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游民“热”的“冷”思考

近年来,中国数字游民群体的规模和社会影响力都在不断增长,形成了数字游民“热”。数字游牧是一种全新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为人们提供了自主选择工作时间和地点的可能,被年轻人看作是摆脱内卷的重要途径。面对我国数字游民热潮,数字游牧生活方式的可持续性、数字游民的情感困境以及数字游民与乡村全面振兴“双向奔赴”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并持续探索。

数字游民公社的乡村嵌入与乡村产业振兴——以安吉DNA数字游民公社为例

通过对6位数字游民及5位参与数字游民社区建设的利益相关者的深度访谈,着力探寻DNA数字游民公社对安吉当地数字化建设的推动作用及背后的动力机制,发现DNA数字游民公社是在商业土壤中萌芽的“乌托邦”,展现了与爱家集团、溪龙村、游民公社主理人各方预期不同的性状。目前DNA数字游民公社对于推动乡村数字化建设提供的帮助仍有限,如何发掘新的产业优势、突破数字乡村建设中的人才困境、完善其他各项基础设施的建设是重中之重。通过探究DNA数字游民公社的动力机制及数字游民与乡村数字化各要素之间的关联,或将为其他地区的数字乡村建设提供参考路径,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媒介技术的解放:新移动范式下青年数字游民生活实践——基于安吉数字游民公社的线索民族志研究

虚实混融空间内技术具身与地理流动的结合,重构了人类的传播模式与行为实践。基于此,本研究应用线索民族志研究方法,以浙江安吉数字游民公社为研究对象,探讨新移动范式背景下青年数字游民的生活实践。研究发现,媒介技术是数字游民实现数字游牧的生存基础。数字游民通过多种策略驯化媒介技术以实现自我价值,数字游牧实践充分体现了技术解放逻辑与新部落主义的生活哲学,折射出媒介技术与人类关系边界不断重构的现实。

面向“数字游民”群体的职业教育模式

“数字游民”是近年流行的一种新型工作模式,“数字游民”愈发成为世界各地未来劳动力提升的关键群体。随着该群体的日益壮大,开展面向“数字游民”的职业教育已成为建设服务全民终身学习教育体系的重要一环。由于“数字游民”的工作性质与特征,该群体的职业教育需求也具有鲜明的特点。旨在研究以“数字游民”需求为导向的职业教育模式。首先分析了各国“数字游民”的现状与发展趋势,接着对国内“数字游民”群体的职业教育需求开展了调查研究,剖析“数字游民”职业教育需求层面的特征,并据此提出多方联动推进我国“数字游民”的职业教育对策,包括加快建设相关在线课程体系、尝试短期在校教育机制、建立“数字游民”创新创业基地、深入社区开展导师培训等,从而使我国成为“数字游民”就业创业的理想之地。

在不确定中构建自主性:数字游民的日常劳动实践及其反思

数字技术在重塑就业形态的同时也带来劳动的新异化。而数字游民凭借“信息技术”赋予的劳动资本,“工休融合”的劳动理念以及“循环流动”的劳动策略,持续型塑着自由灵活的工作体验。同时在承继了游牧主义理念下“适应管理”“生计镶嵌”“集体网络”三重技艺的基础上,得以将日常劳动情境中面临的“不确定性”转化为“渐确定性”,从而建构起稳固的主体性空间。此外,作为跨国劳动实践与全球化生活方式的微观缩影,数字游民的自主性本质上是源于对数字资本主义的适应而非挑战,并且随着自反性的身份建构实现再生产。

数字游民:追求工作和休闲的全面自由

数字游民群体主要由年轻的专业人士组成,他们从事线上工作并将旅行融入日常生活。这种生活方式打破了传统的居住和工作地点的限制,工作、休闲和旅行之间的界限也随之变得模糊。本文旨在界定“数字游民”这一概念,探讨该群体选择数字游牧的动机,以及如何将这些动机付诸实践。数字游民追求一种以全面自由为特征的整体性生活方式,力图实现职业自由、空间自由和个人自由。在理想状态下,他们将工作看作是一种源自内部动机的活动,它并不比休闲低等,更不仅仅是一种个人不得不履行的责任。同时,尽管休闲(包括旅行)是这种生活方式给人以积极体验的重要来源,它也带来了不少挑战,因此本质上还是一种不同形态的工作。

远程化工作时代数字游民的内涵与类型探赜

2010年以来,数字游牧在全球范围内逐步扩展。特别是新冠疫情暴发后,作为数字游牧基础条件的远程工作日渐增多,导致“数字游牧”这一概念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本文重新定义数字游牧的内涵,并对当代数字游民进行最新的分类,将数字游民细分为五种不同类型,即自由职业数字游民、数字游民企业主、带薪数字游民、实验性数字游民和“扶手椅上”的数字游民。这一分类涉及六个关键变量:流动频率和自主性、以家庭为居住地的实践、国内与跨国旅行、法律合规性、工作与生活平衡以及使用共享工作空间。文章强调,探讨数字游民内涵和类型,不仅能为未来的相关研究提供学术方向,还能帮助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更准确地理解和评估数字游民在现实世界中的背景、动机、实践和影响。

