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财富和生产双重属性视角的我国数字资本测度研究

数据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是国家基础性战略性资源。本文兼顾财富摸底和贡献衡量的双重需求,利用永续盘存法(PIM)新途径,系统测算1995—2021年我国数字资本的财富性资本存量总额、财富性资本存量净额、生产性资本存量和资本服务规模,继而分别刻画了数字资本财富积累的阶段性特征及其赋能经济增长贡献的变化趋势。研究表明:从财富积累特征看,财富性数字资本存量净额以21.12%的年均增速实现跨越式增长,表现出“加速–放缓–提速–阻滞”的四阶段变动特征。不同于其他类型数字资本的持续快速积累态势,融合数字软件资本积累更易受宏观经济形势的扰动。分行业看,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呈现出“三产>二产>一产”的逆向渗透格局,且显现出数实融合过程中“不均”“不深”的特征。从赋能经济增长贡献看,基于数字资本服务测算得到的经济增长贡献率呈现“升–降–升”的N型增长趋势,且数字软件资本逐步取代数字硬件资本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本文全方位地展示了数字资本“投资–消耗–积累–服务”的资本运动全过程,论证了将财富与生产双重属性置于同一资本测算框架的必要性,以及以资本服务测度资本投入的不可替代性。

数字资本视角下我国省域科技创新效率研究

[目的/意义]为促进数字时代我国科技创新效率提升及区域合理布局与健康发展,尝试从数字资本视角研究我国省域科技创新效率,进一步优化各省份数字资本投入及科技创新环境。[方法/过程]梳理和提炼数字资本的广义概念内涵,构建数字资本投入下我国科技创新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三阶段DEA方法及多源权威数据对我国省域的科技创新效率进行实证测评分析,借助SFA回归模型探析数字资本利用率的外部影响因素,根据调整环境因素、管理无效率和随机干扰影响前后省域科技创新效率的变化情况,分析我国省域科技创新效率的区域差异及影响机理。[结果/结论]总体上我国数字资本投入下的科技创新效率仍然有较大提升空间,原因主要在于规模效率不足;未达到最优综合技术效率的省份存在生产结构与规模不当和数字资本利用率不足问题;大部分省份为数字资本投入下科技创新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建议未达到最优综合技术效率的省份以优化数字资本投入为基点,通过发挥区位优势差异化发展,推进我国省域科技创新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

数字资本无序扩张的风险与规制

防止数字资本无序扩张对于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数字资本大规模、非理性的扩张会引发数字平台垄断、数字资本分布失衡、数字财富差距扩大等风险。数字资本的扩张通常依凭规模逻辑、空间逻辑和权力逻辑展开,因此,防范基于不正当手段的规模扩张、避免空间分布失衡和制约数字权力滥用,是防范数字资本无序扩张进而克服其引发风险的规范原理。以规范和引导数字资本健康发展为目标,通过激励性规制工具和约束性规制工具的协调运用,同时构建回应型规制模式,是实践中防止数字资本无序扩张风险的可行策略。

数字资本主义技术代码视域下功绩主体的自我剥削与自由悖论

数字技术作为数字资本主义的重要基点,既承载了数字生产力的纯粹要素方面,也维持和重塑着数字生产关系。数字资本主义的技术代码表征了数字技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技术需求与社会需求的内聚统一,形塑了数字资本主义下崭新的功绩社会。功绩社会下,驯化主体被功绩主体所代替,功绩主体将传统的否定禁止和他者剥削翻转为肯定示好和自我剥削,自我剥削打着自我发展、自我实现、自我优化和自我完善的幌子,实际却是自我征服、自我促逼、自我耗散和自我毁灭,由此呈现出自由的功绩主体不自由的悖论景象。对此,我们需要求教和回归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技术批判的原则方法,透视和掌握数字资本主义的技术代码和技术本质,识破功绩主体自我剥削的不自由真相,分析其深层本质和致因逻辑,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一种真正自由的可能的未来方向。

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技术异化

进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技术与资本最大限度的联袂合谋将人们推入数字化生存境地,数字技术最广程度地渗透和浸润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最大程度地改变了人们的劳动过程、消费模式和交往范式。资本对技术的调用和技术与资本的合谋催生了技术的晦暗面和技术异化,造成了劳动过程的剥削循环、消费需求的虚假过溢和社会交往的虚拟泛化,将人类社会置于技术依赖和数字化生存的困境。消解技术异化和超拔技术生存困境,需要深刻检审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技术异化现象,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拆解和打破资本对技术的调用以及技术与资本的联姻,重塑自由劳动过程、归正消费需求取向和复归社会交往真谛,从而使技术朝向为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方向服务。

