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协商民主的逻辑理路、内在限度与优化路径

数字协商民主是数字化和民主化两大浪潮深度交汇的产物,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通过技术、价值、工具三重嵌入重塑协商主体的能力与意识,使协商民主迎来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新机遇。以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为目标检视,技术本身的局限性无形中为数字协商民主创设了难以跨越的内在限度,包括基于数字鸿沟的民主参与广泛性限度、基于网络失范行为的民意表达真实性限度、基于数字异化风险的民主决策有效性限度。数字协商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只有以数字包容营造广泛参与的政治环境、以有序参与凝聚真实民意、以法制保障筑牢数字安全屏障,将技术和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才能将广泛、真实、有用的全过程人民民主落到实处。

数字协商民主治理有效的内在逻辑与优化路径——以Y市政协云平台为例

协商民主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地化实践的重要一环,如何推动协商民主的数字化改革已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地方性治理实践的重要课题。面向数字化情景构建数字协商民主的分析框架,有助于从整体视角厘清全过程人民民主地方性实践的理论逻辑,着力提升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阐释效度。基于此,通过对Y市政协云平台的案例分析发现:Y市以“一网一微一端”、六大在线系统、三大特色版块架构出数字政协云平台,借助这一平台充分发挥数字赋能优势,扩大数字协商半径,推动深度协商;高效服务委员,促进充分表达;提供数据支撑,保障科学履职;数字热点采集,助力民主监督。这些构成了数字协商民主治理有效的内在逻辑。但在数字协商民主的地方性实践中仍面临数字素养阙如、协同机制受限、技术延伸不足、平台建设难以持续、法律制度建设不完善、公共伦理风险等多维治理实践困境,引致数字协商民主的治理限度。为此,通过重塑数字认知与意识、有序构建协同机制、夯实数字技术的保障效应、激发平台建设的新活力、健全法律制度以及重构伦理安全等多维路径,力图促成数字协商民主的有效治理,进一步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高质量发展。

数字协商民主的价值意蕴、现实困境与纾解策略——基于青岛市“倾听与商量”数字协商民主平台的TOE分析

数字技术的快速变革,全方位重塑了既往协商民主的政治实践形式。数字协商民主通过场域重构、技术赋权、组织优化、意义重构等方式,提升了多元主体合作共事能力、密切联系群众能力、实时监督反馈等能力。同时,数字协商民主仍面临“数字鸿沟”产生新的不平等、僵化的科层制组织制约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协商对话伦理失范造成舆情管控压力陡增等现实困境。为推动数字协商民主良性发展,提升数字协商民主的治理效能,需要以党组织嵌入破除科层壁垒,以技术普及消弭“数字鸿沟”,以培育参与式政治文化优化民主环境氛围。

数字协商民主的逻辑、困境及优化路径

协商民主是中国经过长期探索,建立起来的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如何推动协商民主的数字化改革已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地方性治理实践的重要课题。数字化时代对社会治理而言,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机遇。在深度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中,通过数字化协商民主赋能社会治理,可以充分提升主体来源的广泛性、对象交流的平等性、委员履职的便捷性,最大程度实现“线上”集聚、线下“组织”的效果,从而保证在有效整合资源、广泛凝聚共识上有所作为,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近年来,数字协商民主的实践探索在我国各地存在不同的创新模式,但仍面临一些问题,为此需要优化路径,进一步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高质量发展。

大数据、民意形态变迁与数字协商民主

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民意形态悄然发生了三重变迁:民意结构由原子化转化合成化;民意测量由样本民意转向总体民意;民意分析由小数据分析转向大数据分析与可视化。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数字协商民主已成为中西制度生命力的竞争高地。基于SWOT分析法的SO策略、WO策略、ST策略、WT策略构成大数据背景下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发展的四元发展策略。

