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法学:多维知识的组织方式

数字法学、网络法与信息法等类似名称的学科建设需要理论基础。数据法学具有领域法学的特征,并且影响广泛、变化快速,在制度适用上具有挑战性。作为特殊领域法的数字法学有其知识组织上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其知识体系可以采取家族类似的网状知识结构,下设数字法学基础理论、网络法学、数据法学、人工智能法学、智慧法治等知识模块。数字法学应注重部门法研究,但并非单维部门法的切片式拼盘。从单维部门法的角度看待数字法学,将无法合理分析具有多维性的数字法学议题。部门法研究也应从单维走向多维,多维视角可以拓展部门法的观察角度,避免部门法制度被困于单维或低维的制度想象。

走出非此即彼的困境:数字法学定位再反思

目前关于数字法学的定位存在强版本与弱版本两种立场。强版本认为数字法学代表着对现代法学的代际革新,但数字社会并不构成对现代社会的迭代,数字法学也没有面对数字空间提出一种新的法学研究范式。弱版本主张数字法学属于部门法学,但目前尚不存在独立的数字法部门;或者主张属于交叉法学,但数字法学既不是方法意义上的交叉学科,更不属于交叉“法学”。要走出非此即彼的困境,目前比较恰当的做法是将数字法学定位为领域法学。作为领域法学的数字法学是一种无需(部门法意义上之)“数字法”的法学研究,它既表征着一种新的法学研究思维,也可以成为一门新的法学教学科目。数字法学研究的重要性并不等同于对它的定位。

中国自主数字法学知识体系的研究进路

数字法学是构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可能成为率先取得突破的领域。本体论视角下的数字法学,是建立在工具论和领域论等理论之上的范式整合。数字法学的规范研究对象可细分为要素层、平台层和产出层三个层次。应根据研究目的与性质,设定符合数据特征的模型与分析方法,以有效挖掘数据中蕴含的信息与价值。数字技术与司法文明在一定程度上正进行着双向塑造。探索构建中国自主数字法学知识体系的进路,存在法律规则和理论支撑供给不足等问题,未来需要重点考虑知识融合层面的平台搭建与人才培养,规则供给层面的制度完善与法律解释提升。

新文科建设中数字法学教育的争议与消解

大数据、人工智能以及区块链的发展,给高等教育的方式带来了深刻影响。新文科建设的诞生与之关系密切,并逐渐成为高等教育领域的热点话题。作为新文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法学教育备受关注。新文科建设对数字法学教育的教育理念、教育模式以及人才培养目标都提出了新的要求。然而,数字法学教育是一个长期的工程,在初级发展阶段面临着诸多的争议和挑战。数字教育技术的不完善、学生个性化发展难度高、数字法学教育成本高、数字法学学科体系尚未形成等都亟待解决。但数字法学教育转型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不可逆转。通过相关配套制度的完善和法学教育平台的构建,来化解数字法学教育中的难题,是培养高质量复合型人才的重要途径。

中国数字法学研究的奠基与深拓(2018-2023)

从研究热度、人员规模以及成果产出看,数字法学已成为当前我国法学研究的热点,并从基本范畴、基础理论、司法实践、学科建设等方面,促进了现代法学的全方位革新。理论上,数字法学从法理学和部门法两方面,提出和构建了法学新问题、新理念、新价值和新方法;实践中,数字法学秉持新文科建设要求,高度重视数字技术在法的运行全过程中的运用,努力构建新兴交叉学科。当下,我国数字法学研究具有理论的横断性、内容的创新性、方法的交叉性和视域的国际性等特征,但也存在两方面的不足:因忽视法学基础理论与范畴而招致“制造学术泡沫”批判,交叉研究有待深入融合各学科话语体系。当下的数字法学研究呈现出明显的“三阶段”特征,为助力数字法学研究实现阶段跃升,应继续重视法学基础问题研究,以实现科学创新,从实践立场发掘数字法学的新问题与新对策,以及兼顾数字法学研究的立法立场和司法立场。

数字法学的理论品格与学科定位

数字法治文明除了延续工商业法治文明强调的民主、合作、平等、信用、法治等核心要素外,还强调把现代制度与数字技术结合起来,通过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将科技伟力转化为法治伟力。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并不主要取决于研究对象的新颖性,而在于其是否具有相对独特的理论信念、概念范畴和学术命题。数字法学的理论信念主要包括对数字向善的坚持、对人的主体性原则的捍卫、对技术权力约束理念的信守和数字思维的运用等。数字法学的概念范畴包括本体论范畴、价值论范畴、运行论范畴和方法论范畴这四类。数字法学正在从基本理念和解释原则、基本范畴和基本原理、逻辑环节和理论论证、标志概念和术语革命四个方面形成一系列的学术命题。数字法学的学科定位主要包括学术意义上的学科定位和功能单位意义上的学科定位两个层面。

