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乡村建设与农村居民生活质量——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

文章基于CGSS调查的2021年数据,探究数字乡村建设与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及机制作用。研究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生活质量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提升,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促进作用将呈现边际递减的情况;此外,数字乡村建设能够通过促进社会参与提升农村居民生活质量;同时,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有明显的异质性,从区域来看,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受到高等教育的群体反而呈现负效应;进一步地,数字乡村建设与农村居民生活质量存在倒“U”型关系,也即存在最优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偏离了最优的数字乡村建设,将会对农村居民生活质量产生负面影响。

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农业经济韧性的影响机制及效应

数字经济为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探寻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经济韧性的影响,可为我国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和建设农业强国提供理论与实证支撑。文章基于2011—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与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经济韧性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乡村建设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显著提升了农业经济韧性;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农业经济韧性的效果具有区域异质性,在西部地区的正向效应更显著;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农业经济韧性的效果具有门槛效应,并且其赋能效果呈递减趋势。

中国县域数字乡村发展的空间格局及驱动因素研究

基于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公布的2018年中国1880个县域数字乡村指数数据,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冷热点分析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考察中国县域数字乡村发展的空间格局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县域数字乡村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梯度化”特征,数字乡村发展水平由东部向西部逐渐递减,数字乡村在长三角地区呈“片状分布”,而在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呈“点状分布”。2)中国县域数字乡村发展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网络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的长三角地区形成“高-高”集聚。数字乡村发展呈现次热点区和热点区围绕高热点区集聚的“中心-外围”结构形态。在热点区与冷点区之间形成“T”字形狭长地带,将热点区与冷点区分隔开。3)中国县域数字乡村发展的总体基尼系数为0.0359,其中数字乡村的区域间差距是数字乡村发展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4)产业经济、人口教育、财政金融和基础设施的空间分异特征对数字乡村空间分布具有较强的影响。

数字乡村促进云南县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机制研究——基于云南111个县域面板数据

随着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数字乡村建设促进云南县域农村产业的融合发展对于实现乡村振兴目标具有重要意义。研究数字乡村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和机制建设,构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评价模型,采用北大《县域数字乡村指数报告》评价指数,以2018—2020年云南省111个县域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云南县域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不高;数字乡村建设提高农业经营规模化和农民现代信息化素养,可以有效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分区域来看,滇中、滇西地区促进效应明显,而滇东和边境地区尚不显著。提出树立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观念、抓住数字乡村建设机遇、探索现代农村和新型农业新形态、统筹数字乡村均衡发展的对策建议。

数字乡村建设影响农户创业吗?

数字乡村建设不仅重塑了农户的生产生活方式,而且催生了如电商、直播等全新的商业模式和创业形态,展现出对农户创业的深刻影响。基于社会认知理论,采用县域数字乡村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研究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创业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乡村建设能够促进农户创业;东部地区、男性、中青年和低数字素养群体促进作用更加显著;西部地区阻碍作用更显著。机制分析发现,数字乡村建设通过资源效应和信息效应提高农户创业。研究结论为大力推进数字乡村战略对农户创业带来的具体影响提供了经验证据,为农村地区贯彻“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激活农民创新创业找到了新动力源泉,也启示决策部门应因人施策、因地制宜推进数字乡村建设,以避免“运动式”“一刀切式”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创业的不利影响。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数字乡村建设的高质量发展——现实问题、价值阐释与对策建议

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和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标志着我国乡村建设进入数字驱动的新节点。然而,当前我国城乡、区域、群体之间数字化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比较突出,数字鸿沟难以弥合,数字乡村的总体水平还有待提高,迫切需要学术界对此加强讨论,为数字乡村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视角,厘清数字乡村的概念内涵,从数字生产、数字生活、数字生态、数字治理等层面揭示数字乡村的发展维度,充分认识数字乡村建设中存在的系统性规划缺乏、人才支撑不足、城乡基建差异大、数字融产难度大等问题,通过促进数字乡村建设高质量发展,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加快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业强国建设。为此,亟须从中国式现代化背景出发对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精准施策,优化顶层设计,完善协同治理;注重赋能主体,引留数字人才;完善基础设施,优化数字环境;数字赋能产业,塑造乡村新态。