元宇宙数字协商民主的机遇、风险和逻辑进路

元宇宙视阈下,数字鸿沟、数字垄断、数字殖民和数字霸权等一系列新问题向理论界昭示了协商民主与数字技术二者怎样互动融合的重要议题。数字资本主义驱动下的种种乱象,只是拨开元宇宙技术面纱的一角,未来元宇宙民主和专制的矛盾激化程度难以想象,而没有人文关怀的数字技术构建的人类文明也是虚假的文明。因此,迫切需要以科学辩证的态度认识元宇宙和数字协商民主,有效规制元宇宙数字资本主义给数字协商民主带来的风险。进一步在数字时代下,抓住数字自治、数字共享、数字治理、数字赋能的机遇,坚持数字协商民主发展的正确的价值逻辑、技术逻辑和政治逻辑,推进数字协商民主的健康发展。

数字协商民主的内在机理与治理路径

发展数字协商民主是推进中国数字社会治理精准化的必然趋向,建设数字中国也客观要求以数字化赋能协商民主。“云平台”构建多元主体互动新协商格局,“云计算”塑造规范化程序化新协商秩序,“云履职”提升参政议政新协商实效,都彰显了我国数字协商民主的创造性实践。但数字时代的严峻复杂形势也带来了治理挑战:技术精英占据天然优势地位,背离数字协商民主理想;算法“黑箱”阻碍多元共识,加剧公众协商过程非理性化;数据泄露导致陷入数字治理困境,阻碍共商共建共享;数字平台无限扩张进而霸占数字社会的话语主导权。基于此,中国语境下发展数字协商民主从而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亟须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提供激发民主活力的数字技术保障,构建多元主体的协同性平台治理,健全数字协商民主基本制度体系。

数字协商民主建设的应然定位、实然困境与适然路径

数字将人、物、地理空间连为一体,一场数字化革命已经开始。数字协商民主是协商民主与互联网、大数据相连接而产生的一种新型民主样态。从应然层面,准确定位中国数字协商民主发展的根本政治原则、指导思想、学术立场、实践场域等方面;从实然层面,注意规避“数字鸿沟”“数字乌合”“数字异化”“数字霸权”等风险;从适然层面,通过优化数字资源配置、整合数字技术优势、重构数字生产关系、构建数字协商制度,探索出一条数字协商民主建设的正确路径,推进数字协商民主健康有序发展。

新媒介赋权与数字协商民主实践

在新媒介赋权趋于常态化、人工智能趋于大众化的智媒时代,数字协商民主成为调和政府与社会、专家与民众、技术与民主关系的有效路径。新媒介赋权重塑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打破了传统协商民主的科层化权力格局,催生了数字协商民主这一新兴事物。随着新媒介赋权范围不断扩展,网络空间出现信息冗余现象,算法推荐应运而生,这给数字协商民主带来了诸如“群体极化”“精英民主”“智能极化”等问题。公民、社会和政府三方主体应当协同共进,通过加强新媒介赋权的伦理建设,弥合精英政治与底层政治的鸿沟、破除算法黑箱,大力推动数字协商民主实践,促进线上与线下协商民主的双向互动,从而有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数字协商民主:制度规范与技术路径——江苏省淮安市“‘码’上议”实践探索

既有的数字协商民主的理论演绎往往拘泥于技术之于民主功能发挥的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忽略了数字技术应该与制度设计相融合才能真正实现数字协商民主以人为目的的价值旨归。在基层民主政治生活中,数字技术的作用发挥也必须依循既有制度规范的空间和平台。江苏省淮安市“‘码’上议”协商议事创新实践,通过制度设计实现了数字协商民主的治理变革,体现了数字技术进步在信息获取、协商对话、民主监督和科学决策等维度对协商民主的影响。在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总体性发展设计背景下,“‘码’上议”能够通过数字技术整合和吸纳相关方利益,发现和提炼针对性的政策议题,通过对话推动公共事务实践紧张关系的疏解,充分实现共识基础上的科学决策。基于制度规范的技术路径选择,得益于地方政府的创新实践、存量制度的路径依赖、组织程序的制度嵌入以及协商民主的数字运用。数字协商民主的未来在于数字技术能够赋予权力制约和权利维护以能力,但这种能力必须遵循人类民主治理的制度逻辑而不能超越制度控制。

