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司法的法治边界

随着数字经济的加速发展,现代司法发生了基础上的底层变革,在实践中不断涌现的数字司法创新,演绎出数字司法的时代逻辑,形成了新型的数字司法运行机制,使得司法质效获得了空前提升。然而,数字司法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风险,需要在司法能动与司法谦抑、数据业务与数字正义、数字技术与法治人文上进行恰当的“三重”平衡,从而确立数字法治理念,推进司法制度变革,厘定数字正义原则,构建数字正当程序,实现数字司法的形态转型和迭代升级,进而绘就数字法治的“中国图景”。

数字司法的理论反思:意义、问题与监管

数字司法标志着司法3.0阶段的到来。在这一阶段,人工智能的角色已从“数字书记员”演变为“法律同伴”,技术深度赋能司法体现为最大化司法裁判的可计算空间,表征为法律规则的再规则化,事实认定的数字模型化以及自动联结案件事实和裁判结论。但数字司法也产生了用技术手段消解程序空间,用数据运算隐匿评价余地和用可能性取代规范性的问题,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用技术替代主体意义上的“人”的倾向。由此,要强化对数字司法的人工监管,既确保其追求数字正义的正确价值导向,也要建构和完善相应的监管机制。数字司法的力量来自数字技术与司法裁判之价值目标间的相符,弱点则来自两者的相悖。因此,数字司法何去何从,最终还是取决于法律(或者说人)的调控。

数字司法公开中个人信息的动态化保护

数字司法公开是指基于智慧司法技术,以庭审直播、法院案例库上线、执行信息网络公开为主要途径实现司法过程动态监督与司法数据应用为目标的司法活动样态。数字司法公开过程全景化、公开内容数据化、公开对象代码化以及公开程序算法化带来了个人信息保护之迫切诉求。片面依赖个人主义的权利保护或强调集体主义的风险防控手段应对此问题力有不逮。数字司法公开中的个人信息保护模式需进一步结合智慧司法数据、司法算法、司法过程合宪性控制与司法责任规范保护,破解“公开”与“不公开”的矛盾律,积极探索“第三条道路”,落实内外部风险控制责任,聚焦数字司法公开的“前—中”端管控而非事后救济,强化个人信息保护的主审法官全链责任原则,实现数字司法公开目标与个人信息保护目标的并进。

数字司法中的个人信息保护

线上司法、电子卷宗、智能辅助办案、大数据等信息技术越来越广泛而深入地应用,使得司法活动被全流程、实时、动态地记录,沉淀形成司法活动中不同主体不同类型的个人信息。在数字司法活动中,不规范使用甚至滥用个人信息,会构成对个人信息以及个人隐私的侵犯。在技术变革和取舍的过程中,如何确保个人信息及个人隐私得到适当保护,是我国探索和完善数字司法亟待解决的问题。从数字司法应遵循的个人信息保护基本原理出发,结合数字司法所涉个人信息收集、使用、存储、展示、委托处理等个人信息生命周期分析,构建适应数字时代特征的个人信息保护规则体系,健全隐私保护机制,强化数据安全防护,落实责任追溯制度,从而更好地促进数字司法的良性发展。

数字司法的制度检视与样态建构

数字司法是传统司法模式在数字时代的延伸和再造,也是对智慧司法、互联网司法实践进行反思、吸收与革新的成果。数字司法不仅在总体目标上表现出数字与司法双向融合、相互促进的特征,而且其具体机制的建设亦集中于对“新兴技术应用”和“新型问题处置”两条主线的遵循。通过对数字司法现实基础与时代价值的考察,可以明确此类司法模式存在的真实性、合理性及正当性。依托数字化转型的整体推进和司法化规制的有序进行,并以组织载体模式、技术规范机制与司法规则体系的变革为重心,或可为数字司法的塑造,以及数字与司法相互扶持、共同推进目标的实现给予有益的方向指引和路径参考。

论数字司法下的民事诉讼规则

数字司法是将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于司法领域、提高司法效率的司法新形态。依托于“数字化建设”,数字司法在诉讼理念、诉讼规则、诉讼程序等方面都对传统司法形成重大冲突与挑战。数字司法中的民事诉讼规则主要包括电子送达规则、证据远程审查规则、在线庭审规则、智能裁判规则等。研究数字司法中的民事诉讼规则,有利于把握当前全域数字法院改革的本质,探究诉讼案件的智能化司法模式,更好回应数字时代下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

数字司法赋能诉源治理的路径优化

坚持数字改革赋能、抓实抓好诉源治理是积极回应多层次、多元化解纷需求的理性选择。从数字司法赋能诉源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分析,以推动数据联通、完善数据链条、创新数据运用三个维度优化路径,将大数据效能和法治效能多维耦合与深度互构,打破社会治理多元主体间的数据壁垒、破除信息藩篱,让共性关联的数据“说话”,构建提升办案质效、回应司法需求、赋能诉源治理的数字司法体系,发挥数字司法的溢出效应,为更好化解矛盾、防范风险、促进治理提供支持。

