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平台自我优待的反垄断规制困境与优化进路

平台企业为开拓商业疆土,通过数据垄断、流量封锁等方式优待下游市场的自营业务,实现竞争优势乃至垄断地位的跨市场传导。从本质上来看,竞争优势的传导超越一定限度即可能构成滥用,不属于合法竞争的范围。平台自我优待由于符合杠杆理论对滥用行为的共同要求,应当被纳入反垄断法的规制范围。然而,鉴于我国当前该行为违法性统一认定标准缺失、反竞争效果难以判定、正当性抗辩理由滥用三项因素模糊了自我优待的反垄断规制边界,故在重塑分析框架基础上对其有针对性展开优化,明确平台自治的合理限度,以期为规制指明未来走向。

资本二重性视域下数字平台资本的特性分析与运行规范

数字平台资本是数字经济时代新的资本形态,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数字平台资本进行正确把握与规范,是使其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提。马克思资本二重性理论为分析数字平台资本的特性提供了理论支持,数字平台资本既是特定历史阶段生产关系的具体体现,又作为生产要素存在于经济运行中。在运用马克思资本二重性理论对数字平台资本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揭示当下数字平台资本具有的下沉渗透特性、无序扩张特性和技术崇拜特性。对数字平台资本的运行进行规范,要不断探索数据要素的产权界定机制,健全完善要素参与分配制度;以法的制导规范数字平台资本行为,促进数字平台资本有序发展;推动数字平台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以消解数字平台资本技术崇拜。

数字平台生态系统形成的过程机制研究——基于海尔的探索性案例分析

采用探索性单案例研究方法,以海尔数字平台为研究对象,构建了数字平台生态系统形成的过程机制模型。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平台在万物互联等因素驱动下,推动了数字平台生态系统形成;数字平台生态系统可分为员工、组织、生态3个子系统;数字平台生态系统形成过程能创造出商业价值、社会价值与生态价值,3类价值相互作用、相互促进;数字技术更迭、商业模式创新等内部支持要素具有重要支撑作用,可提高数字平台生态系统形成效果。

作为反垄断救济措施的数字平台互操作义务

作为反垄断救济措施的数字平台互操作义务,是解决当前数字平台封禁行为的重要方式,既能维持现有符合市场特征的市场结构,又能将数字平台内部的网络效应外部化,允许市场竞争者公平共享网络效应产生的效率。通过降低市场进入壁垒恢复市场的有效竞争,避免用户、数据等价值要素聚集于少数数字平台。不论是作为反垄断事前监管措施,还是作为反垄断事后救济措施,数字平台互操作义务都有较好的适用基础和空间。结合我国目前肯定性调整方法规定不足的现实情况,数字平台互操作义务可能适用的情形也比较清晰,主要是针对数字平台既有反竞争性的互操作安排。实施时应当明确以基线标准作为实施的限度,严格秉持依法、审慎、积极和协同的理念。以公平原则、比例原则为义务设计的基本原则,对互操作义务的范围、标准以及监管等各方面内容予以科学设定。

数字平台场域互动观的建构研究

文章依据社会学中的场域理论,提出“数字平台场域互动观”。研究发现,数字平台具有“场域”属性,是一种商业场域,场域理论在此具有独到的解释力;互动在数字平台中扮演核心角色,是数字平台运行的微观基础;数字平台的场域互动模式包括同场域互动模式、跨场域互动模式和复跨场域互动模式;数字平台的互动模式决定了其治理机制,并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从而要求有相对应的保障机制。文章构建了一个平台研究的系统性理论框架,为推动数字平台领域研究、数字平台健康持续发展以及政府有效精准地规制数字平台提供了新思路。

数字平台加重义务的理论阐释与规范形塑

数字平台滥用数据、算法与市场权力将会引发不同程度的损害风险,“命令—控制”型监管方式已经无力对之有效规范,将规制视角由外部转向内外协力,对平台课以超出现有规范框架之外的加重义务,透过平台义务性规则的设定实现与监管机制的有序互动,有助于优化我国平台治理的实施绩效。从理论依据看,建立在角色职责和能力职责之上的数据信义义务、负责任算法与数字平台守门人等理论资源,可以为数字平台加重义务提供理论证成。我国现有数字平台治理规范在企业法与数字法层面均未对数字平台权力滥用风险予以适应性调整,也缺乏生成平台加重义务的解释进路。为构造稳健安全的数字生态,应当通过统筹立法或分散立法的形式塑造以数字安全保护义务、算法风险防范义务和竞争状态维持义务等为核心内容的平台加重义务体系,并调适其中可能存在的规范冲突,实现数字社会平台经济的合规性治理。

