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资本主义技术代码视域下功绩主体的自我剥削与自由悖论

数字技术作为数字资本主义的重要基点,既承载了数字生产力的纯粹要素方面,也维持和重塑着数字生产关系。数字资本主义的技术代码表征了数字技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技术需求与社会需求的内聚统一,形塑了数字资本主义下崭新的功绩社会。功绩社会下,驯化主体被功绩主体所代替,功绩主体将传统的否定禁止和他者剥削翻转为肯定示好和自我剥削,自我剥削打着自我发展、自我实现、自我优化和自我完善的幌子,实际却是自我征服、自我促逼、自我耗散和自我毁灭,由此呈现出自由的功绩主体不自由的悖论景象。对此,我们需要求教和回归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技术批判的原则方法,透视和掌握数字资本主义的技术代码和技术本质,识破功绩主体自我剥削的不自由真相,分析其深层本质和致因逻辑,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一种真正自由的可能的未来方向。

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技术异化

进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技术与资本最大限度的联袂合谋将人们推入数字化生存境地,数字技术最广程度地渗透和浸润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最大程度地改变了人们的劳动过程、消费模式和交往范式。资本对技术的调用和技术与资本的合谋催生了技术的晦暗面和技术异化,造成了劳动过程的剥削循环、消费需求的虚假过溢和社会交往的虚拟泛化,将人类社会置于技术依赖和数字化生存的困境。消解技术异化和超拔技术生存困境,需要深刻检审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技术异化现象,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拆解和打破资本对技术的调用以及技术与资本的联姻,重塑自由劳动过程、归正消费需求取向和复归社会交往真谛,从而使技术朝向为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方向服务。

“算法革命”视角下的数字资本主义及其基本矛盾研究

算法技术和算法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各环节的全面渗透,使得在技术层面出现生产过程数字化、经济活动数据化和经济运行算法化等新逻辑,在制度层面出现数字监视、数字平台、数字霸权等新样态,从而推动资本主义进入了新阶段——数字资本主义。由算法技术革命和算法制度革命构成的“算法革命”,对数字资本主义具有阶段性强化作用,但这是以掩盖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并将其向全球范围内转移为代价和条件的。从长期来看,“算法革命”并不能解决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不可调和的基本矛盾,反而会使这一基本矛盾进一步深化和激化,最终不断靠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能容纳的数字生产力边界。

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共同性”生产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以哈特和奈格里为例

奈格里与世长辞是当代西方左翼力量的重大损失,他与哈特关于以重塑“共同性”实现当代共产主义复兴的思想余韵,仍在西方世界回荡。他们以当代数字资本主义劳动方式变化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带来的影响为问题意识,以“共同性”生产为核心概念,建构了一条从理论和观念形态通向共产主义的新路径。即便他们更多将问题停留在意识和观念层面,缺乏对新变化和新状况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分析使其具有软弱性,但他们对“共同性”的关注仍开启了时代性的新话题。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思考哈特和奈格里开启的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共同性”的研究,从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层面把握“共同性”之于当代共产主义现实运动的新意义,是当代值得研究的新问题。

数字资本主义场域的“情感”迷思与批判

西方哲学漫长的发展历程中,理性主义长期占据主导地位。19世纪下半叶,晚期资本主义向新自由主义演进,放纵、激情等情感因素逐渐挣脱理性束缚,迎来“逻各斯”向“爱洛斯”的转化。伴随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虚拟—现实产生情感链接,情感表达的时空场域进一步拓宽。然而,数字技术操持下,情感不仅被资本遴选、粉饰、建构,蜕化为因私欲而生产、流通于赛博空间的“新型商品”,还脱离“现实肉体”,嬗变为寄居数字空壳的“符号代码”。原本真实丰富的情感空间,弥漫无数资本的狡黠算计,充斥丧失底线的相互窥探,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渐趋疏离抑或成为“虚假亲密”。辩证审思“数字”“资本”联袂下的“情感”之困,对于理解情感异化现象、探寻情感解放之路具有学术意义。