数字法学学科定位问题再探讨

步入Web 3.0时代以来,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兴起对既有的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范式带来了强力挑战。从既有研究来看,部分学者致力于推动整个法学知识体系的数字化,部分学者则致力于证成数字法学作为新兴部门法学的独立性。然而,虽然新技术确实带来了一些新问题,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所谓的“新问题”只是语境的“新”而非问题的“新”。就此而言,一方面,数字法学暂时无力取代整个法学知识体系,因为“法律主体”和“法律责任”等既有法学研究的基本范畴并未受到根本冲击;另一方面,无论是数字法学本身还是其内部各分支,都不像传统部门法学一样有着明确的边界,其尚无力化解自身和其内部分支面临的理论尴尬。在此背景下,以问题意识为导向的法学教育意义上的领域法学,或许是解决数字法学学科定位的一个可行思路。

数字法学发展的法文化逻辑

数字时代的变革使得法文化特征从原来更多地展现地域性、差异性,逐渐向展现共生性、融合性发展。数字革命使得人们不再只是物理二维空间的生命体存在,更是数字立体空间的虚拟主体的存在。这一实一虚共同构成数字社会人的存在方式。数字法学正是在与法文化的互动发展中拓展了法文化的空间。数字法学是法文化时代发展的新面向;数字权利是法文化时代发展的新拓展。同时,时代的发展也要求法文化不断地自我革新,通过思维方式的变革、研究理念的改变、保护模式的形塑和知识谱系的更新,实现法文化的理论重构,进而顺应时代发展,体现法文化的时代价值,构建中国自主的数字法学知识体系。

数字法学教育的范式转型、规范构建与技术路径

数字化的浪潮已经席卷了整个中国,面对整个社会的数字化转型,法学教育也迎来了理论知识重组、教学方式更新、培养模式更迭等全新挑战。世异时移,传统的法学教育模式难以匹配数字社会对法治人才培养的要求,数字法学面向的革新已为大势所趋。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数字法学教育正处于范式转型与规范构建的重要阶段,亟须推进有关数字法学教育的理论研究,对数字法学教育进行价值重塑、体系重建与内容重构,明确数字法学教育发展的技术路径,以适应不断发展的数字化实践,为数字法学教育的发展注入新动力,为数智人才的培养增添新动能。

数字法学真的来了吗?

对数字技术发展所带来法律问题的研究推动数字法学作为学术命题被提出。虽然数字法学发展迅速,已成为学界热门研究领域,但关于数字法学立论基础等理论问题的研究仍较为薄弱。一方面,数字法学缺乏明确的问题领域,所研究的问题本质上是技术问题,可以通过对现有法学理论体系的完善获得解释;另一方面,数字法学缺少充分的理论建构,既没有突破传统权力理论框架,也没有提出技术超越理论。因此,数字法学在问题领域和理论建构两方面均无法被证成。与其说数字法学是一种法学研究新范式,不如承认数字法学本质上是对技术应用场景的模糊概括。数字社会只是观察社会的众多视角之一,数字社会的到来并不必然意味着法学研究转向了数字法学。在法学理论上,数字法学并不是一个真实的学术命题。

数字法学真的来了

数字法学是以“创生”的数字法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以数字法律理论与实践为内涵的新兴独立学科,在数字法学的注入下,法学这一学科被赋予新的内涵、意义和范式。广义上的数字法学还包括法数字学,其可纳入理论法学的范畴。狭义上的数字法学属于应用法学,其由数字主体、数字行为与数字客体为基石所构建,最终围绕数字权利(含数字权力)、数字义务与数字责任的落实来展开,实现了对具体领域的逻辑化串联,呈现出相对清晰又自成体系的问题领域。在理论建构上,数字法学以数字文明为基本理念,以形成了新的内容或注入了新的内涵的数字安全、数字人权、数字正义为基本原则,以呈现出三元结构特性的数字法治为基本目标。数字技术对既有法学的挑战具有根本性,既有法学理论和法律框架均不足以应对,数字法学会形成科学范式及以问题为导向的多元知识融合、综合应用的新的研究范式,其在研究对象、问题领域和方法论等方面均有其独特性,这决定了数字法学足以成为一个学术命题。

论数字法学研究范式的转向:风险体系化治理

数字社会的创新发展产生了一些超出社会预期的新型社会问题,但由于信息技术的更新迭代,法学研究逐渐无法在传统理论范式中有效回应这些问题。特别是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释放了数据的经济价值后,传统法学研究逐渐开始向数字法学研究转型。不过,在转型过程中,数字法学的研究范畴、研究范式频繁遭受质疑,被认为脱离法学学科固有的研究体系。但从数字法学的发展历程来看,该类研究始终是以法律关系为重心,技术原理等跨学科知识要素不过是研究过程所必要的论据,这也是数字社会治理问题所固有的特性。并且,在现行数字法治体系趋于完善的背景下,数字法学研究范式也从最初的个体性风险预防转向风险的体系化治理,并借由分级分类治理、全生命周期治理以及协同治理理论等基础研究范式,完成数字法治体系内的规则衔接和义务协同。

