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级数字政府安全屏障能力何以提升——基于31个省级政府样本的实证研究

基于社会制度理论、资源依赖理论和协同治理理论,从制度、资源和主体三个维度构建数字政府安全屏障能力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并以31个省级政府为样本,应用模糊集QCA对省级数字政府安全屏障能力的影响因素与提升路径进行组态分析。研究发现:省级数字政府安全屏障能力受到政策法规输出、组织机构支撑、资源供给、领导重视、多元参与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共有五种省级数字政府安全屏障能力的高水平路径组合,依据主导因素的差异,可将其归纳为制度构建型、资源支撑型和主体协同型三大模式。不同模式中条件变量的协同机制有所差异,加上各省经济、社会、技术、制度等发展水平不一,导致能力提升的起点与路径选择不同。为此,需要重视制度构建的基础功能、发挥资源支撑的优化作用、完善多元主体的协同体系,以提升省级数字政府安全屏障能力。

数字政府建设对公共治理效能的影响效应评估

采用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识别了数字政府建设对公共治理效能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政府建设通过提高财政透明度、强化政府责任意识以及增强政府执行力,整体上提高了公共治理效能,但存在三个层面的异质性:一是相对于其他数字治理形式,信息公开和在线服务数字化发挥更关键作用;二是对于不同治理水平的城市,数字政府建设的影响呈现先增强再减弱的倒V型特征;三是数字政府建设的治理效应在东部地区及政府技术管理能力强、财政压力小的城市中更为明显。此外,科学的制度设计是推动数字政府建设的关键,设置首席数据官和加强数字政府绩效考核可以有效强化数字政府建设的治理效应。

生成式人工智能嵌入数字政府:逻辑机理与风险治理

生成式人工智能运用于数字政府并作为其核心技术之一,体现了数字技术强大的创造力和自学能力。基于“技术—组织—环境”的三维分析框架,从逻辑机理和风险治理的角度分析发现,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政府智能决策、政策制定和数据安全等领域有着巨大的应用前景,但也隐现一些潜在风险,如数据主权问题、社会安全风险、环境因素缺陷。为了充分发挥生成式人工智能运用于数字政府的潜力,各数字主体需要加强数字隐私安全技术保护、完善数字政府监管与审核组织机制,同时营造数字政府智能化的友好政策环境。

人工智能驱动下数字政府自动化行政的挑战与应对

随着人工智能和算法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政府正成为行政治理的未来图景。由这一过程引领的自动化行政不仅带来了行政效率的提升,也引发了对传统行政模式的深刻冲击和重新塑造的挑战。这些挑战体现在人工智能的决策透明度与“黑匣子”难题,人工智能行政决策的法律合规性和正当性问题,人工智能歧视和个人信息保护问题等方面。因此,有必要通过构建数字信任、促进信息透明、界定独立决策和法律保留的边界、强化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等措施来应对这些问题,以期为数字政府的法治框架提供有力的支持。

数字政府建设中的公民合供与政府回应

基于公共利益的公民主动合供是重要的理论与实践命题,数字政府建设中公民如何参与合供,其内涵尚待剖析。研究基于中国政府网“我为政府网站找错”,抓取平台曝光的办结类数据,分析公民找错留言的网站层级、地区分布、错误类型与情感表达,分析政府答复的时长速度、策略模式,刻画政府与公民合供的行为特征。研究发现,基于公共利益的数字化合供已初露端倪,公民自发主动参与“找错”,已形成了对部级、省级、市级、县级的覆盖。公民合供在行政层级间呈现非均衡性,更倾向于给高层级政府网站“找错”,高层级政府网站多为功能可靠性错误,低层级政府网站多为内容准确性错误。政府回应的时效高且积极主动态势明显,发展出吸纳型、修正型、解释型、转移型四种策略模式。政府与公民的高合供意愿、高互动程度形成了“双向奔赴”的积极形态,助推治理效能提升。

数字政府绩效与公民主观评价:U形关系及作用机制

数字政府建设在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公民对政府的主观评价是衡量政府行动的重要标尺,但对数字政府绩效与公民主观评价之间的关系至今仍然存在着争议。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20年的18496个样本,与省级数字政府客观绩效数据进行匹配,探讨数字政府绩效与公民主观评价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政府绩效与公民主观评价之间存在显著U形曲线关系。进一步分析表明,腐败控制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数字政府绩效和公民主观评价之间发挥着U形曲线中介传导作用,且这一发现得到了组织变革理论的支持。该研究结论对数字政府建设实践的启示有两点:一是数字政府建设应该注重长期发展和可持续性,避免急功近利心态;二是数字政府建设要注重发挥在腐败控制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的作用,为全体公民提供更加公正、高效的服务。

