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发展缓解了家庭金融排斥吗?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分析

借助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3、2015、2017、2019年四轮调查数据,探讨数字金融发展对中国家庭金融排斥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论从静态还是动态来看,数字金融发展都显著降低了家庭金融排斥;从排斥类型看,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资产端和借贷端金融排斥均具有显著的缓解作用,并且对家庭资产端的影响更大。进一步,从不同的家庭类型来看,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村、中西部、三四线城市以及银行业等传统金融相对落后地区家庭金融排斥的缓解作用更明显。

数字金融发展提升“两山”转化水平了吗?——来自西部民族地区的经验证据

在数字经济的大背景下,利用数字金融打破“资源诅咒”效应,提升西部民族地区“两山”转化水平,将“生态高地”转变为“经济高地”,对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至关重要。本文利用2011—2020年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省际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对“两山”转化水平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我国西部民族地区“两山”转化水平。从分项指标来看,数字金融发展对“金山银山”的提升作用显著大于其对“绿水青山”的影响。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市场一体化程度更深、人力资本水平更高和资源禀赋更好的地区,数字金融发展对“两山”转化水平的提升作用更明显。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两山”转化水平。本文的研究为进一步提升我国西部民族地区“两山”转化水平,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决策参考。

数字金融发展、高管背景特征与企业创新活力

文章选取2011—2018年我国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财务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探究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创新活力的关系,以及企业高管研发背景和任期背景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正向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发展均对企业创新活力存在促进效应。同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高管的研发背景会强化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活力的正向影响,而高管的任期背景会负向调节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活力的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高管背景特征对数字金融与企业创新活力关系的调节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显著,但在国有企业中该调节作用并不显著。

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间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研究

数字金融有效破解了金融排斥困境,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但其对企业间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仍有待检验。以2011—2019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间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抑制了企业间的商业信用融资行为。调节机制检验表明:行业竞争程度越低、供应商集中度越高、客户集中度越高,数字金融对企业间商业信用融资的抑制作用越强。进一步分析发现:基于供应链的银行信用,在数字金融发展影响企业间商业信用融资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数字金融技术促进了银行的供应链金融服务发展,抑制了企业间通过商业信用进行融资的需求,能够缓解企业间占款问题。今后,应发挥数字金融的优势,挖掘供应链金融的潜力,规范金融监管,引导企业合理利用各种融资方式。

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杠杆操纵

数字金融发展能否助力企业实质性去杠杆是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使用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的相关数据,基于数字金融发展的资源效应与信息效应,考察了其对企业杠杆操纵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降低企业杠杆操纵程度,这主要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以及提升企业信息透明度等途径加以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降低企业杠杆操纵的效应在传统金融发展水平较好和金融监管强度较高的地区中更为显著。为此,政府相关部门要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强化金融监管等方面进一步规范和推动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要主动进行数字化变革,不断提升金融服务效率;企业要充分利用数字金融打破外部融资障碍,赋能高质量发展。

数字金融发展对居民消费升级影响的统计检验

文章利用2011—2019年我国19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统计检验,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模型、门槛模型和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并分析金融监管有效性在其中所起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数字金融发展正向影响我国居民消费升级;(2)数字金融发展对居民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呈现显著的边际效用递增的非线性特征;(3)数字金融发展通过人均可支配收入间接对居民消费升级产生促进作用;(4)数字金融发展正向影响居民消费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有待进一步挖掘;(5)金融监管能有效调节数字金融发展对居民消费升级的正向促进作用。

数字金融发展、经济双循环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以2011—2022年中国26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为基础,借助计量模型深入探究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并考察经济双循环的机制作用。基准回归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可通过经济双循环间接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异质性分析结果证明,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在高城镇化水平地区更为显著。鉴于此,提出持续推动数字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发挥经济内循环与外循环赋能效应、因地制宜助力数字金融发展等相关建议,以期为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提供借鉴。