自由陷阱:数字游民和管理“工作—休闲”边界的纪律实践

大多数数字游民追求一种普遍的自由、自主和自决,想象着“超移动自由”以及工作和休闲融合的生活方式与未来。不过本文发现,在实践中,数字游民的工作和生活需要高度的纪律约束,包括外部纪律和自我纪律。一方面,数字游民需要比其他依赖特定地点的劳动者更加自律,甚至要比以往的自我更加自律。另一方面,他们还需要把自我纪律实践与外部规定的纪律相结合,后者由工作空间、基础设施、设备、时间规则、应用程序和流程规定和产生。由此可见,数字游民追求的自由,实际上是一种依靠高效的时间利用建立起来的特定类型的自由,即一种“有纪律的自由”。如果他们想要在工作和生活之间找到平衡,或者在日常生活中体验自我决定的控制和自由感,那就必须接受各种形式的纪律。数字游民可能最初试图实现一种主观的自由形式,成功地将工作、休闲和旅行融合在一起,但最后这种自由还是必须受到纪律的控制。

移动的潜能:数字游民实践中的流动性与未来

在过去的十年里,数字游民生活方式在科技和创意产业从业者中逐渐流行,它的核心特征是将远程工作和全球旅行结合在一起。受访者们频繁提到几个关键词——“自由”、“灵感”和“工作与生活的平衡”,认为这些因素促使他们成为“地点独立的工作者”。本研究关注数字游民对工作、流动性和生活方式的想象,并通过在西班牙巴塞罗那进行的民族志研究,全面考察和深入分析了这个群体的社交和叙事。文章指出,“移动的潜能”而非“持续旅行的实践”是数字游牧主义的核心,这表明流动性是理解数字游民想象未来和采取行动的关键。

数字游民:自由、责任与新自由主义秩序

数字游民是这样一群人,他们运用便携式计算技术和广泛的互联网接入,能在任何地方远程工作,并利用这种自由来探索世界。本文使用民族志和网络民族志研究方法概述了这一最新现象,将其置于生活方式流动性和个体化理论的视角中,通过关注个体化过程所带来的一系列新的责任和承诺,丰富了现有的研究。在研究参与者的解释中,脱离定居主义的生活使他们能够表达一种自由的精神,在这种精神中,极简主义、不确定性和风险取代了物质积累、稳定性和舒适性。不过,这种精神在哪些结构性约束中运作,也是必须予以关注的。本文的目的是双重的:一方面,它将数字游民的社会文化想象——流动性/非流动性,与他们为维持流动性所采取的特定经济策略(包括地理套利和网络资本商品化)进行对比;另一方面,它提供了新的民族志证据,阐明数字游民的自我实现计划如何与企业家精神的意识形态相吻合,使他们得以成为“特权一族”,畅行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全球不平等中。由此可见,数字游牧主义是一种适应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生活方式,而非是对既有制度的挑战。

从“游走”到“入乡”:数字游民的乡村嵌入与重塑——基于浙江省A县的经验考察

本研究基于实证考察,针对数字游民回嵌乡村的动因、在地实践的过程及其表征结果展开分析。研究表明,数字游民基于时空脱域的工作特质、自由写意的生活方式和闲适质朴的价值理念,脱离城市返回乡村,以获取身心的自由。在从“游走”到“入乡”的转变中,数字游民主动将个体价值的实现与乡土发展愿景相绑定,并通过主体、技术与关系三重嵌入机制成为推动乡村建设的地方性力量。同时,数字游民的嵌入实践也激发着乡村文化图景、治理效能、产业资源的重塑与再造,为乡村振兴带来了全新的呈现方式和创新路径。

液态生活:数字游民的流动逻辑与实践路径

数字时代催生了新的生活方式,数字游民就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群体。在主流的叙事中,数字游民从事远程工作,选择逃离拥挤的城市与朝九晚五的固定工作,在风景优美的异乡达成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因而成为令人羡慕的群体。现有研究大多围绕数字游民的概念、工作与生活方式、社群特征等方面展开,尚未揭示数字游民流动的动力究竟源于何处以及他们究竟试图构建怎样的生活。文章基于对数字游民的访谈,并参与数字游民的社区,揭示了数字游民的流动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发现,舒适的地方与自在的节奏是数字游民流动的空间与时间诉求,策展式流动中的多样体验则是他们践行理想生活的方式。实践着“液态生活”的数字游民摆脱了逼仄的生存空间、打破了机械的时间安排,构建了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社区。由于主动放弃确定性的生活,数字游民因而发展出自律、精神提升等自我技术,并且积极寻求社区的支持,建立了一种体验主义的物质观。数字游民的生活实践从本质上来说是对机械化的抵抗,旨在重建有机的、平衡的生活节奏。