数字资本主义交往异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资本逻辑与数字技术的联合进一步激化了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中主体间交往的异化问题,呈现出交往主体虚拟化、交往形式碎片化以及交往关系表象化等新表现。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主体间的交往过程纳入资本增殖过程的现实后果,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被数据与数据之间的交往所掩盖,人在资本的宰制下进一步被工具化。对此,数字社会主义构建的数据“共享原则”为破除数字资本主义交往异化提供了一种理想范式,但其在实践层面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局限性。因此,我们仍然需要回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探寻破除资本统治、维护数字技术良性发展、解决数字资本主义交往异化的根本性法则。

作为空间范畴的数字资本主义——基于资本主义发展史的考察

资本主义是一种创造更大空间生产的制度,空间是资本的存续之根。通过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的空间性考察,分析其在不同时期空间组织形式的变化,可以看到资本在国家空间形态的生产场域的运作中推动了世界性生产空间的形成。随着资本主义进入数字时代,数字资本主义的核心是生产资料和生产单位的数字空间化,数字空间化的媒介是数字平台。如果任由作为空间力量的资本主义无限制地发展下去,由数字资本主导人类文明的发展,资本主义就会利用数字生产力地发展,在不断制造和占有空间中实现物质与数字世界的双重统治。数字资本并非以数据为中心,而是以数字空间的布局为中心的资本发展形态。数字时代是人类创造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的历史时代,需要立足于对数字资本主义的空间性考察,寻求实现人的空间解放的历史性力量。

数字资本主义的劳动异化与人的生存困境——基于马克思的生存论视角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学说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劳动异化的四重规定,而且包含着深刻的生存论意蕴,即消解了私有财产关系以及与其相同构的理性范畴对人的世界的遮蔽,而立足于前理性、前逻辑的生存论的视角是把握一切现成存在者的存在根据。数字资本主义使人的劳动和生存方式具有了新的表现形态,因而有必要回到马克思的生存论视角,消解数字资本主义诸多理性范畴的遮蔽,透视数字资本主义中劳动异化的新的特征和表现,进而把握异化劳动带来的人的生存的三重困境:虚体生存与实体生存的矛盾、个体性与数字社会整体的矛盾以及数字化的生存世界与人的精神世界的矛盾。

数字资本主义时间剥削新形态的困境与超越

数字资本主义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全新形式,数字资本的剥削形态也产生了新的变化。时间作为资本主义剥削的重要范畴,在数字时代面临着更严重的困境,引发了时间焦虑、主体性丧失等一系列严峻问题。数字资本主义的时间剥削使闲暇时间与工作时间的区别变得模糊不清,数字用户成为新的剥削主体;它还利用泛娱乐主义和消费主义思想,使剥削主体从被迫剥削转向“自愿”剥削,劳动者逐渐沦为现代化社会工厂中的新时代奴工。文章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探析数字资本主义时间剥削的本质,并将其伸入社会各个层面的“魔爪”一一找出。研究有助于实现对时间剥削困境的超越,唤醒人的时间主体性,使自由时间回归于人,并击退数字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脚步。

消费盲从、生活附魅与精神虚空——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三重“异化”

依托于人工智能、大数据、5G、云等新型数字科技之翼,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迈向了一个以数字化为特征的数字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一社会中,异化现象仍然存在。具体表现为,数字资本主义社会对消费观念进行了新塑造,算法指令的生成引发消费内容的私人定制化,数据平台的产生促成消费生态的重新架构,数字技术的普及致使消费主义的大肆泛滥,消费趋于盲从;对日常生活进行了全覆盖,其连续性与稳定性逐渐被数字信息的狂轰滥炸打破,呈现碎片化样态;日常生活的惬意与宁静逐渐被数据与算法的推送与订阅打破,显现出平庸化样态;对精神世界进行了新渗透,个体思想日趋浅薄空疏、大众审美日趋媚俗粗鄙、精神世界日趋虚无。厘清西方数字资本主义社会在消费、生活与精神层面产生的异化现象,对于我国今后在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和数字技术避免异化现象的产生具有重要的警醒作用。