我国数字乡村试点的政策工具偏好及区域差异——基于全国72个试点县域的扎根分析

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建设是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战略目标。自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数字乡村试点以来,全国各试点地积极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实践。已有研究或从乡村发展与变迁视角来阐释数字化建设对于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意义,或从数字治理视角呈现数字化驱动乡村治理的过程和机制,而较少关注“试点”政策本身,更缺乏政策工具的类型学归纳和分析。基于政策工具视角,研究对全国72个数字乡村试点县域的一、二手资料进行扎根分析,最终提炼出能力建设型、协同治理型和创新激励型三类政策工具,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数字乡村建设的“价值实践张力—动力机制—政策工具选择—政策目标实现”分析框架。研究表明,以政府主导为依托的能力建设型工具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在此基础上叠加协同治理型与创新激励型两类政策工具,共同促进数字乡村建设的纵深发展。具体而言,东部沿海及部分中部地区因其自身物质基础较好,偏重多种政策工具的组合运用,西部及东北地区则更偏好能力建设型工具的运用。然而政策工具的选取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情境的变化由单一转向动态化与多样化。本研究可为数字乡村试点的深入推进提供工具借鉴,也可为相关部门的决策提供参考。

数字乡村建设驱动西部地区共同富裕——内在机理及实证检验

数字乡村建设既是数字中国战略的重要方面,也是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研究数字乡村建设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文章基于2018~2020年中国817个县域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乡村建设对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既能促进提升农村居民相对收入,也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显著推进了西部地区共同富裕进程。分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乡村建设促进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的积极效应在县级市中要大于非县级市。分维度异质性分析发现,乡村经济数字化以及乡村生活数字化对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乡村建设驱动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的重要作用渠道,意味着数字乡村建设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来提高农村居民的相对收入,收敛城乡收入差距。数字乡村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乡村治理数字化门槛,跨越门槛值后,数字乡村建设弥合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更大。由此,在持续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在西部地区纵深发展的同时,应重视数字乡村建设差异,搭建区域共建协作机制,兼顾其均衡发展,建立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共同富裕长效机制,不断提高数字乡村治理能力,以良性数字乡村建设促进西部地区共同富裕,实现城乡共享共同富裕成果。

数字乡村高质量建设的影响因素及组态路径研究——基于37个案例的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

如何更有效促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建设是当下政府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依据中国37个县域数字乡村发展案例,运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基于物理事理人理系统方法论探讨财政支持、科技创新、政策规划、组织领导、农民数字素质与认同程度等因素对数字乡村高质量建设的联动作用及路径选择。研究结论:①单个因素不构成高质量与非高质量数字乡村建设的必要条件,组态路径具备等效性和多重并发性。②产生高质量结果的组态归纳为四条路径,解释力度为政策驱动型>财政驱动型>全要素驱动型>科技领导双轮驱动型。③产生非高质量结果的组态归纳为低效治理型路径。高质量和非高质量的组态路径存在因果非对称性。④政策规划能力和组织领导能力存在替代关系。建议各县域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因地制宜,随时而动,采取有针对性的组态协同发展措施,推动数字乡村高质量建设。

