遮蔽与解蔽:电子竞技中的“数字劳工”——以《英雄联盟》为例

数字经济时代,玩家看似享受着“免费游戏”,实则在不知不觉中沦为了“数字劳工”,成为电子竞技产业中资本积累和增值的关键一环。以《英雄联盟》为例,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对电子竞技产业中“数字劳工”形成的过程进行分析,关注各种参与主体在游戏中“劳动”和“被剥削”的问题,以及探讨如何缓解“矛盾”的举措。

数字劳工新形态的本质、异化与发展——以马克思人学理论为视角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的发展和应用,人类社会呈现出智能化、信息化、数据化的特征,越来越多的劳动者被纳入“虚拟世界”,成为数字劳工。数字劳工的劳动形式呈现为弹性雇佣、游戏体验、情感劳动等新形式,表现出虚拟性、产消合一性、流动性、主动性等特点。数字劳工在享受时代便利、实现自身价值和发展的同时,也遭受着来自数字资本与数字平台的全方位、更具隐蔽性的剥削。数字劳工陷入主体性危机,其社会交往和精神情感出现异化。立足于马克思人学理论“人的本质”“人的需要”“人的价值”“人的发展”等方面的核心内容,具象化分析数字劳工的发展与异化,提出从国家、社会、平台多个层面出发,保障数字劳工的权益,助力数字劳工自由健康发展。

积极用户与数字劳工:B站影视类UP主的行为探析

本文采用网络民族志的方法,依托观察与深度访谈,对B站影视类UP主的内容生产行为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发现:一方面,B站UP主是网络社会中的积极用户,甘愿花费时间与精力发展自身的兴趣爱好,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个体满足、群体认同和价值表达;另一方面,娱乐与数字劳动间的界限趋于模糊,B站通过对劳动行为的控制、对闲暇时间的挖掘和对劳动成果的占有等方式,完成对UP主剩余价值的剥削。本文探究青年UP主在积极劳动与被隐形剥削之间的博弈,跳脱“单向度的人”的局限性,有益于深入了解网络时代青年劳动群体的特性。

去身与重连:科幻叙事中作为数字劳工的模拟生命

作为数字生命两大基准形态之一的模拟生命是当代科幻影视的热门主题。科幻作品在科学、情感、资本、体验、文明等五个层面搭建模拟生命的价值逻辑及其叙事模式,却也在有意无意中点明了模拟生命的数字劳工身份及其在肉身意义、感官意义、从属的身体、延伸的身体和文化的身体五重维度的“去身”。科幻叙事还试图重连被抛却的身体以解决“去身”映射的数字劳工的异化困境,却在缝合肉身、连接情感关系时反而导致了双重异化。唯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对抗数字异化提供了可行路径。

数字劳工与数字贫困: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的研究

在数字资本主义的社会背景下,数字贫困作为贫困在数字领域的具体表现形式与最终结果,其核心特征表现为劳动主体在现实及虚拟空间中处于一种肉体与精神的双重匮乏状态。随着生产方式不断向数字化转型,劳动的发生场域与时空界限被深刻重构,进而催生了数字劳工这一新兴群体。数字劳工面临着持续不断的数据生产压力,同时,数字消费意识形态的内化以及将数字贫困正当化的数字权力体系,共同将他们推向数字贫困的深渊。理解数字贫困的生发机制与内在架构,既需回溯数字生产的实践过程,又需借助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以贫困为逻辑原点,深入剖析数字时代背景下数字贫困的生成机制与根源所在。唯有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视角,才能洞见数字贫困的内在秘密,实现对数字资本主义的科学审视与有力批判。

技术与美好生活:数字劳工背后的社会症候与应对之策

数字劳工是全球化和数字化进程加速的产物,其本身具有工作不受地域和时间限制、享有的工作自由和便利较多的特点。但受环境、技术创新、社会文化以及经济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现实中“数字劳工”面临着劳动异化、身份认同危机等方面的困境以及工作伦理、社会融合等多重社会问题的挑战。因此,探源数字劳工的生成轨迹,分析其背后的影响因素,剖析现代技术对劳动关系的影响,深入探寻技术与美好生活之间的关联度,并基于此提出提高公众认识、优化劳动制度、加强网络劳动管理和监管等一系列优化“数字劳工管理”的应对之策,这也是数字时代确保现代科技服务于美好生活的一项重要课题。

“用户参与”理念的反思与数字税的重构——基于“数字劳工”概念的数字税改革方案研究

数字经济的兴起改变了传统生产关系和市场格局,带来了一系列经济、社会和政治挑战。为应对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严重税收流失和税收不公等问题,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发布了“双支柱”方案,期望通过多边共识解决国际税收难题。然而,作为其重要理论基础的“用户参与”理念存在逻辑的不自洽以及适用领域的狭隘性,“双支柱”方案本身也存在诸多挑战。因此有学者另辟蹊径,试图在数字税收领域引入传播政治经济学上的“数字劳工”概念,并基于“数字劳工”概念构建数字劳工税。数字劳工税是一种全新的数字税收改革方案,具有更小的冲击性以及更好的稳定性两大优势。我国作为数字经济产业大国,有必要对此展开更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老年“数字劳工”:机理、影响与优化——基于短视频平台“银发网红”劳工化的研究