谁的TikTok:国际传播视野中的数字平台

TikTok事件展现出数字平台在全球扩张中不得不认真处理的市场、政治与文化关系。从国际传播的视角分析TikTok事件,需要综合多方观点,深入理解其技术能力、市场优势、文化身份、政治内涵,特别是与中国的关系,以及对中国互联网企业“出海”带来的启发与警示。

中国数字平台治理的逻辑建构与路径

数字平台治理是当前社会治理的新兴领域,市场垄断、信息把关、数字伦理等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基于各自的历史脉络与制度传统,不同国家和地区形成了差异化的治理模式。总体来看,美国更强调市场竞争,欧盟则注重立法监管,英国立法与执法并重。中国的数字平台发展迅速,对应的治理模式正处于变迁、探索的过程。本文主要从智慧监管理论视角出发,分析常态化监管下中国数字平台的治理理念、治理主体与治理工具。当前,政府部门、平台企业与社会力量三方共治体系逐渐成形,立法、司法、行政力量、技术过滤等治理方式日趋灵活。

数字平台“二选一”行为的反垄断法公共规制

2021年以来,数字平台排他性限定交易的“二选一”行为逐渐成为反垄断执法重点,“阿里巴巴集团垄断案”为考察平台排他性限定交易行为提供了典型范本。规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数字平台排他性交易行为,私法规范显著不足,为公共规制提供了契机;在公共规制体系,《反垄断法》相比《电子商务法》具备更大的制度张力,依循反垄断法规制逻辑可逐一破解相关难题。察究典型案例,“相关市场界定—市场支配地位认定—滥用行为识别—竞争效果分析”四步骤分析方法,依然是当下及未来判断平台商业交易行为是否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共识型“黄金范式”;围绕典型案例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展开分析,学界对于法律责任承担部分仍有较多分歧。为有效规制数字平台“二选一”行为,执法机构除了肯定过往严谨的分析范式、完备的程序保障和多元的治理措施等经验以外,还需在贯彻反垄断法的规范适用、破解反垄断法双重规制路径的困扰、坚持反垄断执法与企业合规建设协同推进诸方面进行精细化升级,更好助力数字市场公平竞争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交互式统合治理:政府数字平台的运作逻辑——基于“越秀越有数”平台实践的分析

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发展改变了社会生产方式与人的行动模式,以数字技术驱动和科层组织支撑为特征的政府数字平台日益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载体。基于“越秀越有数”平台的案例分析发现,在党组织统领下,政府数字平台的行动主体、运作界面与服务资源等要素组成了一个彼此关联的有机整体。在情境反馈机制的作用下,治理要素之间建构起交互共生的关系,进而使得平台在回应复杂社会需求时呈现“交互式统合治理”的运作逻辑。遵循这种逻辑的数字平台既具有宏观组织贯通体系所带来的统筹稳定,又具有中观行动调适机制所带来的灵活普惠,因而能有效回应中国社会统筹兼顾秩序与活力的治理命题。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平台也即理解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治理。

数字平台治理的“两面性”及刑法介入机制

提升数字平台的常态化监管水平,推动数字平台规范健康发展,是提高数字经济背景下经济风险防控能力的有机组成,也是提升我国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时代课题。刑法在介入数字平台治理时面临诸多难题:在治理主体方面,呈现出“重监管,轻内控”的特征,无法有效激发数字平台保障自身有序发展的内生动力;在治理目标方面,呈现出“重规制,轻发展”的特征,忽视了制度规范的过度束缚对数字经济和科技发展的负面作用;在治理规范方面,呈现出“重制度,轻技术”的特征,信息不对称和技术壁垒等因素使传统监管模式陷入力所不逮之困境。为此,应根据技术发展新实践,确定技术治理新机制。构建二元治理机制,形成“自治”与“他治”的双向互动,促进外部监管与平台内控的有机融合;构建三阶治理机制,妥当把握刑法介入数字平台监管的时机和限度,平衡规制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构建合作治理机制,发挥利用技术手段监管技术风险的优势,克服传统治理方式的缺陷,实现对数字平台风险的实时、动态、有效治理。革新数字平台刑法治理体制工具,创新数字平台刑法治理实践进路,有利于保障数字平台平稳运行,促进数字经济行稳致远。

