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乡村建设水平测度、区域差异分解与收敛特征分析

文章基于2011—2020年30个省份的平衡面板数据,在测度各省份数字乡村建设水平的基础上,运用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分析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区域差异及其来源,分别利用α收敛系数、面板数据模型检验α收敛与β收敛特征,最后采用Moran指数分析空间集聚性。研究发现:全国数字乡村建设水平整体基尼系数存在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变动趋势,区域内差异水平则呈现东部>西部>中部的特征;区域间差异分析结果显示,东部-西部差异最大,中部-西部差异最小,全国整体差异主要来自区域间差异。全国层面数字乡村建设水平不存在α收敛,但存在绝对β收敛、条件β收敛。通过空间集聚性分析发现,各年度Moran指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我国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存在明显的正向空间相关性,呈现“高-高”集聚、“低-低”集聚的现象。

数字乡村建设驱动西部地区共同富裕——内在机理及实证检验

数字乡村建设既是数字中国战略的重要方面,也是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研究数字乡村建设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文章基于2018~2020年中国817个县域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乡村建设对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既能促进提升农村居民相对收入,也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显著推进了西部地区共同富裕进程。分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乡村建设促进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的积极效应在县级市中要大于非县级市。分维度异质性分析发现,乡村经济数字化以及乡村生活数字化对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乡村建设驱动西部地区共同富裕的重要作用渠道,意味着数字乡村建设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来提高农村居民的相对收入,收敛城乡收入差距。数字乡村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乡村治理数字化门槛,跨越门槛值后,数字乡村建设弥合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更大。由此,在持续推动数字乡村建设在西部地区纵深发展的同时,应重视数字乡村建设差异,搭建区域共建协作机制,兼顾其均衡发展,建立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共同富裕长效机制,不断提高数字乡村治理能力,以良性数字乡村建设促进西部地区共同富裕,实现城乡共享共同富裕成果。

数字乡村建设影响农户创业吗?

数字乡村建设不仅重塑了农户的生产生活方式,而且催生了如电商、直播等全新的商业模式和创业形态,展现出对农户创业的深刻影响。基于社会认知理论,采用县域数字乡村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研究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创业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乡村建设能够促进农户创业;东部地区、男性、中青年和低数字素养群体促进作用更加显著;西部地区阻碍作用更显著。机制分析发现,数字乡村建设通过资源效应和信息效应提高农户创业。研究结论为大力推进数字乡村战略对农户创业带来的具体影响提供了经验证据,为农村地区贯彻“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激活农民创新创业找到了新动力源泉,也启示决策部门应因人施策、因地制宜推进数字乡村建设,以避免“运动式”“一刀切式”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创业的不利影响。

新质生产力助力基于新型城镇化的数字乡村建设审视

数字乡村建设伴随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在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用而出现,数字乡村建设不仅可以通过现代数字技术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质量,破除城乡数字鸿沟和贫富差距,还可以为新质生产力助力奠定物质基础、提升主体效能和汇聚发展要素,进一步优化城乡间产业结构、科创实力、生活质量的支撑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数字中国是现阶段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部署和决策,数字技术能够为乡村经济发展注入强大动力,进而成为赋能党和政府各方面工作要求的重要引擎。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数字乡村建设有利于优化城乡产业结构,是带动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依托;有利于推动区域数字科技协调共建,是促进城乡关系发展共荣的关键动能;有利于夯实乡村全面发展的新基座,在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等方面具有现实意义。当前数字乡村建设面临着城乡数字能力发展的鸿沟巨大、数字乡村基层治理效能和城乡融合发展要求不适应、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乡村产业转型困难等方面的问题。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数字乡村建设需要统筹推动城乡数字资源配置,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建立灵敏高效的现代化数字乡村治理体系;引财智兴产业,充分发挥“智慧城市”对“数字乡村”的辐射带动作用。

数字乡村建设、资源要素错配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乡村建设与农业绿色发展深度融合是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引擎。本文选取2011-2021年中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构建数字乡村建设和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评价体系,多维度分析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乡村建设既可以直接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也可以通过带动绿色技术进步而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还可以通过降低土地资源错配、资本资源错配、劳动力资源错配程度而间接促进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异质性明显,东部地区、南方、粮食主产区的数字乡村建设的正向推动作用较强。

数字乡村建设、农村人力资本与农业绿色发展

本文基于2014—202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显著促进了农业绿色发展,此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乡村建设对西部地区农业绿色发展的驱动作用更加明显,东部次之,但对中部地区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没有有效的证据支持;农业农村信息化和金融科技发展是数字乡村建设推动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受到农村人力资本的影响,随着农村人力资本水平不断提高,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绿色发展的驱动作用明显增强。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提出应加强数字乡村建设,重点支持信息化技术和金融科技发展,同时加快提高农村人力资本水平,进一步促进农业绿色发展。