数字协商民主与基层治理民主化——基于江苏淮安“码上议”协商平台的实践考察

协商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江苏淮安“码上议”协商平台的实践表明,数字技术赋能基层协商民主,开启了基层议事协商的开放空间模式,打破了传统议事协商的时空局限,拓展了议事协商的公共领域,改变了基层公共参与“沉默的螺旋”状态,推动协商民主运转起来成为“旋转的陀螺”。“码上议”将调研融入协商的实践机制和多元主体的协商结构,强化了议事协商的公共理性,实现了议事协商从“众意”向“公意”的转换。而人民政协的桥梁作用和社会公众的跟踪监督,共同推动了议事协商结果的转化落实,助推基层协商民主实现过程民主与实质民主的统一。基层协商民主的数字化,驱动着基层公共事务的民主化治理。

数字赋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检视——基层数字协商民主的优势、梗阻及进路研究

推动基层数字协商民主实践是当前我国贯彻落实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现实反映和客观要求。在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的背景下,以数字技术赋能基层协商民主既为基层民主建设提供现实实践途径,又是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的必然选择。数字协商民主凭借自身技术优势和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彰显出独特的优势和价值。但基层数字协商民主尚处于初期发展阶段,自身运行仍有一定的梗阻和限度,因而要以消弭技术缺陷和培育数字素养来弥合数字鸿沟,以践行理性表达和规范参与秩序防范群体极化风险,以培育集体逻辑和树立公共精神来纠正数字伦理失范行为。

数字民主视域下人民政协协商治理机制与路径

人民政协是加强数字民主建设和推动数字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载体,以数字技术赋能人民政协的履职工作,有益于优化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的凝聚共识功能,提升人民政协的协商能力与治理水平。数字时代的民主实践与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契合了全覆盖的民主价值,在保障政治参与和增强协商效能方面实现功能互补,数字公共领域的场域逻辑影响着数字民主运作方式,并对人民政协协商民主提出新要求。数字时代的人民政协将民主理念与目标嵌入协商治理过程,从委员履职便捷、协商机制完善、治理制度协同等三个方面健全协商治理机制。在新时代,以数字技术赋能人民政协协商治理,需要人民政协在民意充分表达的基础上凝聚全过程共识,形成数据与知识的双轮驱动,促进面对面协商与网络协商机制的有机衔接。

论数字协商民主的概念与特质——基于“情境-结构-行动者”的分析维度

信息、平台、数据和算法在技术政治领域的深度应用创造了协商民主新的繁荣,也改写了协商民主的实践逻辑。本文试图从建构主义的视角入手,为数字协商民主这一复合概念及其主要特质提供一个综合性的“情境-结构-行动者”分析维度,研究数字协商民主的正当性价值与潜在风险。推入数字协商民主处于信息及其意义符号叠加的社会历史情境之中,塑造了公共领域的算法推动机制、社会交往的算法沟通机制、资源流动的算法控制机制、意愿测量的算法分类机制。正式与非正式关系结构的整合则强化了数字协商空间的包容性、协同性、回应性和自主性。数字协商民主行动者的数据赋能效应带来“数字人”的能动性、精准的大样本民意、去精英化的生成式议题,以及大数据的全场景图谱。

数字协商民主:认知边界、行政价值与实践空间

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兴起与发展,深刻地影响着人类对于民主政治的思考,并在不断为自己开拓发展空间的同时改变着民主政治的制度形式与实践路径。作为一种复兴直接参与理想的民主形式,协商民主也毫无疑问地受到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变革的影响,由此产生了数字协商民主的新形式。数字协商民主具有协商民主的一般性特征,同时又具有广泛参与的可行性、议题选择的丰富性、协商对话的平等性、民主效果的即时性等差异性特征。数字协商民主能够借助数字技术将多样性空间中的利益主体联结起来,实现充分信息条件下的科学决策,释放个体与组织活力打开民主空间,引导民众逐步养成民主精神与素养,加强对于公共权力运作的监督。数字协商民主的实践空间,既有赖于技术支持力获得突破和允许的程度,也取决于总体性的宏观制度结构在何种程度上持续释放民主的活力。