数字游民的典型特征、生成原因及引导策略——基于浙江的调查研究

数字游民意指依托互联网数字平台实现自由灵活就业创业的专业人士,是当下青年群体中涌现的一种新兴群体。近年来,在加快建设青年发展型省份的背景下,浙江逐渐成为越来越多数字游民的聚集地。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和个案分析等方法对浙江数字游民现象进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加速普及、“边旅行边工作”的游牧文化、传统雇佣观念的思维转变、人的异化中的自我脱域,构成这一现象的基本生成机理。对此,需要进一步完善城乡有效链接机制、数字游民社会保障体系和基层社会治理平台,引导这一群体正确认识、理性对待就业与生活,激发广大青年蓬勃向上、敢闯敢拼的青春活力。

独立自我:个体化理论视角下安吉数字游民的生活实践

在迈入数字化社会后,互联网科技带来了劳动形式和生活观念的革新。“数字游民”成为青年就业选择的一大新兴方向。以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天荒坪镇的余村数字游民公社为调查对象,立足现代社会个体化理论,通过对DN余村中数字游民的深度访谈,发现数字游民这一新兴职业青年群体以“过自己想过的生活”理念为行动指南,逐步实现对过往现代城市生活的主客观剥离以及对当下乡村数字游民社区生活的再嵌入,在此基础上进行着乡村振兴时代背景下“数字游民”生活实践意义的再生产。

数字游民形成动机及机理研究

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的普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模式,数字游民的人数日益增加。他们在社交媒体上活跃分享自己的生活,组建数字游民社区。本文通过运用扎根理论质性研究方法,以35名数字游民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个体如何成为一名数字游民,寻找共性化的动机及内在机理,以期为数字游民群体的进一步发展作出贡献,并为个体、组织和政府提供决策支持。

基于嵌入性理论的数字游民助力乡村振兴的设计研究

本文基于嵌入性理论,尝试以公社为载体加强数字游民与场地之间的结构嵌入,在此基础上探索数字游民群体如何通过文化嵌入、身份嵌入以及资本嵌入重塑乡村发展格局。并通过协同共生单元、营造共生环境、健全共生机制构建全面的数字游民公社与乡村共生发展系统,防范数字游民与乡村之间的“脱嵌”风险,推动数字游民从“嵌入”到“脱嵌”到“共生”的转型。

人才强国战略背景下数字游民职业选择研究

中央人才工作会议强调,人才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国家发展靠人才,民族振兴靠人才。目前,乡村振兴战略仍受制于乡村发展条件和人才体制机制等因素,乡村人才还存在引不来、留不下、培养难、用不好等问题,而数字游民群体聚集所带来的巨大潜力是解决人才问题的一大途径。本文运用扎根理论法,以34名数字游民作为研究对象,试图找出个人成为数字游民的发展机理,并在人才强国战略背景下提出针对数字游民职业特性提供政策支持的相关建议。

地方认同视域下数字游民办公空间设计初探

本研究以数字游民办公空间的现状为切入点,缓解数字游民所面临的社会边缘化和孤独感为主要目标。在地方认同视域下,建立个人和特定区域之间的认同感和情感联系。通过对数字游民办公空间设计初探,促进数字游民更好地融入当地社区,重新塑造人地连结的方式,从而增强对地方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针对数字游民办公空间的现实痛点和多样化需求提出相应的设计策略,为现代数字游民办公空间的设计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

西方数字游民研究述评与中国启示

数字游民是积极运用数字技术,实现远程工作并借此获得自由探索世界机会的群体。他们代表着一种新兴的工作和生活方式。西方学者围绕数字游民的个体流动、地理套利、工作与休闲平衡,以及线上与线下社区营建这四个密切相关的核心议题展开了大量既有理论深度又充满社会关切的研究。在梳理、归纳和评述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一方面,这些学术成果对中国数字游民研究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另一方面,在中国内地学者借鉴相关学术成果时,应充分认识到中西方数字游民的差异,这对于深刻理解和阐释中国数字游民这一新型社会群体带来的新现象和新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变迁至关重要。

超越“数字游民”:数字游牧工作及其技术应用

近年来,“数字游牧”作为一种时尚且颠覆传统的生活方式,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追捧。然而,学术界对于数字游牧生活方式的特征、对未来工作的影响以及支持它的技术,还缺乏深入的实证研究。本文描述和阐释了构成数字游牧工作的四个关键要素:(1)数字工作(digital work);(2)零工工作(gig work);(3)游牧工作(nomadic work);(4)冒险与全球旅行(adventure and global travel)。本文认为,数字游民处于上述四个要素的交汇点上,且每个要素都与数字技术的使用紧密交织。本研究旨在考察和探究数字游牧工作的定义以及数字技术在其中的应用过程,揭示数字游民、新兴数字平台和未来工作之间的复杂动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