数字乡村建设能否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基于CRRS微观调查数据的分析

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巩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必然要求,通过释放数字乡村综合效应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是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形式。本文基于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采用多元线性模型评估数字乡村建设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显著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经过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成立;数字乡村建设能够通过集聚资源要素、提升村庄人力资本水平和增强农村创业活跃度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显著促进已完成农村产改地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建议从数字乡村的供给和需求两端发力,推进农村产业数字化建设,深化农村产业与数字技术融合;发挥数字乡村建设的多重效应,集聚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势能;找准村庄比较优势,因地制宜探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

数字乡村建设对县域产业升级的影响

县域作为我国经济功能完整、运行独立的基本空间单元,在经济发展体系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当下,我国大多数县域经济发展仍旧处于较低的水平,存在产业发展严重依赖于传统工业与农业、数字基础设施条件落后等多重掣肘。县域产业升级是实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合理的技术应用会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进而影响经济增长,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为县域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在此背景下,探讨数字乡村建设是否会影响县域产业升级,通过何种渠道来影响,这种影响效应又是否会因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存在异质性,这一系列问题的解答对理论与实践都具有重大意义。目前关于数字乡村建设与县域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研究尚未形成一致结论,由于变量度量指标、样本观测期、理论基础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文章将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和阿里研究院共同发布的县域数字乡村指数数据与中国县级层面相关数据进行匹配,最终得到2018—2020年涵盖中国1094个县(市)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考察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对产业结构影响的总效应,并进一步开展了作用机制以及异质性效应讨论。实证结果表明:从全样本层面看,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转型,在进行内生性问题、替换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剔除特殊样本等多种稳健性检验后,该结果依然成立;从作用机制来看,数字乡村建设通过提升居民创业活跃度和收入水平促进了县域产业结构升级;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中国东北、中部地区产业升级的正向效应更为明显。综合以上结果,文章提出了继续推动县域地区数字建设水平和数字应用水平、加强县域居民数字素养的培养、激发数字乡村建设的就业促进效应、发挥数字技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后发优势等政策建议。文章的主要贡献在于运用县域数字乡村指数科学且直观地衡量县域数字建设水平,以县域这一更加细微的尺度探讨了数字乡村建设和产业升级之间的关系,丰富现有研究,为政府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实现乡村产业振兴和共同富裕目标提供指导。

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基于CFPS2020数据的实证分析

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是全面提高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有效途径。在构建数字乡村建设水平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熵值法测算出2019年31个省(区、市)的数字乡村建设指数,将其与CFPS2020微观数据进行匹配,分析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对于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存在正向影响。相较于数字化基础设施水平,数字化技术应用对于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提升有显著激励效应,且对青年和中年群体更为显著。数字乡村建设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机制在于农村居民借助数字技术满足自主需要、能力需要和关系需要。因而,应大力提升农村居民数字技能,关注老年群体的数字化获得,推动数字技术与农业农村发展的多元应用融合,充分释放数字红利,提高农村居民幸福感。

乡村振兴背景下数字乡村建设的成就、问题与提升路径

数字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的关键环节,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数字乡村对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推动农村现代化转型,提升农村治理的智能化,破解乡村振兴难题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数字乡村建设取得了重要成效,主要表现在产业数字化、民生数字化及治理数字化等方面。数字乡村建设面临着以下主要困境:技术性与乡村性不适配、乡村数字人才缺乏以及乡村建设资金短缺。要加强和完善我国数字乡村建设,我国应当进一步加强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强化人才队伍建设、建立数字化基金,以促进乡村振兴活力。

多元主体协同如何促进数字乡村建设——基于浙江省64个县的NCA和fsQCA分析

基于协同理论和内源式发展理论,运用必要条件分析(NCA)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探究多元主体系统对数字乡村建设成效的复杂因果机制。结果发现:第一,单个影响因素均不构成数字乡村高建设成效的必要条件。第二,存在7条高建设成效驱动路径,划分为社会支持模式和政府引导模式。第三,在社会支持模式路径中,产业结构基础成为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内部力量,数字普惠金融则成为与之配合的外部力量。第四,在政府引导模式中,部分路径注重“政府+社会”二元协同发展模式,还有一些地区依靠上级政策的指导,为实施数字乡村建设战略和规划提供指南。

中国数字乡村建设水平测度、动态演化及收敛特征

文章构建了包括数字基建、数字产业、数字生活、数字治理、数字生态5大准则层和25项具体指标的中国数字乡村建设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量化评估2013—2022年全国及各省份的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借助核密度估计、方差分解、变异系数等研究方法,深入探究数字乡村建设水平的动态演化特征、结构差异分解及收敛性特点。研究发现:全国层面,数字乡村建设水平整体较低但呈现明显上升态势;区域层面,三大地区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呈现“东部—中部—西部”依次递减的梯度分布格局;全国及三大地区的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均呈现极化现象;数字基建和数字产业是造成全国数字乡村建设水平结构差异的主要原因;数字乡村建设水平仅在中西部地区呈现σ收敛特征;全国及西部地区数字乡村建设水平表现出明显β收敛特征,而东中部地区仅具有条件β收敛特点,不存在绝对β收敛现象。