“算法革命”视角下的数字资本主义及其基本矛盾研究

算法技术和算法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各环节的全面渗透,使得在技术层面出现生产过程数字化、经济活动数据化和经济运行算法化等新逻辑,在制度层面出现数字监视、数字平台、数字霸权等新样态,从而推动资本主义进入了新阶段——数字资本主义。由算法技术革命和算法制度革命构成的“算法革命”,对数字资本主义具有阶段性强化作用,但这是以掩盖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并将其向全球范围内转移为代价和条件的。从长期来看,“算法革命”并不能解决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不可调和的基本矛盾,反而会使这一基本矛盾进一步深化和激化,最终不断靠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能容纳的数字生产力边界。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共同性”生产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以哈特和奈格里为例

奈格里与世长辞是当代西方左翼力量的重大损失,他与哈特关于以重塑“共同性”实现当代共产主义复兴的思想余韵,仍在西方世界回荡。他们以当代数字资本主义劳动方式变化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带来的影响为问题意识,以“共同性”生产为核心概念,建构了一条从理论和观念形态通向共产主义的新路径。即便他们更多将问题停留在意识和观念层面,缺乏对新变化和新状况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分析使其具有软弱性,但他们对“共同性”的关注仍开启了时代性的新话题。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思考哈特和奈格里开启的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共同性”的研究,从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层面把握“共同性”之于当代共产主义现实运动的新意义,是当代值得研究的新问题。

数字资本主义场域的“情感”迷思与批判

西方哲学漫长的发展历程中,理性主义长期占据主导地位。19世纪下半叶,晚期资本主义向新自由主义演进,放纵、激情等情感因素逐渐挣脱理性束缚,迎来“逻各斯”向“爱洛斯”的转化。伴随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虚拟—现实产生情感链接,情感表达的时空场域进一步拓宽。然而,数字技术操持下,情感不仅被资本遴选、粉饰、建构,蜕化为因私欲而生产、流通于赛博空间的“新型商品”,还脱离“现实肉体”,嬗变为寄居数字空壳的“符号代码”。原本真实丰富的情感空间,弥漫无数资本的狡黠算计,充斥丧失底线的相互窥探,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渐趋疏离抑或成为“虚假亲密”。辩证审思“数字”“资本”联袂下的“情感”之困,对于理解情感异化现象、探寻情感解放之路具有学术意义。

主持人话语:数字资本批判

今天的时代被称为“数字时代”。数字时代由数字技术定义,数字技术衍生出数字资本,数字资本与数字技术又相互纠缠,形塑了当代资本主义新形态——数字资本主义。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数字技术(包括算法技术)按其内在逻辑被资本化,在此过程中使劳动者陷入新异化的不自由状态,其中既包括数字劳动成果的被无偿占用,也包括将数字平台加持下的消费异化,这些都是数字资本宰制下的受剥削和不自由,是人与人之间新的不平等、非正义。如何消减甚至避免这类数字异化的社会效应,需要通过制度建构去达成,其中包括对数字技术的社会主义使用,以及在数字生产中建构起劳动正义的原则。2023年2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指出:“建设数字中国是数字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数字中国建设需要借助数字资本的加持和推进,此时如何正确而合理地使用它,无疑是数字时代需要探寻的迫切问题,也为相关的理论探索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数字资本主义交往异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资本逻辑与数字技术的联合进一步激化了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主体间交往的异化问题,呈现出交往主体虚拟化、交往形式碎片化以及交往关系表象化等新表现。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主体间的交往过程纳入资本增殖过程的现实后果,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被数据与数据之间的交往所掩盖,人在资本的宰制下进一步被工具化。对此,数字社会主义构建的数据“共享原则”为破除数字资本主义交往异化提供了一种理想范式,但其在实践层面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局限性。因此,我们仍然需要回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探寻破除资本统治、维护数字技术良性发展、解决数字资本主义交往异化的根本性法则。