数字平台的三重属性与角色冲突

在网络化和数字化背景下,数字平台作为新的组织形式在资源配置和社会治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同时,数字平台也面临着不同角色定位之间的冲突。数字平台具有盈利性、公共性和管控性三重属性,扮演着企业、中介、赋能者、基础设施、新的治理主体甚至是“新的统治者”等多重角色。其中,每种角色的界定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又均存在着以偏概全的问题。数字平台自身的角色定位与外界期望之间存在矛盾,并且随着数字平台管控优势的凸显,在平台组织内部形成了保护市场、保护社会和维护管控的“三向运动”。数字平台在管控属性方面的独特优势加剧了其三重属性之间的矛盾,使其长期保持不断变动的多重角色形象。

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动态治理机制研究——基于平台所有者与互补者交互影响的视角

有效治理是数字平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治理机制已经成为当前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研究中备受关注的议题。已有研究大多从静态视角审视平台治理机制,而没有采用动态视角对平台演化发展过程中治理机制的变化展开详细的分析。将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演化发展总结为涌现阶段、震荡阶段、规范阶段、更新阶段,基于平台所有者与互补者交互影响视角分析不同阶段的重要特征和关键挑战,提出基于开放、控制、制度化、变革的治理模式。涌现阶段需采取解耦策略、开放访问权限、资源信息提供、共生推广战略、建立互动机制等措施应对选择关键互补者合作和鼓励吸引互补者加入等挑战;震荡阶段需采取访问权限设置与反馈系统、纠纷解决机制、行为控制、外部关系控制、规范交易过程等措施应对避免互补者竞争加剧和筛选锁定互补者等挑战;规范阶段需采取分配协商程序、限制所有者权力、授予自主权、确保程序公正等措施应对明确各自战略定位、确立价值分配机制等挑战;更新阶段需采取提升平台质量、关注互补者反应、关注前沿数字技术、协作组织设计、促进共同成长等措施应对建立新的价值主张和实施平台变革等挑战。

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类别划分:研究现状探析与未来展望

基于结构观和过程观的视角,总结了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类别划分的现有研究。结构观强调按照构成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稳定元素和存在单元对其进行类别划分,包括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活动单元、行为主体、连接结构和位置层次等。过程观强调按照数字平台生态系统中各组成主体、活动单元与结构元素的相互作用、发展和演化过程对其进行类别划分,包括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涌现过程、协作与治理过程、价值创造与分配过程等。以此为基础,依据一元观,从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服务对象类型、参与者范围和核心功能等方面出发,构建了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一维分类标准。随后,通过整合结构观和过程观,基于数字平台生态系统中层级结构和市场结构以及交易过程和创新过程的两两组合,总结出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分类矩阵,阐明审查交易型、主导创新型、自由交易型、开放创新型等4类数字平台生态系统在关系结构、活动过程、适用情境和发展挑战等方面的显著差异化特征。最后,提出针对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未来研究展望,以期为数字平台生态系统的管理实践提供指导。

大型数字平台扼杀式并购的反垄断治理路径

大型数字平台为强化市场力量、消除潜在竞争,凭借资本、技术等优势频繁进行扼杀式并购活动。“切香肠式”的扼杀式并购短期内不会引起市场结构的显著变化,但从长远来看,对数字市场公平竞争、产品创新以及消费者福利都会产生消极影响。在我国,反垄断法对扼杀式并购的防范、识别和事后监管均面临困境。有鉴于此,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当结合数字经济和扼杀式并购的特点,同时在秉持“包容审慎”理念之下调整监管思路,多措并举,实现对数字平台的长效监管,保障数字经济稳定健康发展。