数字乡村建设的增收效应及其传导机制——基于县域面板数据的再讨论

基于2018—2020年中国28个省份1804个县域的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收入的直接效应,建立门槛效应模型分析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并进一步采用中介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分析数字乡村建设的增收机制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显著促进农民增收,其中基础设施数字化、经济数字化以及生活数字化具有显著增收效应。在不同的收入群组和经济发展水平下,数字乡村建设的增收效应存在异质性表现。门槛效应分析发现,在数字乡村建设和县城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收入存在非线性影响。机制分析和空间杜宾模型显示,数字乡村建设通过提升县域创业活跃度进而促进农民增收;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收入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据此,建议加快完善乡村数字基础设施,推进农业产业链数字化转型,鼓励创业和加强县域之间的交流。

数字乡村建设、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民共同富裕

数字乡村是建设“数字中国”的治理单元,也是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新动能。文章基于2013—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深入剖析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共同富裕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共同富裕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可以加快农民共同富裕进程,其中,农业技术进步是数字乡村建设赋能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2)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具有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在中西部地区省份和数字乡村建设发展较为落后的省份,其赋能农民共同富裕的效果强于东部地区省份和数字乡村建设发展较好的省份。(3)数字乡村建设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不仅对本地农民共同富裕有促进作用,还能够有效带动周边地区农民共同富裕水平的提升。

数字乡村建设、创新创业活跃度与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

数字乡村建设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有力抓手,也是推动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文章基于2007—2022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乡村建设对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数字乡村建设对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具有显著的驱动效应,这一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乡村建设可通过提升创新创业活跃度推动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该结论同样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数字乡村建设对高收入水平、青年组、高教育水平、高数字素养省份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的驱动效应更明显。

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数字乡村建设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探究

基于中国30个省(区、市)2016—2022年的面板数据,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乡村数字产业、乡村数字生活、乡村数字治理4个维度构建了数字乡村建设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TOPSIS法进行测度,进一步根据空间杜宾模型探究了数字乡村建设的影响因素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中国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在增幅、年均增速等指标上均呈现出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部再次之、东北部最低的态势,具有明显的“马太效应”和空间依赖性。(2)分地区来看,浙江省的数字乡村建设水平最高,观察期内山西省的数字乡村发展最快。(3)人口年龄结构和城镇化水平与数字乡村建设水平呈显著负相关,研发强度和农民收入水平为显著正相关。(4)地区发展水平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研发强度和城镇化水平则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乡村建设对林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选取2012—2022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定量测算林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数字乡村建设水平的基础上,使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进行估计,实证检验数字乡村建设对林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乡村建设对林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并且数字乡村建设能够通过优化林业产业结构从而提升林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研究发现,东部地区数字乡村建设提升林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效应相较于中西部地区更为显著,并且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服务水平是提升林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因素。因此,政府应因地制宜地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加快与林业产业的深度融合,不断优化林业产业结构,助力林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数字乡村建设与中国式农业产业链现代化:内在机制与经验证据

以2013—2022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为样本,研究利用基准回归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数字乡村建设对中国式农业产业链现代化的影响及内在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可以有效助力中国式农业产业链现代化发展。数字乡村建设能够通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农村居民数字素养,推动中国式农业产业链现代化。数字乡村建设对中国式农业产业链现代化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农业资源禀赋异质性,对东部地区和农业大省中国式农业产业链现代化的促进作用更强。数字乡村建设对中国式农业产业链现代化的影响存在以自身为门槛的双重门槛效应。

数字乡村建设赋能中国式畜牧业现代化:逻辑要义与创新路径

数字乡村建设赋能中国式畜牧业现代化有助于驱动农业现代化发展,推动畜牧强国建设,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在新时代背景下,数字乡村建设以信息资源聚集、数字技术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提高为着力点,推动中国式畜牧业现代化可持续发展。因此,各参与主体应集聚畜牧领域数字资源,构建中国式畜牧产业链新格局;激发畜牧数字技术应用效能,推动中国式畜牧业全方位协同发展;强化畜牧业政策支持力度,形成中国式畜牧业多元支持合力,以此助力中国式畜牧业现代化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数字乡村建设与共同富裕——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利用2011—2020年31个省份的平衡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数字乡村建设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促进共同富裕,东部地区更为明显;数字乡村建设在数字普惠金融推动共同富裕中发挥重要的中介作用,城市化水平有助于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在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因此,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将使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赋能效果更加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