作为空间范畴的数字资本主义——基于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考察

资本主义是一种创造更大空间生产的制度,空间是资本的存续之根。通过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的空间性考察,分析其在不同时期空间组织形式的变化,可以看到资本在国家空间形态的生产场域的运作中推动了世界性生产空间的形成。随着资本主义进入数字时代,数字资本主义的核心是生产资料和生产单位的数字空间化,数字空间化的媒介是数字平台。如果任由作为空间力量的资本主义无限制地发展下去,由数字资本主导人类文明的发展,资本主义就会利用数字生产力地发展,在不断制造和占有空间中实现物质与数字世界的双重统治。数字资本并非以数据为中心,而是以数字空间的布局为中心的资本发展形态。数字时代是人类创造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的历史时代,需要立足于对数字资本主义的空间性考察,寻求实现人的空间解放的历史性力量。

数字资本批判视域下的数字命运共同体的当代价值研究

数字资本作为资本演进的最新样态,是资本逻辑和数字技术在数字时代相结合的产物,数字资本背后所呈现出的特征是数据私有化、算法权力侵占和数字平台垄断。在数字资本的控制下,数字时代人的现实境遇表现为人的数字劳动异化、人的主体性缺失和人的认知能力虚化。数字命运共同体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组成部分,有助于破解数字资本逻辑统治、制约算法权力滥用和消解人的数字异化,对数字文明与人类文明的良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产品直播经营的实践过程及行为机制——基于数字资本的分析视角

伴随新媒体网络平台的发展和数字技术的下沉,农产品直播电商成为农业现代化及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解决农户参与市场困境的重要手段。在数字资本视域下,通过考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适度规模经营与农产品直播经营的适配逻辑,发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生活性的发掘与再造生产数字资本,以流量变现的方式实现数字资本的可兑换性,以代销为辅的经营策略弥合直播经营过程中数字资本持续性与农产品单一性之间的矛盾。数字资本生成是资本转化的基础,流量变现为农产品经营提供渠道,流量维持成为持续经营的关键。代销转向在实现流量再生产的同时增加了农产品经营风险,其中的品控不确定性容易导致数字资本信誉受损,进而危及以数字资本为桥梁资本的数字化生计模式。代销转向旨在为农产品直播经营保持流量,是对平台规模经济的妥协与适配。在农产品直播经营过程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追求利润者、维持生计者和受剥削的数字劳动者的综合体。在平台增殖逻辑及社会注意力流动属性的双重作用下,经营者尝试由家庭化经营转向团队化运作、由新农人转型为职业主播。但在数字资本流失风险、乡村伦理逻辑以及与农户共生关系等多重因素的约束下,经营者形成了以注重农产品品质及消费者购物体验为主、以代销为辅的经营模式,创造了数字优势者与数字弱势者、生产者与消费者合作互惠的市场空间,并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农户的利益联结为基础实现了数字道义。

数字资本理论发展透视:源起、应用与展望

随着信息化、数字化水平越来越高,数智技术和服务在社会各个领域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学界提出“数字资本”的概念并形成数字资本理论体系。为帮助学界深入了解数字资本理论,为后续相关实证研究提供参考,文章在梳理并总结国内外数字资本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源起与发展、内涵与外延、测量与量化、应用与展望四个方面对数字资本理论进行系统而深入地探究。研究发现:Ragnedda等在布尔迪厄资本观基础上提出的数字资本,是对个体所拥有的具有一定社会效用的数字资源的概括,包括数字能力和数字技术两个方面,可以从不同的维度进行量化,是影响用户对信息系统及服务采纳、开展某种信息行为的重要因素,为理解数字鸿沟和社会不平等提供了理论框架。

隔代抚养中的数字资本及其权力博弈——基于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智能手机使用的考察

隔代抚养是留守儿童家庭的重要育儿模式,祖辈在智能手机的冲击下面临着数字融入与抚养孙辈的双重挑战。智能手机改变了留守儿童的学习与生活方式,也改变了家庭成员的互动方式。当抚养孙辈时,祖辈为了弥补留守儿童的父母缺位而学习使用智能手机。由于自身的数字资本匮乏,祖辈在监管留守儿童手机使用时缺失数字权力。祖辈借助父母权威能够重获数字权力,祖孙共谋之下的数字权力平衡也是祖辈的主要应对方式。“数字权力博弈”是一种留守儿童、祖辈、亲代三者之间的弹性关系与动态互动,通过三者之间的控制、抵抗与妥协,最终建立起数字资本导向的家庭新秩序。