对数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与超越

数字资本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种新样态,在资本与数字的合谋下出场,通过权力与算法的耦合、技术与宣传的合奏,使得世界范围内的意识形态斗争转向数字化。但这种新样态本质上依然属于资本主义范畴,仍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数字资本主义借助数字技术护持霸权地位,借助数字剥削拉大社会鸿沟,借助数字资本吞没劳动主体地位,借助数字景观营造意识形态幻象。应立足马克思主义视野,审思技术发展逻辑下的意识形态风险,以数字共建共治共享抵抗数字霸权,以数字平台治理法治化消解数据主义,以算法规制重塑人的主体地位,以党的全面领导推进数字意识形态建设,超越数字资本主义的局限性,破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规训,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新发展。

空间、时间与生命政治:价值形式的三次重组——从《资本论》来解读数字资本主义下的价值形式

对当代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劳动价值论进行分析,需要回到马克思的《资本论》来详细考察资本主义的劳动价值形式的变化。从产业资本主义,到金融资本主义,再到今天的数字资本主义,在产业劳动中形成的剩余价值,实际上变化为产业利润的形式。在空间形式上,产业利润需要进一步与商业利润、地租、利息、物流和仓储等领域的利润进行重组和分配,形成价值形式的第一次重组,即空间重组。在金融资本主义阶段,诞生了虚拟资本,而事实上参与分配的是面向未来的剩余价值,即价值形式的第二次重组——时间上的重组。在数字资本主义及其平台的作用下,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将劳动力的可变资本变成“人力资本”,即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变成了福柯意义上的生命政治,从而让劳动价值形式再一次发生变化,让可变资本的部分变成数字平台掠夺和收割的意向,即价值形式的第三次重组——生命政治的重组。

数字资本主义中的数字劳动控制与反抗:资本的算法逻辑与劳动者的逆算法实践

数字资本主义的到来,与传统工业资本主义劳动相比,资本控制劳动的形式与劳动者反抗路径已发生深刻改变。资本的算法控制成为数字资本主义劳动控制新形式并超越传统劳动时空控制。从时间维度来看,资本通过算法隐蔽地将劳动控制延伸至闲暇时间、生理恢复时间和非劳动时间,突破传统劳动时间“量”的掠夺,同时通过算法手段精准地提高对劳动时间“质”的控制。从空间维度来看,资本通过算法打破监督者与劳动者必须聚集在同一物理空间的限制,雇主不必到工作现场就可以实现对数字劳动者物理空间行为和虚拟空间行为的双重空间控制。面对算法对劳动过程的超时空控制,数字劳动者通过逆算法实践进行抵抗,反抗主体呈跨空间联结、反抗手段呈技术化中介、反抗领域向数据生产资料延伸。解决反抗的根本路径必须深入生产关系,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实现数字技术的社会主义应用是解放数字劳动的出路所在。

马克思类哲学视域下数字资本主义的异化现象批判

类哲学思想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重要理论武器,马克思依据人的类本质思想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现象进行了批判。数字资本主义并没有消除异化现象,异化现象反而得以加深和蔓延:人对自己劳动产品的所有权和占有权丧失得更加彻底、工人的劳动更加失去自主性、虚我与本我关系倒置,乃至有可能导致人类主体性的全面消失。数字资本主义异化现象产生的根源并没有改变,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下资本对数字劳动的支配权。更重要的是,资本与科技形成一种“共谋”关系,进一步强化了资本对数字劳动的支配能力。目前,在尚不能彻底变革生产资料私有制生产关系的背景下,“扬弃”数字资本主义进一步加深和蔓延的异化现象,须采用综合治理措施,包括建立数据共享机制、在发展和运用科学技术方面坚持人类优先的理念、限制资本的无序扩张等。

数字资本主义的幽灵——莫莱蒂与詹姆逊“文学绘图”理论之异同及启示

莫莱蒂与詹姆逊的“文学绘图”理论均以马克思主义美学为基本立场,前者的“认知图绘”是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寓言,而后者则试图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世界文学”做出批评。然而,莫莱蒂的文学绘图理论在一种“政治无意识”的裹挟中以数学绘图工具僭越了人文目的,既不能识别技术的限度更不能对其本身的复杂性加以批判。这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时代性的理论症候,以数字人文为代表的人文学科的数字计划均须警惕由“数字资本主义”所决定的“技术拜物教”或“数字拜物教”。而这一点再次证明,建构基于人文学科“本位”的“数字人文批判”的学理重要性与紧迫性。