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民可持续性增收的影响机制——基于湖北省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1—2021年湖北省13个市(州)的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湖北省数字金融对农民可持续性增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湖北省发展数字金融能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改善农民收入结构,可以显著地促进农民可持续性增收,且对低收入水平、低收入可持续性的农民效果更佳;地区经济增长对湖北省数字金融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使农民收入增加具有可持续性均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其值分别为39.69%和40.96%。此外,推进城镇化建设对农民可持续性增收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数字金融发展对服务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溢出效应与衰减边界的视角

数字金融已经成为破解金融排斥困境的核心途径,是助推服务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已有文献对数字金融发展的经济效应进行了较为丰富的研究,但鲜少关注其对服务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更加缺乏从空间溢出效应的视角展开深入分析。本文利用中国地级城市面板数据,构建面板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发展影响服务业转型升级的本地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并对空间溢出效应的地理衰减边界进行了测算。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服务业转型升级具有正向显著的本地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既有助于本地区服务业转型升级,也有效带动了周边邻近城市服务业转型升级;更换空间模型、替换空间矩阵以及改变研究样本后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印证了上述结论的可靠性;数字金融发展对服务业转型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随地理距离持续扩大而逐渐衰减的特征,且当城市间地理距离跨越260公里以后,空间溢出效应将不再显著。

以数字金融发展增强社会经济韧性

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城市化建设的持续深入,社会已经进入全新的发展进程,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各界对于经济韧性的重视程度正在不断提升。结合实际情况可以明显看出,创新能力以及产业结构等因素,有利于提升整体经济韧性。然而,金融作为现代经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未来的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尤其是在数字金融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必然会深刻影响经济韧性。因此,本文首先对数字金融与经济韧性的基本概念加以明确;其次对数字金融与经济韧性的测度与现状展开深入分析;最后提出数字金融发展对经济韧性所产生的影响。通过本文的研究,以期为数字金融更好服务于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借鉴。

数字金融发展影响企业创新的风险承担机制

数字金融作为一种新型金融服务业态,能否以及通过何种机制赋能企业创新是政产学三界都高度关注且亟待解答的前沿理论与实践议题。基于“地级市-企业”的跨层级数据结构,将2011~2018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进行匹配,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风险承担在其中可能发挥的机制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有助于激励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创新;风险承担在数字金融发展赋能企业创新的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即数字金融发展通过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进而激励企业更为积极地投身创新活动;风险承担的中介机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小企业以及外部资金依赖型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覆盖广度在数字金融发展影响企业创新的风险承担机制中发挥了主要作用。本研究为宏观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风险承担机制跨层级影响微观企业创新行为提供了直接经验证据,对打开数字金融影响企业创新的“机制黑箱”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对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更好地利用数字金融新业态赋能企业创新也具有政策启示作用。

中共十八大以来数字金融发展的居民幸福感提升效应

稳步提升居民幸福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数字金融发展或是人民生活水平和幸福感指数提升的重要因素。运用2013—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发展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升居民幸福感,上述效应是通过网络购物、保险参与度和金融知识水平等渠道实现的。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老年群体、风险厌恶群体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居民群体的幸福感无显著性影响,反映出数字金融发展可能存在数字鸿沟问题。因此,为进一步增强居民幸福感,相关部门应继续推动数字金融发展,提高居民的金融知识水平和教育水平,积极促进弱势群体享受数字金融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数字金融发展与城乡家庭债务风险差异

数字金融的蓬勃发展正深刻地影响着家庭经济行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数字金融发展在给家庭带来“数字红利”的同时,也很可能导致家庭债务风险的累积。因此,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金融发展对城乡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差异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首先,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债务风险具有正向影响,且与城镇家庭相比,其对农村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更大。其次,数字金融发展对中西部地区、金融素养低和收入差距高的农村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更大。最后,数字金融发展通过提升家庭信贷可得性和家庭支付便利性从而加剧了家庭债务风险,且与城镇家庭相比,其对农村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更大。上述结论对于防范城乡家庭债务风险和推进我国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是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利用2011—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数字金融发展会通过降低企业信息不对称与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提高高技能劳动力比重等渠道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数字金融发展对较小规模企业、民营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及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作用更大;进一步分析发现,相较于企业管理层职工,数字金融发展在更大程度上提高了普通职工劳动收入份额,显著缩小了企业内部薪酬差距。因此,建议政府稳步推动数字金融发展,缓解企业资金压力,助力企业技术创新,促进劳动力结构升级,以进一步优化企业内部收入分配格局。