数字政府环境下电子档案管理的法律规制与技术标准体系

随着数字政府建设的快速推进,电子档案管理在数字政府运行中的基础性作用日益突显。规范电子档案管理已成为提高数字政府建设质量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在梳理分析数字政府环境下电子档案管理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的基础上,重点从法律规制和技术标准两个维度探讨了加快推进电子档案管理法治化、标准化、规范化、现代化建设的对策措施。构建完善的法律规制与技术标准体系是保障数字政府电子档案高效管理的治本之策。要坚持法治引领、标准先行,协同推进电子档案管理法治化与标准化建设,为数字政府高质量发展夯实电子档案治理基础,更好地发挥电子档案在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基础性作用。

数字政府建设能否促进城市绿色发展?——基于中国285个地级市的实证研究

加快政府数字化转型对全面推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然而数字政府建设能否促进以及如何促进城市绿色发展尚无定论。论文基于我国2005—2020年285个地级市的数据,探讨了数字政府建设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政府建设对城市绿色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通过智慧城市政策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等多种稳健性检验,该结论仍然成立。(2)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东部、中部、东北地区以及大规模城市和环境规制高强度城市样本下,数字政府建设对城市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3)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政府建设可以通过推动数字经济和绿色技术的发展来促进城市绿色发展;进一步分析发现,官员任期过长会弱化数字政府建设对城市绿色发展的正向作用,而官员在职年龄的影响则并未显现。

数字政府视野下信息公开自动审批机制路径的完善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政府信息公开审批处理活动不断面临自动化、透明化、一体化的新背景。为提高行政审批效率,政府需要对个人信息的数据进行收集,针对行政相对人信息公开申请的必要性实现更准确的判断。由于科技本身固有的高风险性,技术赋能的新环境也带来了如越界侵权、算法歧视、数据壁垒等新问题。基于此,国家亟需在明确数据搜集边界的基础上,及时对自动化模型下游端进行人工标注,建立垂直化的行政管控模式,以实现公民知情权的充分保护。

数字政府对公共服务合供意愿的影响——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公共服务结合数字技术的运用受到世界各国政府的普遍关注,然而政府数字化如何影响公民的公共服务合供意愿的研究尚未得到充分验证。本文基于75个国家的相关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梳理了数字政府与公共服务合供意愿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关注其内在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政府建设水平越高,公民的公共服务合供意愿越强,在上述过程中,政治参与起着调节作用,即在高政治参与水平的国家或地区,数字政府助推公共服务合供意愿的作用更强。本研究在数字网络时代助推公共服务合供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数字政府的未来——基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分析视角

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给人类现代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促进了现代经济和社会的极大发展。社会事务的复杂化和动态的不确定性风险日趋增加,为适应时代的需要和人民群众日益多样化的需求,技术嵌入政府形成的数字政府的新形态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数字政府的未来需要警惕陷入工具理性的巢穴。本文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视角分析了数字政府异化的风险,并畅想了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数字政府的未来发展蓝图,即在总体发展上遵循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

数字政府视角下哈尔滨政府门户网服务能力提升研究

政府门户网站,作为数字政府建设不可或缺的基石与核心展示窗口,不仅承载着政府部门高效履行职能的关键使命,还深刻践行政务信息全面公开的原则,为公众打造一个透明、便捷的政务环境。这一平台不仅是政府面向社会各界提供服务与资讯的权威官方渠道,更是促进政府机构与公众之间无缝沟通、深入互动的桥梁与纽带。本文在数字政府视角下,以数字政府建设的新阶段为背景,以哈尔滨市政府门户网为研究对象,在门户网站的信息公开、政务服务、政民互动三大基本服务功能之上,围绕创新管理、整合资源、拓展渠道三方面,全面提升政府门户网的服务能力,促进哈尔滨市数字政府综合服务平台迈向新阶段。

数字政府赋能产业结构升级——基于电子政务综合试点的拟自然实验

本文以2018年开展的电子政务综合试点政策为拟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计量模型探讨数字政府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显示,电子政务综合试点政策的实施显著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这一结论经识别检验、稳健性检验和PSM-DID估计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电子政务综合试点对沿海地区产业结构的影响强于内陆地区,对城市群地区产业结构的影响强于非城市群地区。基于传递效应模型的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政府通过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通过鼓励大众创业提升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因此,应以电子政务综合试点为契机,加快数字政府建设、提高政府治理效能,以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政企合作与过程选择——欠发达地区数字政府建设模式演化及政策效应

数字政府是“数字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中发挥了战略支撑作用,对欠发达地区数字政府的演化类型与政策效应进行研究对于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文献分析、模型构建以及案例分析,对数字政府的动态演化进行分类,并以云南省“一部手机”系列建设为研究对象,通过合成控制法揭示欠发达地区数字政府政企合作建设模式的政策效应。结果表明:第一,政企合作是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支撑,基于政企合作视角建立数字政府动态演化矩阵,将数字政府建设分为学习型合作、高位驱动型合作、互补型合作、市场驱动型合作四种模式;第二,欠发达地区数字政府建设处于转型阶段,建设过程中呈现出政府侧权力减弱、市场侧权力增强的动态演化特点;第三,实证结果表明,高层主导的数字政府高位驱动型合作建设模式能够在欠发达地区数字政府建设初期取得相对显著的经济效应。