本研究立足于数字化及老龄化交织的时代语境,以抖音短视频平台上的“银发网红”为研究对象,借助“数字劳工”理论,梳理“银发网红”在短视频平台上的劳工化过程。文章从正反两方面梳理了“银发网红”数字劳动的双重影响,探寻其保护与平等之路。

粉丝文化视域下数字劳工现象的成因研究

近年来,数字平台的普及和发展为用户构建了虚实结合的社群空间,使得平台用户被愈发卷入数据生产与信息传播中,并逐渐成为平台的“数字劳工”,娱乐行业尤为如此。本文研究了近年来“饭圈”的数字劳工现象,从赛博世界中粉丝文化的转向、数字劳动的动因与机制、数字资本对人与信息的物化几个方面进行分析,对粉丝“劳工”的产生与异化原因进行探究。“数字劳工”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是数字平台以经济利益为出发点,借助技术手段重置规则,通过情感操纵掩盖用户实际上是在“被迫”进行劳动的事实。这一过程导致粉丝用户创造的数字劳动成果被平台所掌控,同时营造出粉丝似乎是在“自愿”贡献的表象。

零工经济中数字劳工的困境与对策

在全球范围内,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承担"零工工作"的自由职业者在数量、规模和影响力上日益壮大,"零工经济"孕育而生。新型工作方式使零工经济中经历着"即插即用型"U盘生活的数字劳工面临诸多的困境,使其不断沦为新型的不稳定无产者。解决这些困境的对策需要从零工经济劳动者、政策制定者、关注零工工作公平性利益相关者等多维度出发。

被遮蔽的群体:数字劳工的形成、发展与前瞻

数字劳工是社会化媒体大趋势下网民身份的另一种表征,也是数字经济时代提升资源流转率的重要驱动力。通过概念溯源,发现在互联网文化培育下,数字劳工呈现出虚拟性、流动性和平等性等特点,由此引申出对数字劳工形成条件的讨论。在数字化空间的形成、想象性关系的建立和商品化用户的实现过程中,大众建构起自由而平等的虚拟交往。然而,深窥数字劳工的日常实践后发现,这种“交往”背后掩藏着商业平台对社会资源的强势占有,消费主义话语遮蔽了用户的劳工身份,也同步带来了数字劳工权责不统一的困境。未来,需通过多方努力澄明网络生态,完善数字治理体系,推动互联网健康、普惠和均衡发展。

数字劳工:移动游戏中青少年玩家的非物质劳动研究

移动游戏是"技术民族主义"、经济深化改革以及社会结构变迁多重驱动下的产物。青少年的休闲娱乐活动被技术和资本异化为数字经济中的生产实践,数字资本将玩家的生命时间转变为劳动时间,形成了"实质吸纳"的非物质劳动过程。青少年玩家自觉加入到游戏信息的智识性、交往性与情感性的协作生产中,成为数字资本剥夺生命政治劳动的核心要素。他们位处移动游戏"科层制"中的底层,是游戏产业重度剥削的对象;他们的游戏行为隐含着数字经济深层性的技术控制与经济盘剥。数字经济产业和电竞选手、游戏代练和游戏主播间建立起虚假"同意",通过"造梦"机制将规训内化为劳工们的自我激励,从而实现资本增值。

数字劳工的主体性及其发展走向--基于品牌带货主播异化劳动的研究

在数字化转型与平台经济发展的趋势下,数字劳工不断呈现新的用工形态,品牌带货主播便是电商行业发展下出现的一种新形态。从传统的情感主播到现如今的品牌带货主播,数字劳动者的主体性发展走向如何,这值得学界关注。基于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围绕数字劳工主体性议题,通过对W品牌电商公司的田野调查以及13位相关人员的半结构式访谈,从劳动产品、劳动活动、劳动者类本质以及劳动者关系四个方面对品牌带货主播的劳动过程与主体性表现展开研究,发现当重新被纳入资本强管制劳动关系时,主播会深受团队竞赛、情感附属、等级分配、流水线劳作、高强度工作等剥削逻辑的规制,他们深陷“强制规范”“工作量化”“内忧外患”的劳动处境,遭受品牌、平台和自我的三重剥削,进而出现主体价值降级、主体自我他塑、主体认同迷失、主体之间竞争等情况,其能动性、自主性、创造性全方位下降。为比较情感主播与品牌带货主播的劳动异化情况,提出“拟本真性”的概念以进行主体性程度的辨析。所谓“拟本真性”,即劳动者按照社会建构的劳动模式,出现一种接近于劳动本质并能够彰显主体性的表征特性,体现为话语权的获取、自我价值的实现、主体认同的塑造以及对资本霸权的反抗,它是现阶段劳动者主体性回归的一种迹象。通过对工作模式、情感地位、个人特质、直播内容、劳动强度、受众角色等方面的比较,研究发现较之于情感主播,品牌带货主播的“拟本真性”程度大大弱化,其主体性重回游走状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品牌带货主播身上的“拟本真性”荡然无存,他们会通过摸鱼坐班、虚假打卡、自主跳槽等方式对资本的剥削与压榨作出抵抗,这依旧彰显了他们作为能动主体的生命权力与主体性策略。鉴于从情感主播到品牌带货主播的劳动形态演变过程,研究认为劳动者和资本会处于长期的循环博弈状态,劳资关系不断被修正重构,而数字劳工的主体性则会以累积保留的姿态渐进回归。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以及人类需求的不断扩充,数字劳工主体性的归途终将是劳工自身。