构建数字平台“走出去”的安全保障体系

随着国际地缘政治冲突、中美博弈加剧以及全球数字竞争日趋白热化,数字平台作为数字技术和数字规则治理的重要交集,成为大国博弈的新焦点。在我国数字平台企业规模迅速崛起并不断壮大之际,美西方及其部分新兴经济体以“泛国家安全”为旗号,对数字平台采取“强监管”的施策方针,制造壁垒以限制我数字企业国际化发展,遏制围堵打压全面升级,使我数字平台企业“走出去”成本大幅抬升,面临越来越大的阻力,与此同时,我国数字平台企业发展存在“大而不强”、国际化程度严重滞后、业务本地化能力及合规体系建设不足等瓶颈。要以加快推动数字制度型开放与数字营商环境改革、深度参与数字领域国际规则制定与规则融合对接、探索构建中国数字领域的“长臂管辖”制度与司法体系、积极构建支持国际海外服务体系、鼓励数字平台构建海外合规体系等为着力点,做好战略应对,保障我国数字平台企业安全“走出去”及高质量发展。

数字平台生态嵌入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资源编排理论的视角

数字平台生态系统是缓解企业资源与能力约束进而推动企业实现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载体,但数字平台生态嵌入如何影响商业模式创新尚未被充分揭示。基于资源编排理论,构建并检验了数字平台生态嵌入通过能力进化式重构与能力替代式重构作用于商业模式创新的双中介模型,并探讨了组织敏捷性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字平台生态嵌入正向影响商业模式创新;能力进化式重构与能力替代式重构在数字平台生态嵌入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关系中起双中介作用;组织敏捷性不仅会强化数字平台生态嵌入与能力进化式重构和能力替代式重构之间的正向关系,还会正向强化数字平台生态嵌入通过能力进化式重构与替代式重构影响商业模式创新的中介路径。研究结论丰富了商业模式创新的前因研究,并为企业嵌入数字平台生态系统进行商业模式创新提供了实践启示。

数字平台企业对包容性创业活动的影响——基于共生关系视角的案例研究

选取数字平台上的包容性创业者为研究对象,从共生视角来揭示数字平台企业与包容性创业活动的内在关系。利用案例研究方法,发现抖音等新型的数字平台能够更好地支持包容性创业活动;数字平台通过优化创业机会、资源等创业要素支持包容性创业,而包容性创业者也会通过提供数据和持续输出内容来影响数字平台。研究还发现,数字平台与包容性创业者间建立的稳定的共生关系是二者相互支持的重要基础。

数字平台参与剩余价值分配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数字平台为企业和个人用户提供技术、空间和生产要素,加速商品流通和资本循环,在价值实现后,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数字平台在数据驱动、平台支撑、商品销售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决定了其同时具备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双重属性,而数字平台占有的剩余价值形式,即平台租金和垄断租金也相应地具有复杂性。前者既可作为平均利润、商业利润和垄断利润的综合体,又可视作数字经济时代土地租金的变体;后者则是数字平台凭借其垄断地位,赚取的超过平均利润的超额利润。随着资本的扩张和积累,数字平台不只在生产和流通环节发挥作用,更进军金融领域,实现了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高度融合,从而攫取了高额的收入,进一步彰显了其在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竞争力。

数字平台经济驱动消费潜力释放:表征、机理与进路--基于消费者视角的分析

数字时代的来临与平台经济的发展为我国居民消费潜力释放提供了新的引擎。数字平台经济驱动消费潜力释放具体表征为:消费群体的类别拓展与数量激增并进、消费内容的多元化与个性化并存以及消费方式的线上与线下融合并行。从消费者视角来看,正是由于场景创新刺激消费意愿、普惠金融便捷消费支付、产消直连降低消费成本和体验升级培植消费习惯,数字平台经济才能够发挥驱动消费潜力释放的作用。然而,数字平台经济驱动消费潜力充分释放仍面临数字鸿沟林立、数字金融风险、在线销售失范等现实问题。因此,应强化数字平台经济发展的政策效力,通过助力落后地区共同发展、防范化解数字安全风险、打造数字消费监管体系,实现消费规模扩大、消费环境优化和消费质量提升,使得居民更加能消费、敢消费和愿消费,进而牵引我国居民消费潜力不断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