数字协商民主:可能性、风险及其规制

信息、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发展使数字协商民主在现实中成为可能。这种可能性既是由技术发展所提供的,也是实践经验所累积的,更是制度建构路径所赋予的。但是,技术的变化性和民主形式的稳定性,实践的差别性和民主价值的原则性,程序的规范性与民主创新的探索性之间的内在紧张关系,使数字协商民主的理论思考、制度设计和实践运转依然面临诸多挑战,例如技术普及的条件下平等是否是自然可得的?技术即时可达条件下是否能够实现广泛参与?数字协商过程中的民意表达会不会出现失真与扭曲?充分信息条件下是否必然做出科学决策?技术提高效率的同时是否当然能够维护公平?数字协商民主是否能够实现治理效能提升?数字协商民主面临的挑战既需要从理论上加以解决,也需要在制度设计上实现突破,同时还需要在实践中鼓励更多差异性的创新探索。由此,才能够在不断地改变社会生活实际和被社会生活实际所改变的过程中,实现协商民主的开放式发展。

信息时代数字协商民主的重塑

信息化时代,协商民主不再是传统协商民主的独奏,而是传统协商与数字协商的协奏。在信息时代,数字化与协商民主两种浪潮汇合形成数字协商民主。数字协商民主正从四个方向重塑协商民主:协商资源分配的均衡化、协商主体关系的均衡化、协商信息的数据化与综合化以及数字协商形式的多元化。基于数字语言所建构的数字协商打破了传统协商场域的时空限制,促进实现了协商资源分配的均衡化,将哲学意义上的"主体间性"转化为广泛平等的协商实践,充分彰显了大数据时代社会主义民主的生命力。

数字政府建设背景下协商民主的内涵特征、价值凸显与方向优化

协商民主过程因为数字技术的嵌入而表现出更大的开放性和覆盖力,数字协商民主实现了更为广泛的主体参与、更为丰富的议题讨论、更为平等的协商对话、更为精准的监督监管。其对于现代治理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基于联结功能创新的民主动员,基于全样本特征的共识凝练,基于权力关系改变的民主活力激发,基于机会均等趋势的公共精神强化,基于大数据功能的权力制约路径创新。虽然协商讨论数字化特征的强化有助于拓展民众的参与空间而提升民主效果,但技术与制度要充分协调而保证内部一致性,以避免部分居心叵测之人借由技术操纵而“打擦边球”或“绑架民意”,造成“伪民主”。须明确:数字协商民主的运行基础在于对组织制度规章的绝对遵从,虚拟网络空间并非法外之地;数字协商民主的效果取决于制度基础和制度方向,在加速技术创新之前应先提升政府行政价值;数字协商民主的起点在数字技术,但落脚点始终在协商民主,政府应避免陷入“技术迷信”误区。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数字协商向度:优势、问题与优化

在数字时代,数字技术与协商民主的深度契合具有了现实可行性,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拓展了实践向度。数字协商民主满足利益关系调节的现实需要,契合人民当家作主的价值理念,提升协商民主的实施效果,具有独特优势。数字协商民主运转存在一些风险:群体极化消解数字协商民主公共理性,数字鸿沟扩大数字协商民主不平等性,数字治理安全风险降低数字协商民主参与性。优化数字协商民主发展路径,要促进多种数字协商民主形式融合发展,提升参与主体的数字协商民主能力与意识,加强数字协商民主安全治理保障。

数字化协商:协商系统理论视阈下的基层治理新形态——基于我国苏浙川三地实践经验的分析

数字化协商是大数据时代数字技术与民主协商的耦合物。基于协商系统理论,构建我国数字化协商的要素指标测量体系,主要包括协商主体及其数字化参与度、协商场所及其包容性、协商实体及其科学性、协商传播及其敏捷性、协商转化及其扩散性、协商执行及其透明性等六个维度。数字化协商已成为维护并增进基层群众福祉的新方式,能够有效提高基层治理能力。与传统型协商相比,数字化协商是我国基层治理的新形态,也是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新路经。在实践中要注重因地制宜、规避技术风险、在“数字化协商”走向“数智化协商”过程中做好调适等,以此更加稳健且全面地推进我国基层治理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