新质生产力助力基于新型城镇化的数字乡村建设审视

数字乡村建设伴随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在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用而出现,数字乡村建设不仅可以通过现代数字技术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质量,破除城乡数字鸿沟和贫富差距,还可以为新质生产力助力奠定物质基础、提升主体效能和汇聚发展要素,进一步优化城乡间产业结构、科创实力、生活质量的支撑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数字中国是现阶段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部署和决策,数字技术能够为乡村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进而成为赋能党和政府各方面工作要求的重要引擎。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数字乡村建设有利于优化城乡产业结构,是带动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依托;有利于推动区域数字科技协调共建,是促进城乡关系发展共荣的关键动能;有利于夯实乡村全面发展的新基座,在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等方面具有现实意义。当前数字乡村建设面临着城乡数字能力发展的鸿沟巨大、数字乡村基层治理效能和城乡融合发展要求不适应、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乡村产业转型困难等方面的问题。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数字乡村建设需要统筹推动城乡数字资源配置,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建立灵敏高效的现代化数字乡村治理体系;引财智兴产业,充分发挥“智慧城市”对“数字乡村”的辐射带动作用。

公共图书馆赋能数字乡村建设:要素、路径及策略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以及数字乡村的建设中,公共图书馆应充分发挥功能,赋能数字乡村建设。分析相关法规与政策文本,能够挖掘和阐发公共图书馆赋能数字乡村建设的关键要素和作用路径,并为其助推数字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对策建议。本文通过文献调查法、网络调查法采集数字乡村和乡村振兴战略相关的政策法规,并应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对相关文本内容进行质性分析。研究表明,公共图书馆可以通过“数字传播”“数智教育”“数实融合”“数源供给”“数字科普”“数字治理”等途径,实现数字乡村文化、教育、服务、人才、健康、城乡融合赋能,从而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助力乡村振兴。图2。表4。参考文献48。

数字乡村建设、农村人力资本与农业绿色发展

本文基于2014—202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显著促进了农业绿色发展,此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乡村建设对西部地区农业绿色发展的驱动作用更加明显,东部次之,但对中部地区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没有有效的证据支持;农业农村信息化和金融科技发展是数字乡村建设推动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受到农村人力资本的影响,随着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不断提高,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绿色发展的驱动作用明显增强。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提出应加强数字乡村建设,重点支持信息化技术和金融科技发展,同时加快提高农村人力资本水平,进一步促进农业绿色发展。

数字乡村建设水平测度、区域差异分解与收敛特征分析

文章基于2011—2020年30个省份的平衡面板数据,在测度各省份数字乡村建设水平的基础上,运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分析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区域差异及其来源,分别利用α收敛系数、面板数据模型检验α收敛与β收敛特征,最后采用Moran指数分析空间集聚性。研究发现:全国数字乡村建设水平整体基尼系数存在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变动趋势,区域内差异水平则呈现东部>西部>中部的特征;区域间差异分析结果显示,东部-西部差异最大,中部-西部差异最小,全国整体差异主要来自区域间差异。全国层面数字乡村建设水平不存在α收敛,但存在绝对β收敛、条件β收敛。通过空间集聚性分析发现,各年度Moran指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我国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存在明显的正向空间相关性,呈现“高-高”集聚、“低-低”集聚的现象。

数字乡村建设、资源要素错配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乡村建设与农业绿色发展深度融合是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引擎。本文选取2011-2021年中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构建数字乡村建设和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评价体系,多维度分析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乡村建设既可以直接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也可以通过带动绿色技术进步而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还可以通过降低土地资源错配、资本资源错配、劳动力资源错配程度而间接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异质性明显,东部地区、南方、粮食主产区的数字乡村建设的正向推动作用较强。

数字普惠金融能推动数字乡村发展吗

数字乡村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但由于金融具有逐利、排斥的特性,这使得乡村地区金融资源配置相对不足,而数字普惠金融的出现为缓解这一现象,推动数字乡村发展开辟了新路径。本文基于1716个县域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数字乡村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分指数均能显著推动数字乡村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数字乡村发展的推动作用在东、中、西部地区以及数字普惠金融高、低水平区域存在差异;数字普惠金融对本区域数字乡村发展起着推动作用的同时,还会对周边区域数字乡村发展起抑制作用。为此,在数字乡村发展过程中应牢牢把握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所带来的红利,不同区域应因地制宜,在制定差异化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的同时加强区域间交流合作,协同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数字乡村视域下农民数字素养培育路径