元宇宙数字资本的生成逻辑与风险治理

数字资本竞争的加剧,推动资本不断开拓发展空间,催生元宇宙数字资本空间新场域。元宇宙的本质是数字资本的空间扩张、底层生产扩张与国际资本扩张,促进资本对空间的创新利用,扩大资本再生产并提高资本增殖能力。就空间与资本的关系而言,空间可以脱离资本而存在,资本却无法脱离空间独自增殖,资本的扩张须以一定的空间为其物质性载体。空间要素资本化与资本空间化是元宇宙数字资本扩张的显著特征。元宇宙的发展与生产促进了数字技术的应用,不断推动现有产业的数字化转型,“虚实相融”是数字资本生产的新业态。然而,元宇宙在提供数字资本发展新空间的同时,也暗藏资本无序逐利所招致的诸多风险隐患。面对元宇宙中未加规制的“蓝海市场”以及未曾开发的潜在高额利润,元宇宙可能成为数字资本剥削的新工具,发达国家或将借此扩大自身与数字弱势国家的“脱轨”,实现在元宇宙中的数字霸权与话语支配。在积极拥抱数字技术和元宇宙的同时,主动进行数字资本风险管理,是元宇宙数字资本风险治理的辩证法。基于此,对元宇宙数字资本的前瞻风险治理,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市场统一有序、资源合理配置、发展集中力量等方面的固有优势,有效管控伴随元宇宙而来的工具性风险、脱轨性风险和挤压性风险。

数字资本主义的劳动异化与人的生存困境——基于马克思的生存论视角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学说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劳动异化的四重规定,而且包含着深刻的生存论意蕴,即消解了私有财产关系以及与其相同构的理性范畴对人的世界的遮蔽,而立足于前理性、前逻辑的生存论的视角是把握一切现成存在者的存在根据。数字资本主义使人的劳动和生存方式具有了新的表现形态,因而有必要回到马克思的生存论视角,消解数字资本主义诸多理性范畴的遮蔽,透视数字资本主义中劳动异化的新的特征和表现,进而把握异化劳动带来的人的生存的三重困境:虚体生存与实体生存的矛盾、个体性与数字社会整体的矛盾以及数字化的生存世界与人的精神世界的矛盾。

数字资本主义时间剥削新形态的困境与超越

数字资本主义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全新形式,数字资本的剥削形态也产生了新的变化。时间作为资本主义剥削的重要范畴,在数字时代面临着更严重的困境,引发了时间焦虑、主体性丧失等一系列严峻问题。数字资本主义的时间剥削使闲暇时间与工作时间的区别变得模糊不清,数字用户成为新的剥削主体;它还利用泛娱乐主义和消费主义思想,使剥削主体从被迫剥削转向“自愿”剥削,劳动者逐渐沦为现代化社会工厂中的新时代奴工。文章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探析数字资本主义时间剥削的本质,并将其伸入社会各个层面的“魔爪”一一找出。研究有助于实现对时间剥削困境的超越,唤醒人的时间主体性,使自由时间回归于人,并击退数字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脚步。

消费盲从、生活附魅与精神虚空——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三重“异化”

依托于人工智能、大数据、5G、云等新型数字科技之翼,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迈向了一个以数字化为特征的数字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一社会中,异化现象仍然存在。具体表现为,数字资本主义社会对消费观念进行了新塑造,算法指令的生成引发消费内容的私人定制化,数据平台的产生促成消费生态的重新架构,数字技术的普及致使消费主义的大肆泛滥,消费趋于盲从;对日常生活进行了全覆盖,其连续性与稳定性逐渐被数字信息的狂轰滥炸打破,呈现碎片化样态;日常生活的惬意与宁静逐渐被数据与算法的推送与订阅打破,显现出平庸化样态;对精神世界进行了新渗透,个体思想日趋浅薄空疏、大众审美日趋媚俗粗鄙、精神世界日趋虚无。厘清西方数字资本主义社会在消费、生活与精神层面产生的异化现象,对于我国今后在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和数字技术避免异化现象的产生具有重要的警醒作用。

数字资本的“智能”统御与主体复归——基于芬伯格“技术民主”理路的审思

在数字时代,人工智能成为撬动客观世界、重塑个体生活的强大力量。因凭对“智能”技术的隐秘操纵,数字资本崛起并将人工智能塑造成符合资本利益的工具,人工智能的不当设计及资本应用导致了主体生产的遮蔽、真实交往的缺位、本真需求的异化。安德鲁·芬伯格以“技术代码”解构了技术的本质为工具与文化的聚合,揭露了技术设计领域的沉疴,并提出关照公众利益、以技术民主实现主体复归的变革进路。文章通过对芬伯格技术民主理路的审思,指出应及时规制资本权力对人工智能的不当应用,多措并举引导人工智能持续向善,才能破除“智能”统御,在更高层级实现主体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