数字司法视域下诉源治理现代化路径展望

数字司法的发展为诉源治理的内涵和价值提供了“新变量”。数字司法视域下诉源治理现代化,具有“时代性”和“中国式”特征,且有利于强化法治建设、深化能动司法、提升治理能力。当前,司法机关借助数字技术已开展智慧公安、数字检察、全域数字法院建设,并在诉源治理方面取得一定成效,但理念、体系、机制和能力等现实问题成为制约诉源治理现代化的桎梏。基于此,有必要在数字司法视域下,从转变理念、完善体系、健全机制、提升能力等四个方面构建与诉源治理现代化相匹配的优化路径。

数字正义视域下数字司法建设面临的障碍与对策研究

数字正义是在网络信息化背景下对传统正义的转型升级,是数字社会赋予公平正义的更高需求,应当成为新时代司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国数字司法建设尚处在初期阶段,存在“数字鸿沟”导致司法触达不全面、“算法黑箱”造成司法推论不透明、“技术机械”致使司法审判不合理等诸多问题,阻碍了司法创造更高水平的数字正义。在通往数字技术嵌入司法领域的新一轮变革中,还需要从健全数字司法法治化规范体系、强化数字司法系统的安全实用、优化数字司法建设的人才支撑、改进数字司法应用的监督机制等方面着手,加强数字司法法治建设,从而更好回应人民群众对司法正义的美好期待。

数字司法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法治保障研究——以芜湖市为例

推进数字司法工作法治保障是规范有序推进司法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证。为推进数字司法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健全数字司法法律制度;建立更加严密的防范规则和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进一步健全服务保障机制;坚持各个司法机关的数字司法工作协调发展和融合发展;进一步健全督查数字司法工作的组织及措施机制体系;不断健全评价体系并加强考评工作等。

被敞视的法官:数字司法对审判权运行的影响

数字司法与审判监督管理制度存在耦合关系。数字司法重塑了法官的审判工作环境,尤其体现在“法官—审判监管者”的关系维度上。具体变化包括从事前和事后监管到全流程事中监管、从静态监管到动态监管、审判流程的节点化和可视化等方面的变化。监督管理者可以借助信息化手段,全程、动态地监督法官的审判活动,法官的行为可视且留痕。数字司法单向度地导致了司法被敞视,法官落入了一种全景敞视结构。审判场域中的权力关系呈现以下状态:审判权具有高度可见性,审判监督管理的策略趋于细微化,审判监督管理的权力具有弥散性,在科层式结构基础上叠加了短距式监管。审判权运行更加强调规范性,但容易导致裁判尺度的形式化统一,体现在诉讼流程的标准化、实体裁判标准的统一、法官考核中的标准化压力等方面。数字司法与审判管理现代化改革的核心关注应当回归法官的实质裁判职责。

数字正义下司法人工智能的适用困境及纾解进路

数字正义是现代司法正义体系下拓展的新追求。数字正义与司法人工智能二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逻辑关系,数字正义是司法人工智能的价值目标,司法人工智能是数字正义的实践载体。此逻辑关系基础上的司法人工智能适用要充分发挥数字正义本身的理论指导效能,就必须对其在适用过程中可能引发的主体地位弱化、行为内容侵扰及责任追究阻滞的困境予以分析并解决。立足发展实际,数字正义下司法人工智能适用的纾解进路可以从回归司法主体价值、优化司法内容机制、完善司法责任监督几方面着手,以期实现数字正义下人工智能在司法领域技术应用的和谐转型。

数字权利的生成基础及法治化保障

数字时代的核心特征是人类的“数字化生存”状态。数字空间、数字属性、数字利益既构成了数字权利的现实基础,也承载了数字权利的时代诉求。然而,由于数字规则、数字行政、数字司法和数字平台等制度或机制的不完善,造成数字权利的法律确认不足、数字权利的公共保障有限、数字权利的司法救济不畅、数字权利的平衡保护乏力等问题,导致了数字权利的系统性“流失”。因此,亟待通过加强数字权利的法律确认、促进数字权利的公共保障、完善数字权利的司法救济、提升数字权利的平衡保护,从而遏制数字权利的“流失”问题,为数字权利保护提供法治化保障。

数字时代刑事证据运用的风险及其规制——以算法证据为分析视角

数字信息技术对刑事司法的深度介入产生了算法证据。刑事算法证据应限于“人辅机主”型的机器学习算法证据,可归属于专门性问题报告范畴。算法通过数据结构化的过程,揭示大数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算法证据是在司法证明整体主义模式下对大数据评价的结果,包括预测类算法证据、识别类算法证据和分析类算法证据。算法证据的司法适用存在三层风险:对无罪推定和自由心证的冲击;“概率近似正确(PAC)”理论下的事实认定错误性或歧视性问题;权力行使的隐化和异化趋势。同时存在双维困境:在实体困境维度,算法透明度和可解释性、个人数据赋权与反算法身份歧视等手段难以实现对算法的有效规制和监管,影响算法证据合理适用;在程序困境维度,数据选择与算法设计监督程序、结果告知与解释程序以及异议或质证程序的规则阙如,制约算法证据适用实效。对此,应当以事实认定的辅助性、技术性正当程序、比例原则作为算法证据司法适用的理念指引;依据算法证据生成流程,从数据可靠性、算法可靠性角度明确算法证据可靠性的具体要素;构建取证、开示、质证与认证规则,强化算法证据适用的程序规制。