文章从数字认知、数字学习、数字生活、数字创新、数字安全5个维度构建农民数字素养框架并设计调查问卷,选取四川省大邑县、崇州市和彭州市部分村庄进行调查研究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目前我国农民数字素养存在数字技能认知缺失、数字学习深度不够、数字生活场景单一、数字创新能力较低等问题,并据此从构建普惠性资源服务体系、培育互联网思维方式、增强数字使用意愿和加强农村干部数字素养教育方面提出农民数字素养培育路径。

基于社会系统论的数字乡村韧性治理

随着数字乡村建设工程的推进,数字化场景深度嵌入“三农”场域。按照社会系统论的解释,数字乡村建设其实是一个耦合乡村治理行动者与乡村环境的韧性治理系统。数字乡村韧性治理是外在环境和行动系统内外双向交互作用的结果,其系统目标在于不仅要降低治理环境系统的复杂性、增进乡村行动系统的稳定性,也要不断演进系统的适应性循环,从而提升数字乡村韧性治理水平。目前面临的现实是,一方面,数字乡村治理实践存在过程的路径依赖、数字意识建设迟滞等问题;另一方面,乡村治理场域行动者的数字素养与技能匮乏、信息资源应用不足、感知偏离政策目标,数字乡村治理系统被置于高度复杂环境从而降低了乡村治理行动者行为选择的稳定性。提升数字乡村韧性治理水平,需要从社会系统论的外在环境和内在行动者出发,以打破惯性藩篱、搭建乡村治理平台、引育数字人才、优化乡村资源配置、明晰乡村规范等政策工具为抓手,实现简化数字乡村建设系统外在环境的复杂性、控制行动者行为选择以维持行动系统稳定性的韧性目标。

数字乡村建设与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

数字乡村建设一方面通过新业态新模式创造出更多更高质量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通过拓宽信息渠道促进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增强农民工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和议价能力,因而可以赋能农民工高质量就业。将2018年的县域数字乡村指数数据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进行匹配,从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综合评价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检验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显著提高了农民工就业质量,该结论在内生性处理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依然成立;数字乡村建设具有显著的信息改善效应,可以通过拓宽信息渠道、促进人岗匹配、增强社会信任等路径来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数字乡村建设对女性农民工、在婚农民工、中青年农民工、学历较高的农民工和已接入互联网的农民工具有更显著的就业质量提升作用。因此,应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充分发挥其各种积极效应,并有效缩小城乡间和农村地区内部的数字鸿沟,促进数字乡村协调发展。

超越赋能范式的数字乡村建设共同体何以形成

数字中国战略下的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实践开启了乡村建设的新图景,但随着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深入开展,技术赋能范式已难以回应乡村数字化治理的新需求。基于权力、技术与行动者关系重塑的数字乡村共同体,具备了超越赋能范式的诸如耦合权力与技术场域的数字乡村建设、对接数字乡村治权共享需求、内涵共同体激励相容机制等演进功能,其有助于消弭赋能范式的梗阻。以数字乡村共同体建设的逻辑,需要从连线扩面地破解技术悬浮、兼顾“赋权”与“放权”的乡村治权共享、锚定“以人为中心”的多元需求等内容出发,持续超越赋能范式的治理限度而推进数字乡村建设高质量发展。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数字乡村建设促进城乡共同富裕的研究

数字乡村建设是实现城乡共同富裕的重要实践路径。本研究基于2011—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数字乡村评价指标体系,实证探究了数字乡村建设对城乡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表明:(1)数字乡村建设有利于收敛城乡收入差距,进而促进共同富裕。(2)异质性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更强。(3)机制分析表明非农就业是数字乡村建设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4)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对共同富裕的作用存在空间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