数字政府与共同富裕的逻辑关系、挑战及其应对

数字政府建设是适应数字化发展趋势、推动政府治理变革重塑的关键举措,也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变量。数字政府与共同富裕的逻辑关系体现在数字政府对“国家-社会”关系、权力组织结构和财富分配机制的改变上,能够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重要契机,同时也面临着“数据壁垒”“数字鸿沟”“数字异化”等问题对共同富裕的挑战。只有进一步加快数字政府的整体协同,促进数字资源的公平分配,坚持发展与监管规范并重,才能更好地实现数字政府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

双线改革联动:数字技术与政府组织何以适配——以广东省Y区数字政府建设为例

在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数字技术与政府组织的适配是以二者获得“刚柔兼备”的可互构性为前提的。作为地方政府改革过程中具有重要能动性的机制,党的引领统合机制与印象政绩激励机制,分别具有调节政府组织刚性、提升数字技术弹性的功能。借助双线改革联动的关键契机,这两种功能互补的组织能动性机制在数字技术与政府组织的交互过程中共同作用,促成适配。地方数字政府建设的纵深推进,是对地方政府自身变革能力的一种考验,需要改革者充分考虑政府各项改革之间的关联性、耦合性,有意识地形成改革合力,促成数字政府建设与政府自身改革的同频共振、联动互补。

数字政府建设促进小微企业创业了吗?——来自浙江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的证据

数字政府建设是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的重要手段,在促进中小企业创业中发挥重要作用。政府数字化企业服务平台是应用最广的数字政府建设载体之一。本文以浙江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建成运营为准自然实验,结合浙江省小微企业注册数据,对数字政府建设的创业促进效应进行实证估计。结果发现,通过提供市场信息和匹配服务需求,浙江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降低了市场进入壁垒,促进了小微企业创业,且该创业促进效应在创业环境差的地区更显著。

数字政府的数字安全韧性:数字政府的数字安全能力的新视角

[目的/意义]数字政府面临多重数字安全风险,提升数字政府的数字安全能力至关重要。数字安全韧性是数字政府的数字安全能力的核心,数字安全韧性提升是数字政府的数字安全建设的关键。因此,开展数字政府的数字安全韧性研究意义重大。[方法/过程]首先,分析数字政府的数字安全韧性的内涵;其次,提出数字政府的数字安全韧性构成要素;最后,构建与解析数字政府的数字安全韧性理论模型。[结果/结论]数字政府的数字安全韧性是指数字政府面对数字安全风险所具备的预测、响应、抵御、恢复、学习以及变革的能力。数字政府的数字安全韧性模型以数字政府的全生命周期数字安全韧性为中心,包括预测层、响应层、抵御层、恢复层、学习层和变革层的数字安全韧性提升。

智能媒体嵌入数字政府传播系统的风险样态与治理策略——基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智能媒体对以数字政府传播系统为代表的政治生活系统的深度嵌入,影响传统政治传播生态的解构或重构进程,并诱发信息传播失灵、过度依赖技术、权力越界、资本侵蚀和治理失范风险。文章以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为切入,发现数字政府传播范式的转型及其诱发的信息传播失灵风险、智能媒体技术权力的扩张、数字政府治理权力的迁移、智能媒体技术资本对数字政府传播系统的侵蚀等因素导致了上述负外部性的滋生。因此,需从整体性治理视角出发,优化数字政府传播模式的转型升级进程并提升数字政府传播系统的民意吸纳水平,提高整体性治理模式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有机衔接程度与网络风险综合治理效能,强化数字政府传播的整体性治理效果并优化数字政府资源的配置水平等,进而持续推动数字政府传播系统由风险变量转为事业增量。

数字政府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路径研究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数字政府是政府治理与数字技术的有机融合,通过构建数字化智治平台,提供数据驱动的智能化公共服务,成为驱动创新和生产力发展转型的重要力量。在数字政府内部,依托“数字经济+数字党建+数字监管”三大应用系统实现多跨协同,共同推动新质生产力三大子场景向前发展。数字经济系统以“产业大脑+未来工厂”为核心模式,赋能产业实现深度转型升级;数字党建系统发挥其特有的政治、组织、文化和资源优势,调度优势力量,以攻坚技术革命性突破为目标;数字监管系统强化财会监督、审计监督和纪检监察,旨在改善营商环境,提升创新要素配置效率。为实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建议数字政府平台设立新质生产力发展专区,优化系统建设,加强整体智治能力,并深化数据赋能效应;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以培养适应数智时代的高素质创新型人才,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