数字司法的导向模式与实现路径探究--以治理逻辑与内容创新为切入点

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融合发展推动了社会治理模式的数字化变革与重塑,对传统司法秩序包括结构层的司法架构、实体层的治理规则、应用层的技术嵌入等产生了深刻影响。建设契合数字文明需要的数字司法治理体系成为时代课题。在具体发展路径上,数字法治建设应当遵循融合性的思维导向,在构建数字司法治理逻辑范式基础上,以算法、数据、平台数字生产力三要素为重点,系统推进数字社会治理法治化。

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现状、特征及争议厘清——基于司法数字资源统计展开

通过收集与整理近年来代表性司法数字资源中9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数据与信息,能够相对有效地分析当前性侵未成年人的状况与特征。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现状分析主要从犯罪数量与犯罪类型两方面展开,而在此基础上对该类犯罪从刑罚与保安处分措施状况着眼的司法惩治状况的分析可以进一步加深对犯罪现状的认识。在现状分析的前提下,从犯罪人、受害人与犯罪行为三个方面展开特征分析,可以进一步明确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治理重点与方向。从当下司法治理的角度,对典型案例中的争议分析与厘清可以为有效惩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提供直接保障。

斡旋受贿精准量刑建议数字化的显示偏好理论面相——基于293例斡旋受贿犯罪裁判文书的数字化剖析及模型构建

数字司法时代的来临推动了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精准化,但司法活动受司法人员显示偏好影响并不适宜直接用技术算法拟合。对293例裁判文书进行结构化解析发现,斡旋受贿犯罪的量刑建议数字化面临困境:这一特殊的犯罪形式系多法条对应一罪名、数额特别巨大时缺少通行量刑细则、与人际关系密切。结合显示偏好理论,司法人员的裁判行为可被折叠到对司法机关量刑活动的分析评价中,实现对量刑建议数字化分析进行改良,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对上述犯罪宣告刑与罚金刑的算法模型。模型初步揭示了司法人员在不同涉案金额下适用同一量刑情节会因群体性显示偏好,可能部分偏离并改变该情节适用的理论效果。

数字化个人破产信用评价机制构建的机理、困境与图景

基于数字时代实施个人破产制度的现实需要、数字司法对于破产案件办理的改革要求、数字社会中的信用不可见风险,构建数字化个人破产信用评价机制已经成为支撑个人破产制度建立实施的重要内容。以“数据—算法—平台”三维结构为框架的数字化个人破产信用评价机制在通过信用数据采集、算法信用画像、平台联通应用得以实施的同时,面临着数据孤岛导致的非正义前见、算法黑箱引发的公信力危机、平台薄弱产生的应用性困境等问题。未来可以通过合作治理达成信用数据共享,依托可信算法实现信用评价公信,完善制度供给推动破产平台建设,以此驱动数字化个人破产信用评价机制更好、更有力地赋能社会信用体系和个人破产制度建设。

数字时代刑事正当程序的重构:一种技术性程序正义理论

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中国刑事司法领域的广泛适用正在冲击并重塑司法的实践面孔。面对数字化、智能化的司法实践,传统的对抗性程序正义理论以及协商性程序正义理论在适用场域、规制主体、程序运作和结果评价等方面已经不具有完全的解释力。技术性程序正义作为对数字技术融入刑事司法程序的过程和结果进行价值评价的基本标准,包括“排出偏见”“充分参与”“程序对等”“程序合理”“问责有效”五项基本要素,旨在对司法数据和算法的透明性以及系统开发过程中的共同体参与、机器学习及智能系统的合理解释与规制提供框架。技术性程序正义立基于人的主体性和尊严理论、司法公信力理论和分布式道德责任之上。技术性程序正义全面挑战了传统程序正义理论,但二者有各自适用的空间和边界。为了接近技术性程序正义,司法机关需要对数字技术融入刑事司法的开发机制、备案机制和检验机制进行配套改革。

司法过程中的数字规律——关于司法数字生成及其合理性的阐述

司法过程中少不了数字的存在,司法数字可分为描述性与调整性两类,调整性数字在司法裁判中通常具有实质性作用,而司法与数字关联的内在机理缘于数字的固有特征与司法的特定需求;从生成因素来看,司法数字的产生以法律规则为基础框架,以经验为填充,通过法官理念整合后展现于裁判文书之中,而理念又在深层次为文化所决定和指引,其最终体现了主观性(主导)与客观性(框架)的综合;从合理性理论出发,司法数字的合理性标准可分为程序正当与结果合理两方面,自身的优化路径则包括基本裁量原理、计算规则的明确和多元回归模型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