马克思生产理论视域下数字资本主义的四重控制及其批判

基于马克思从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理解的“大生产”概念考察数字资本主义,会发现数字资本家利用智能算法占有数据资源,形成了平台、政治、传播和生活的四重控制,不仅生产出资本主义的数字经济模式,还生产出矛盾更为激烈的数字劳资关系,以及资产阶级的新型意识形态话语霸权。数字资本主义通过数据垄断与政治操控加深对平台、传播和生活的全方位控制,监视并把控人类隐私,宣扬新自由主义与新消费主义的资产阶级文化价值观,形成单向度的数字社会景观。超越数字资本主义的四重控制,需要以社会主义的劳动关系和价值观对数字资本主义进行改造,数字中国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为人类的数字文明提供了中国方案与智慧。

数字资本主义中生命主体的沉寂与反抗——基于米歇尔·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论

当数字资本主义与生命政治接榫,一种看似自由、包容、文明的数字-生命政治的治理模式已然形成,但身处其中的生命主体并未实现真正的自由,反而在数字-生命政治机制的运作中经由数字化的扩张沦为虚体,并在无感知的境遇下奔赴进符合治理层面要求的框架内,逐渐从现实的个体降格为透明的数据抽象物。在此背景下,从福柯生命政治理论出发,可以发现生命主体的存在形式与生存方式随着数字化全景敞视监狱的构建以及数字资本主义治理机制的运作发生了改变。同时,数字-生命政治机制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全面渗透,标志着数字资本主义权力机构实现了从个体生命到整体人口的完全掌控,导致生命主体的自由发展以及向自身的复归成为一种美好幻想。面对数字资本主义施加于生命主体之上的权力布控,可以从对数字化生命样态、数字化权力形式、数字主体差异化发展的批判入手,同时借助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回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角,实现对数字资本主义中生命主体面临的困境的全面审视,从而寻求生命主体反抗的路径。

重思数字素养: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媒介教育

数字教育倡导者日益认识到青少年需要获得数字媒介素养,但这一理念往往被工具化地看待,缺乏系统全面的实施。本文指出,应超越数字媒介为年轻人带来风险和机遇的二元观点,以及由此产生的狭隘的数字技能和网络安全观念。应采取更广泛和批判性的方法,审视“数字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数字媒体在日常生活中的普遍性。成熟的媒介教育概念框架和教学策略可以并应该扩展,以应对数字和社交媒体带来的新挑战。

数据商品分析与数字资本主义批判

随着资本主义日益迈向数字技术与资本深度融合的数字资本主义,劳动形态、商品形式和剥削形式、资本积累模式和速度、劳资关系等都发生了显著改变:对网络用户在线数据的无偿攫取代表着资本逻辑向新的空间和时间延伸;资本对灵活劳动关系的时间剥削和隐蔽强制相较于传统工业有过之而无不及;关涉认知能力的数字劳动主体的自主性、完整性和社会性也被资本权力掏空。总的来看,数字资本主义提供了一种非常严密的监控技术,使人们除了按照传统的劳动关系或方式出售劳动力以外,还以生命政治生产的形式与资本主义产生深度勾连,资本权力得到进一步延展和强化,更加复杂且隐蔽,并显示出“生命权力”的特点。

“第二自然”与数字资本主义

“第二自然”作为用来解释人类自身创造的外部环境的范畴,其内涵应该是具有社会历史规定性的。卢卡奇在原初的意义上使用“第二自然”概念,在于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带来的社会生产和生活全部商品化、物化的效应。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展开,“第二自然”的内涵及其具体表现形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就当下社会生产和生活而言,数字化的社会存在已然具备“第二自然”的属性。“第二自然”与数字资本主义的关系在于通过更新卢卡奇的物化现象来展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第二自然”的新内涵及其社会效应。在充分挖掘卢卡奇物化理论及其“第二自然”概念对于理解数字资本主义的意义的基础上,既能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一致性,也能看到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独有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