颂词中记载了吐蕃陷落敦煌与阎朝达成的城下之盟、敦煌陷落的时间和张议潮收复敦煌河西诸州的背景,特别是对论恐热帅部追击尚婢婢就食部落而对河西诸州形成的焚烧杀戮景象也有描述,是一篇价值极高而且学术界很少有人关注的碑刻抄本。

汉敦煌郡境内置、骑置、驿等位置考

本文依据敦煌悬泉汉简等史料并经实地考察,对于汉代敦煌郡境内的邮驿系统及其所设置、骑置、驿和若干亭的位置和所存遗址,进行了细致的调查研究。

西汉敦煌郡阳关设置与功能——基于汉唐敦煌出土文献的考察

阳关是西汉政府经敦煌郡通西域这条东西交通干线上的关键关隘。通过考察发现阳关得名可能与西汉敦煌郡移民实边政策有关,即阳关最初或为侨置地名。而在玉门关之南,故名阳关的说法可能是后来赋予的文化含义。又据敦煌文书记载推测太初四年李广利第二次伐大宛后,玉门关自酒泉郡西移至敦煌西部的后世阳关位置。至后元元年,玉门关北移至小方盘城一带,这一关隘才被命名为阳关。阳关承担着迎送接待使者、使客和安置降民、传递文书信件、发放俸钱及物资等相关职能。至于以阳关为治所的阳关都尉是敦煌郡南塞的组成部分,阳关都尉下辖的候官目前能够确定仍只有雕秩候官。阳关都尉拥有单独上书中央政府之权,而其下属司马常在都尉空缺之际代行其职。阳关都尉与南塞其他边防机构构成了防范南山羌的统一的防御体系,并且在这一体系中阳关都尉地位关键,甚至发挥着主导作用。

西汉敦煌郡的设置和敦煌城的修筑

敦煌郡的设置时间,《汉书·地理志》敦煌郡条记载是汉武帝后元年间(前89-88),《汉书·武帝纪》记载是元鼎六年(前111),二者自相矛盾;根据敦煌文献记载,元鼎六年在赵破奴的主持下修筑敦煌城,同时还修筑了敦煌郡的防御体系--塞城和土河,并修筑了敦煌郡水利灌溉体系,特别是马圈口堤堰,通过这些记载可以了解敦煌郡初置时期的管辖范围。

西汉敦煌郡长城的修筑——兼论酒泉都尉、酒泉候官的设置

汉武帝反击匈奴、拓地西北,促使长城逐步向河西地区延伸。经过研究得知:敦煌郡长城作为河西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修筑时间应在元封三年(前108)至太初四年(前101)间。在长城修筑完成之前,敦煌郡主要依靠天田工事与酒泉候官、鱼泽都尉等屯田机构防御匈奴。至太初四年敦煌郡长城修筑完成后,西汉又开始修筑敦煌西至罗布泊的亭燧,而同年设置的酒泉都尉应负责对这段亭燧与敦煌郡长城西端进行管理。酒泉都尉应以酒泉候官为基础进行设置,而酒泉候官应是敦煌郡西北部设置最早的候官,其可考的存在时段为太初元年(前104)至神爵元年(前61)间,后至迟到五凤元年(前57)为新置的大煎都候官取代。因酒泉候官曾长期作为西汉边疆西北极,故疑扬雄所谓“西北一候”即指此也。

西汉敦煌郡钱币的使用与调配——以敦煌出土简牍文献为中心

西汉敦煌郡自官方到民间都普遍使用钱币进行薪俸、酬劳结算及商品交易。通过悬泉汉简记载分析,西汉敦煌郡钱币的使用范围极为广泛,使用规模也非常庞大。为满足敦煌郡钱币需求,西汉政府往往利用国家力量从钱币铸造地区或钱币库存充裕地区调配大量钱币作为支持,表明西汉敦煌郡经济的发展对中央政府有着较强的依赖性。

西汉敦煌郡厩置传马的配置、损耗与补充研究——以悬泉厩置传马为中心

传马在西汉中原与西域交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西汉敦煌郡传马配置总额为360匹,而悬泉置等各厩置定额为40匹,而厩置实际传马数额却上下浮动变化,且往往稍稍超出定额,以应对传马的耗损。悬泉置传马数额极端时,可多达50余匹,少至10匹,推测或与运输压力过大、出现临时性重大接待任务等因素有关。西汉敦煌郡使厩置逐月上报传马名籍和传马出入簿,对传马进行制度化管理。传马名籍使政府能够清晰的掌握各厩置每匹传马的详细“身份”信息,而传马出入簿则可反映各个厩置传马的整体状况。尽管西汉敦煌郡重视传马,为其配备马医,并展开定期巡视检查,又在饲料上提高标准,但传马损耗仍难以避免。传马损耗的主因应为疾病,此外还有用马过剧、草料不足等多重因素。敦煌郡传马损耗速度较快,一般一年就可将厩置中所有传马淘汰换新,甚至有时出现超过定额的“过员”现象。厩置逐月上报传马损耗总数、死马售卖金额等信息。而马匹销籍须经多方联合勘验审定,以防弄虚作假,最终淘汰或死亡的传马会流入肉食市场。为弥补损耗,西汉政府常会采取马苑调配、民间购买、厩置互调等渠道补充敦煌郡传马。西汉敦煌郡马的养牧由此得以迅速发展。