数字金融发展、银行债务融资与企业双元创新

基于双元创新理论,在厘清银行债务融资对双元创新差异影响的基础上重点检验了数字金融发展对两者关系的作用效果。研究结果表明:银行债务融资可促进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且对探索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数字金融发展能够积极影响探索式创新,但冲击了商业银行小额放贷,显著减弱了银行债务融资对融资数额和时限要求不高的利用式创新的促进作用,且在不同发展水平地区的表现有差异。数字金融通过覆盖广度的扩大和使用深度的提升增强了对探索式创新的促进作用,并负向调节银行债务融资与利用式创新的关系。进一步研究双元创新的经济后果发现,探索式创新显著促进了企业价值提升,为数字金融发展影响企业信贷融资、推动企业双元创新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建议。

数字金融发展对共同富裕影响的实证检验

文章基于生产和分配的视角,分析数字金融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利用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份的平衡面板数据,选择系统GMM方法和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可以助力共同富裕,但这种助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在中部地区最强,西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弱。且数字金融发展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存在双门槛特征而非简单的线性函数,当数字金融发展水平低于第一门槛值时,对共同富裕的助力作用最为显著。中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科技创新和资金配置促进共同富裕。因此,应促进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和使用技能均等化,规范数字金融风险的管理,推动科技创新和资金配置,使数字金融发展更好地服务共同富裕。

数字金融发展与区域创新绩效差距

伴随科技与金融市场的深度融合,数字金融对区域创新差距产生了巨大影响。利用2011—2018年中国278个城市样本,基于关系数据分析范式,采用二次指派程序,从全样本、分时期、分年度、分地区四个层面和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对数字金融发展与地区间创新的关系进行了考察。结果显示:数字金融的平衡发展有利于缩小我国地区间创新绩效差距,且作用逐年提升;覆盖广度比使用深度的贡献度大,数字化程度则不显著。从地区异质性视角看,数字金融缩小地区间创新差距的作用只在中、东部地区显著,且覆盖广度与使用深度的影响存在差异。我国现阶段应重视并充分发挥数字金融的潜力,缩小区域间创新水平差距,更好地实现包容性发展的政策目标。

农村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

数字金融的发展对促进我国“三农”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在此背景下,数字金融产品将对农村家庭的生活模式、经济运转以及面临风险的处理等方面产生一定影响。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从农村数字理财产品、数字信贷产品和数字支付产品的使用情况等微观视角,运用熵值法测度农村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并实证探究农村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村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缓解家庭金融风险,在一系列内生性、稳健性检验下结果依旧显著;机制分析表明,农村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提高家庭金融素养和拓宽家庭社会关系来缓解家庭金融风险,且对低收入家庭更为显著;异质性分析发现,农村数字金融发展能显著缓解西部农村地区、低教育程度、老龄化、偏好风险及具有务工经历家庭的金融风险。

数字金融发展对文化传媒上市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推进我国文化自信自强。文化传媒企业是我国文化产业的中坚力量,然而却面临着融资难、融资贵的融资约束困境。基于此背景,文章以我国A股2011—2021年文化传媒上市企业为样本,从文化传媒上市企业融资约束困境为出发点,探索数字金融发展对文化传媒上市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发现,非国有控股、低股权集中度以及小规模文化传媒企业往往面临着更高的融资约束,而数字金融发展显著缓解了文化传媒企业的融资约束。为促使文化传媒企业健康发展,应加大数字金融发展力度,完善文化传媒产业数字金融安全风险防控机制,强化并提高文化传媒企业法制观念。

数字金融发展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

选取2012—2021年中国A股上市高技术制造企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升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且研究结论在经过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提升作用在优质企业、非国有企业、大型企业和东中部地区企业内更明显。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通过提升资本配置效率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两条作用路径,影响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对此,提出健全数字金融治理机制、推动产业链高端集群化发展、充分发挥资本市场枢纽作用的对策建议,以期为增强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提供有益借鉴。