受众商品论到数字劳工的不确定性: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劳动研究

达拉斯·斯麦兹提出的受众商品论开创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先河,他分析了传统媒体时期受众经广告的说服而参与传播再生产的劳动过程。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扩张及其与日新月异的传播新科技之强势结盟,技术与市场的壁垒持续增高,各类弹性雇佣制造的数字劳工的普遍化造成了当代人缺乏稳定性(precariousness)或说高危的根本处境。平台经济更以开放式、参与式的自觉自愿的数字劳工完成弹性资本积累,却将其无法被计算的一切排除在外,使数字劳动仅仅成为算法系统中量的素材存在。当下推崇备至的元宇宙迷思接踵而来,数字劳工有被人工智能快速替代的趋势,现代人依然无法挣脱“第二自然”物化数字世界的生存困境。有鉴于此,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反思与现实关怀意义深远。

交叉学科视域下的数字劳动研究——评“媒介和数字劳工研究:西方的视角”丛书

笔者至今仍记得2016年一个寒风凛冽的下午,与姚建华博士一起去商务印书馆上海分公司洽谈出版事宜的情景。在当时,"数字劳工"尚是一个比较敏感的概念,需要学术组织的背书。好在,贺圣遂先生代表的出版方极有眼光,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童兵先生主持的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学与研究基地亦极有魄力,共同促成了本套丛书的出版。

当“文艺青年”成为“数字劳工”:对网络作家异化劳动的反思

网络文学已成为我国文娱产业的源头和核心动力,而网络作家的异化劳动长期被忽略。基于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和业内对于数字劳动的讨论和相关成果,本研究聚焦于我国网络文学行业的发展实际和网络作家从“文艺青年”到“数字劳工”身份的转变,考察探讨在社会发展、技术进步、消费需求、资本偏好等因素共同作用下,网络作家在劳动动因、劳动产品、劳动行为和生产关系中异化的具体表现。归纳指出,网络作家数字劳动异化是主体地位逐渐弱化的过程,也是在生产机制和商业模式创新推动下不断从属于雇佣劳动关系的过程,更是在技术升级换代的作用下主体地位慢慢被蚕食分化的过程。

数字劳工:直播电商时代的消费者

“直播+电商”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网络经济的最新产物,电商直播时代的消费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消费者,而蜕变为传播政治经济学视野中的免费“数字劳工”,并成为资本积累和增值的关键一环,承受着资本联盟和自我的双重剥削。

传播及其批判:受众商品和数字劳工

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斯迈思使用受众商品和数字劳工来管窥资本主义视域下媒介的局限性,进而对资本主义媒介商业化运作所带来的社会全面物化进行了深刻批判,揭示出受众被媒介操控的恐怖境地。斯迈思的批判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有异曲同工之处,是马克思物化批判思想在新的场域下产生的新形式。尽管这种新形式汲取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以及新一代传播研究领域学者的思想理论精髓,但仍面临着各种挑战和考验,要想持续发展必须不断进行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

影像中的数字劳工形象、叙事与意识形态批判

数字劳工是资本家在数字时代为了加速生产,增加资本的再积累和私有财产,利用数字技术对劳动力剥削制度的升级。劳工的工作与生活的界限被打破,在无处不在的数字技术监控下他们的所有时间与空间都给予了劳动,生命在数字时代仅仅作为生存而存在。劳工的处境、遭遇与社会变革、经济发展、意识形态话语有着无可回避的连结,劳工形象一直是电影艺术和创作者对现实关注的切入口。

逐梦者与数字劳工:析草根带货主播劳动过程——以浙江省北下朱村主播群体为例

随着互联网直播的普及和直播电商行业的发展,头部主播的数字劳动过程愈发受到学界关注,而作为“大多数”的草根带货主播,其劳动过程模式也值得探究。本文以“网红直播第一村”——浙江省北下朱村的直播带货草根主播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参与式观察法、半结构式访谈法,并以“劳-资-客”为分析逻辑探究其如何从“逐梦者”沦为“数字劳工”。分析发现,互联网直播技术赋能缺乏专业性的草根阶层参与数字经济的劳动过程,并让劳动者在数字劳动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治理权,并发挥其主体性,生成劳动反馈机制。然而,这一趋势也使资本以隐蔽的操控手段对作为数字劳工的主播进行劳动控制。基于现存问题,本文从平台方、草根主播方提出相关的发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