西汉敦煌郡酿酒业研究

悬泉汉简中有很多记载西汉敦煌郡酒的酿造、销售和交流方面的内容,通过对这些资料的探讨得知其酿造方法有来自中原地区,亦有来自西域地区,主要根据是酒麹的来源有中原地区移民带入的,也有由西域胡商贩运而来的,这两种酿造方法在敦煌地区进行交流。西汉敦煌地区酒的酿造和饮用非常普遍,受饮酒风气影响,酒的销售也非常普遍,悬泉置为了招待过往使客、使者需要支出大量的酒,当悬泉置的酿造不能满足其需要时,就需要出资向民间酿造机构酒铺购买酒,因此酒在当时就成为敦煌市场上常见的商品。

汉敦煌郡之昆仑障、昆仑塞新考

昆仑障、昆仑塞是研究敦煌历史地理的重要坐标之一,其位置现有多种说法。本研究团队在野外考察发现瓜州县西荒漠中存在一段双线汉长城,修筑格局十分特殊。结合该区域周边的自然环境、城址空间分布和历史文献进一步分析,本文确定昆仑障即为该长城段南侧的巴州二号古城,昆仑候官所居可能为巴州二号古城东北2.2km长城上的城堡。该发现为我们认识该区汉长城的建设形式、汉代敦煌郡的行政区划以及交通地理提供了新证据。

汉敦煌郡冥安、渊泉二县城址考

《汉书》卷28《地理志》载,敦煌郡领县六:敦煌、冥安、效谷、渊泉、广至、龙勒。对于这些县城的位址许多学者曾作过考证,但说法不尽一致,今天仍是敦煌学研究中的热门论题之一。笔者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经过几次实地考察,并结合文献、考古材料,对汉冥安、渊泉二县城位作一新的探讨。

敦煌郡各县建立的特殊过程

本文作者结合出土简书与传世文献,对汉代敦煌郡所属各县建立时间、地点、背景作了详细考证。

汉敦煌郡冥安县城再考

关于汉敦煌郡冥安县县城故址所在，笔者此前曾做过考证，认为其为今瓜州县桥子乡南8公里许的锁阳城遗址。近年来，经笔者实地考察，发现汉冥安县县城故址另有所在，并非唐锁阳城遗址。

西汉敦煌郡医事研究——兼论西汉敦煌市场药材来源与销售

西汉置敦煌郡设悬泉驿站,悬泉汉简中有很多关于西汉时期敦煌郡居民和驻军疾病的记载,也有很多药方和治病案例,通过这些记载可以推知西汉时期敦煌郡流行的主要的疾病;亦可得知西汉时期不仅仅向敦煌郡输送很多药材,还输送很多医者,这是敦煌与西汉内地医药技术交流的例证。西汉敦煌郡是西汉政府与西域诸国畜牧物种交流的必经之地,为了保障交通线路上传马、驿马的安全运行和行经敦煌的外来物种疾病得到及时治疗,驿站配置马医,这些马医不仅为行经驿站的牲畜治病,而且也为行经驿站的行旅治病疗伤,出现人马同医的现象。

汉代敦煌郡西境和玉门关考

汉代敦煌郡龙勒县有阳关、玉门关,龙勒县在今甘肃敦煌县西南,为敦煌郡属县中最西一县,而阳关、玉门关又分别在龙勒县以西和以北,所以大多数学者都视阳关、玉门关一线为敦煌郡西界,《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两汉图就是按照这个传统说法画出的。

汉敦煌郡渊泉县城新考

汉武帝在元狩二年（前121）尽有河西之后，在河西四郡之一敦煌郡下分设冥安、渊泉、广至三县。今人根据考古发掘成果和历史典籍记载，对冥安、渊泉、广至三县古城址所在等作了考析，一致认为今四道沟古城址为汉渊泉县址。笔者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就此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旱湖脑古城即汉渊泉县城城址所在。

西汉敦煌郡移民问题再探——以敦煌悬泉汉简为中心

通过对中原的贫民、流民、"应募士""徙边者"以及胡姓移民等几种类型移民群体的研究得知:中原移民以"关东下贫"为主,其中贫民、"应募士""徙边者"迁徙敦煌郡主要由当地政府遣员护送,而流民迁徙敦煌郡往往需要敦煌郡遣员招揽.敦煌郡极为重视移民接待安置工作,一般会给中原移民划定居住区域,分配田宅,并关注其后续生活.随着中原移民不断进入,敦煌郡劳动人口得以补充,农业经济获得发展.与此同时中原的生活习俗、儒家文化等传播到敦煌,形成移民文化,中原文化还以敦煌为中转将影响扩展至西域地区.此外,由于敦煌郡独特的地理位置,吸引了大量外来胡姓居民也在此活动乃至定居,这些胡姓居民对于有助于推动西汉敦煌郡畜牧业、商业的发展和国际化进程具有重要助益.

敦煌郡在西汉经营西域中的战略定位——以敦煌简牍文献为中心

西汉政府设置敦煌郡,与其经营西域及打击匈奴的战略关系密切。西汉设置敦煌郡主要是为了经营西域与隔绝羌胡通道,以此实现压缩匈奴生存空间的战略目的。敦煌郡设置后,在西汉经营西域的过程中至少发挥着三种作用,即:物资存储与转运、驻军及将卒中转、迎送接待往来使者。敦煌郡仓库设施与水陆交通设施的建设,为物资的存储与转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物资的存储与转运又成为敦煌郡供给驻军、迎送接待等工作顺利展开的前提,而这些都巩固了西汉在西域的统治。作为汉朝西陲重要战略基地的敦煌郡,在西汉政府经略西域过程中发挥着极为关键的作用。敦煌出土汉简,尤其是悬泉汉简的记载,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