论数字法学的概念与研究定位--兼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工智能法

数字法学概念是现代法学对数字社会法律问题变化的理论回应。然而,数字法学从雏形出现到体系相对成熟,往往因为研究范畴和研究范式的不确定性而饱受争议,一度被认为是数字时代法学研究的另一种称谓。事实上,数字法学作为现代法学的全新研究模式,研究目的包括法律概念的补全、法律解释的调整以及技术风险的应对,故而其研究范畴和研究范式也会受数字技术创新变化的影响而表现出开放性和动态性的基本特征。每一次技术创新都会产生不同类型的技术风险,但是,这些风险并不都是数字法学所关注的法律问题。以遵循法学作为独立学科所必要的研究路径为基础,包括人工智能技术在内的研究模式应当更加关注技术创新对法律关系的实质性影响,进而形成更符合技术治理需求的新型研究范式。

新文科视角下电子商务法教学体系的数字法学转型

电子商务法作为数字领域法学建设的先行学科应进一步适应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加速,重构成为数字法学领域的基础性学科。为此,应在既有规范体系之上引入新文科视角下的学科范畴和教学方法,实现从数字议题向法律命题、从教学知识到体系构建的学科改进,实现数字技术、人文社科与规范体系的跨学科、跨维度交叉,引导学生对于技术的综合理解和应用。

数字治理视域下数字法学教育与研究的转型探索

加强法学教育与研究工作,加快推进法学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发展,是数字法学教育与研究的新要求。在数字时代下,高校要全面加强数字法学教育与研究,了解法学教育与研究的数字化转型趋势、加强数字化法学教育教学研究、探索法学教育与研究数字化转型的实施路径,构建数字法学学科体系,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数字化法治人才。

数字法学研究的实验方法与风险防控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面对进一步复杂化的法律系统,数字法学研究有必要引入实验方法。相较传统的实证法学研究方法,实验方法在挖掘数据规律、确定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等方面具有可复制性、可验证性等优势。数字法学实验通过打破学科壁垒、形成数字法治学术共同体,面向不同应用场景构建法学知识图谱,在此基础上展开仿真模拟实验以实现预测和验证目标。此外,在引入实验方法时,要注意数字实验可能造成的数据安全风险、伦理风险、形式主义风险和可靠性风险,使实验方法成为具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数字法学研究方法。

数字法学的语言数据基础、方法及其应用——以法律语料库语言学的诞生与发展为例

智能时代催生了数字形态的法学研究范式,以语言为数据基础、统计分析为路径的法律语料库语言学应运而生。美国法学界采用了结构主义视角,将其作为整体性的跨学科领域法学。法律语料库语言学在司法解释领域内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应用在大量的案例分析中。欧盟则更多的是采用解构主义视角,运用谱系分析将语料库语言学的语料数据、技术、方法分别应用于领域法学和法学方法论中。回顾美国及欧洲地区有关法律语料库语言学的发展历程,对我国法学未来发展具有方法论意义。通过借鉴域外司法实践及学术研究的成果,能够丰富我国法学及语言学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为法学理论创新、司法实践的发展提供启示。

数字法学中算法法律性质最优解

算法是数字法学的基础研究对象,也是数字法治的重要工具。在法律上如何定性算法是算法规制的逻辑前提,也是算法保护的必然要求。算法新规并未给出明确答案。在既有法律体系下,围绕算法定性问题学界存在言论、正当程序、专利和商业秘密四种争议。这些争议的产生源于算法本体与载体的易混,算法与程序的不分,算法与数据、结果的混合,治理规则的局限。算法法律性质厘定标准的缺失是既有研究的较大缺陷。在厘定算法法律性质之前有必要明确定性应当遵守的基本原则,即合法原则、尊重劳动成果原则、维护公共安全原则、促进创新原则、社会效益最大化原则。其中,社会效益最大化原则统辖其他原则。将算法定性为商业秘密是现有法律体系之下的最优解。

数字法学研究现状的再反思——法学理论向何处去?

伴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我国数字法学的研究成果颇丰。但数字法学理论未形成体系,主要表现在研究方向零散,基础性、原创性的研究内容少,数字法学研究框架缺位等方面。现有研究成果偏重于概念创造而非转化应用,研究者对于数字权力争夺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缺少对于技术变革的深层次法哲学思考,导致学术创作有脱离实践的风险。造成此研究现状的原因主要有数字法学理论研究与实际相结合的紧密程度不足、法学研究者学术背景结构单一、学术评价标准导向不足等。为促使数字法学理论有效引领我国数字化转型实践,必须坚持数字法学研究的中国化方向,坚持从实际出发解决现实问题。同时扩展学术成果评价体系的标准与内容,正确引领学术研究方向。

论数字法学课程实验教学体系的构建

发展数字法学,强化法学实践教学,构建立足新时代、符合科学发展规律的高校数字法学实践教学体系,是当代中国高等法学教育改革发展中的重大议题。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根本指引,聚焦解决数字技术与法学教育全面深度交叉融合这一全球前沿问题,从高校法学实验课程教学的一般规律出发,探讨数字法学课程实验教学体系的构建问题,并提出一套新的数字法学实验教学体系构建思路。构建数字法学课程实验教学体系,不仅是对传统法学教学模式的重要补充和改进,更是对新的社会形态和新的教育环境下法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